印度是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几乎与比利时差不多。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从现在起经过一代人后，印度的人口将达到15亿，甚至超过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半个世纪前的1947年8月15日，当印度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并宣布独立时，它只有3。55亿人口。他们中的四分之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寿命只有32岁，84%是文盲。这个被称为英国“王冠珍宝”的国家尽管有着辉煌的过去，但仍是一个深受殖民之苦的不发达国家。
学者尼赫鲁在担任政府总理期间，曾下决心让这个第三世界大国迅速实现现代化。他在战前曾了解到苏联的发展体制，但却不太愿意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别于苏联的印度实施这种体制。他深信国家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才能使印度迅速向现代化迈进。尽管他不打算扼杀自由企业，也不打算阻止几大家族自由发挥其活力(如塔塔家族、比尔拉家族，他们在英国统治时期曾创建了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帝国）。但他很快就建立了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其关键部分是计划性。国家机构的权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控制生产总量。强有力的保护主义。炼钢厂、化肥厂、大坝等成为现代印度的新“寺庙”。
一个世纪后，这条“印度发展之路”(实际上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其目标是保证从一个以土地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一个现代工业的国家)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发展，尽管最初确定的许多目标远未达到。虽然印度人口迅猛增长，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仍处在极度贫困中，但它在60年代实施了“绿色革命”，在粮食方面已可以自给自足。与此同时，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文盲减少了一半。这些成果对提高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果很不均衡。印度整个国家的财富虽然比不上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水平，但却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且有能力向太空发射卫星。它每年在自己的大学(甚至在该领域跻身于世界前三位)培养约30万名高级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如班加罗尔研究室和尖端企业(信息产业、电子、电信、航天)的技术人员。而北部的卡纳塔克邦“工业园区”，则是该国的“硅谷”。
然而，近10年来，这种曾对印度发展起到过推进作用的，“尼赫鲁发展模式”，显然已经失去了它的主要力量和效果，今天它甚至在许多方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90年代初，印度的国家机构消耗了国家40％的资金。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70%的雇员在国家机构工作，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工业越来越不利于农村，不利于一个“有6万个村庄的印度”。因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而成为该国人口主体的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不断被蚕食，他们的收入迄今仍在有规律地下降一一这种现象极可能最终抵消“绿色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工业生产没能因此成为发展的推动力，原因是它采取了，极端保护主义政策及随之而来的低生产效率。它的绝大多数消费产品因质量低劣而无法出口：钉子易弯，糖难溶化，肥皂无泡沫，火柴划不着。
大体上说，官僚主义的桎梏越来越制约着人的主动性，极大地限制了印度越来越需要的外资的流人。印度比任何时候更受到“许可证”的拖累。从各方面看它比老的“英国许可证制度”更糟：获取各类执照必须按照规章，不仅耽误时间，也在各领导层产生腐败）。总之，自认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官僚”的国家，并因此正在窒息死亡。
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出任总理后，曾在1984年遇刺前不久试图改变这种已“培育”上百万名种种特权者(其中大部分是她所在党一一国大党的成员)的冗繁体制。但是，这些迟缓而胆小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果。她的儿子拉-甘地在1991年遇刺前所进行的谨慎尝试同样毫无结果。
当年夏天，拉奥毫无准备地当选总理，印度局势已陷人深重的灾难之中，并处在破产的边缘。拉奥和他的新财政部长辛格(一位杰出的高级官员，毕业于美国和英国的知名大校)只能面对这个破烂不堪的摊子。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4%，货币贬值达到18%；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这笔钱勉强能维持8个星期的进口开支。拉奥和辛格没有正面攻击官僚堡垒，认为绕过它在政治上冒的风险更小。于是他们决定放松限制，将生产部门{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国有的)投入竞争中：取消行政许可证制度;将大部分当时仍限于国家或当地集体的经济部门向私营者开放;鼓励外国投资，外国资金从此此可以在合资企业巾占半数以上股份;进口实行自由化，降低关税;鼓励出口；让卢比贬值，并且可以直接进行兑换；放松金融管理。这一切标志着“许可证”制度的结束。
在各个领域(公共赤字、货币贬值、外汇储备、出口、外商投资)，成效几乎立竽见影。今天印度的外贸赤字(经常赤字)已稳定在国民生产总值2%左右。但所有这些成效都微不足道，尤其是相对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而言，尽管它的外资在有序增长。而90年代初不足1%。工业增长在9％至10％左右，农业增长在4.5％左右(当然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货币贬值稳定在10%左右。
然而，困难依然存在。国家财政赤字仍偏高，超过国民生产总值9%，其结果必然导致难以大幅度减少一直占国民生产总值28%左右的国家债务，导致国家和私人储蓄受到“惩罚”，也因此提高了国家目前仍十分有限的投资活动的费用。
实际上，因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一项重要改革一直未能真正实施：大幅度裁减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已迫在眉睫。如同法国教育部长克洛德.阿莱格尔所言：“猛犸”没有以往厉害，但却一直没有“变瘦”。这就是印度民主目前所遇到的中心问题，它不仅十分复杂，甚至非常令人担忧。
