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增长吗？以前我们总觉得俄罗斯经济不行，所以相比下来我们的改革非常成功。可现在俄罗斯因为有能源，经济上来了，今后发展势头会不会超过我们？我们又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改革的目标就应该是为了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如果不把这一条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前景很难说。我们现在还在“崛起”，可前苏联曾经够强大的吧，对改革而言，人心向背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政府改革关键究竟在什么地方？不是大部制，所谓大部制，无非又是一次机构、人员的精简。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总在这上面做文章，不灵！现在看来，政府改革的关键就在财政，如果财政不能动就没有意义。我有一个疑问，国家财政究竟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事，还是政府的事。听说有的人民代表犯懒，说所得税调整得太快，弄得人大开会老讨论，能不能就授权给政府来决定这件事。这倒好，自己收税，自己定标准，程序上如何交代？也许人大代表说的是反话，两年前关于税收问题开了个论证会，多数意见是2000—3000，后来定下1600；刚两年，又得调整，这次多数意见是3000，可定了2000，好像两年前的论证会是为这一次调整开的。我不懂财税，可美国经济不景气，政府首先想到的是要减税，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觉得税收越多越好呢。刚说要调整，马上就要加上一句，会少收多少多少个亿，但事实上少收了吗？明明是又多收了！
第二个问题谈谈“吏治”，刚才赵主任已经说过，我都同意。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说武松要上景阳冈，店小二拦住他，说上面有老虎。武松说我不打老虎，我懂政策，这次是来给老虎照相的，你别担心。店小二说，你照相啊，山上有城管，这句话把武松给吓回去了。这个漫画很逗。中国吏治，尤其是基层的吏治，很成问题，我们现在抓贪官抓得很热闹，但是官场上看来还有昏官乃至恶霸官无数，有的还是“权、钱、黑”在合谋，怎么办？但中国官场唯上，所以吏治没法根本改变。
还有，就是干部的非专业化，到现在还是“万金油”，抹到哪里都行。最麻烦的是，只要一升迁，水平就上去了。一个政府部门，一个省，大家的眼睛，包括副部长（副省长）、司长（厅局长），都盯着部长（书记、省长）转，因为他一开口就几乎是真理。看看发达国家怎么决策，咱们是怎么决策，这个问题不解决，哪有科学发展观？
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大家都讲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很满意，