半个世纪前的1947年8月15日，当印度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并宣布独立时，它只有3。55亿人口。他们中的四分之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寿命只有32岁，84%是文盲。这个被称为英国“王冠珍宝”的国家尽管有着辉煌的过去，但仍是一个深受殖民之苦的不发达国家。
学者尼赫鲁在担任政府总理期间，曾下决心让这个第三世界大国迅速实现现代化。他在战前曾了解到苏联的发展体制，但却不太愿意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别于苏联的印度实施这种体制。他深信国家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才能使印度迅速向现代化迈进。尽管他不打算扼杀自由企业，也不打算阻止几大家族自由发挥其活力(如塔塔家族、比尔拉家族，他们在英国统治时期曾创建了真正的工业和金融帝国）。但他很快就建立了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其关键部分是计划性。国家机构的权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控制生产总量。强有力的保护主义。炼钢厂、化肥厂、大坝等成为现代印度的新“寺庙”。
一个世纪后，这条“印度发展之路”(实际上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其目标是保证从一个以土地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一个现代工业的国家)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发展，尽管最初确定的许多目标远未达到。虽然印度人口迅猛增长，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仍处在极度贫困中，但它在60年代实施了“绿色革命”，在粮食方面已可以自给自足。与此同时，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文盲减少了一半。这些成果对提高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果很不均衡。印度整个国家的财富虽然比不上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水平，但却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且有能力向太空发射卫星。它每年在自己的大学(甚至在该领域跻身于世界前三位)培养约30万名高级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如班加罗尔研究室和尖端企业(信息产业、电子、电信、航天)的技术人员。而北部的卡纳塔克邦“工业园区”，则是该国的“硅谷”。
然而，近10年来，这种曾对印度发展起到过推进作用的，“尼赫鲁发展模式”，显然已经失去了它的主要力量和效果，今天它甚至在许多方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90年代初，印度的国家机构消耗了国家40％的资金。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70%的雇员在国家机构工作，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和重工业越来越不利于农村，不利于一个“有6万个村庄的印度”。因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而成为该国人口主体的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不断被蚕食，他们的收入迄今仍在有规律地下降一一这种现象极可能最终抵消“绿色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工业生产没能因此成为发展的推动力，原因是它采取了，极端保护主义政策及随之而来的低生产效率。它的绝大多数消费产品因质量低劣而无法出口：钉子易弯，糖难溶化，肥皂无泡沫，火柴划不着。
大体上说，官僚主义的桎梏越来越制约着人的主动性，极大地限制了印度越来越需要的外资的流人。印度比任何时候更受到“许可证”的拖累。从各方面看它比老的“英国许可证制度”更糟：获取各类执照必须按照规章，不仅耽误时间，也在各领导层产生腐败）。总之，自认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官僚”的国家，并因此正在窒息死亡。
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出任总理后，曾在1984年遇刺前不久试图改变这种已“培育”上百万名种种特权者(其中大部分是她所在党一一国大党的成员)的冗繁体制。但是，这些迟缓而胆小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果。她的儿子拉-甘地在1991年遇刺前所进行的谨慎尝试同样毫无结果。
当年夏天，拉奥毫无准备地当选总理，印度局势已陷人深重的灾难之中，并处在破产的边缘。拉奥和他的新财政部长辛格(一位杰出的高级官员，毕业于美国和英国的知名大校)只能面对这个破烂不堪的摊子。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4%，货币贬值达到18%；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这笔钱勉强能维持8个星期的进口开支。拉奥和辛格没有正面攻击官僚堡垒，认为绕过它在政治上冒的风险更小。于是他们决定放松限制，将生产部门{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国有的)投入竞争中：取消行政许可证制度;将大部分当时仍限于国家或当地集体的经济部门向私营者开放;鼓励外国投资，外国资金从此此可以在合资企业巾占半数以上股份;进口实行自由化，降低关税;鼓励出口；让卢比贬值，并且可以直接进行兑换；放松金融管理。这一切标志着“许可证”制度的结束。
在各个领域(公共赤字、货币贬值、外汇储备、出口、外商投资)，成效几乎立竽见影。今天印度的外贸赤字(经常赤字)已稳定在国民生产总值2%左右。但所有这些成效都微不足道，尤其是相对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而言，尽管它的外资在有序增长。而90年代初不足1%。工业增长在9％至10％左右，农业增长在4.5％左右(当然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货币贬值稳定在10%左右。
然而，困难依然存在。国家财政赤字仍偏高，超过国民生产总值9%，其结果必然导致难以大幅度减少一直占国民生产总值28%左右的国家债务，导致国家和私人储蓄受到“惩罚”，也因此提高了国家目前仍十分有限的投资活动的费用。
实际上，因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一项重要改革一直未能真正实施：大幅度裁减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已迫在眉睫。如同法国教育部长克洛德.阿莱格尔所言：“猛犸”没有以往厉害，但却一直没有“变瘦”。这就是印度民主目前所遇到的中心问题，它不仅十分复杂，甚至非常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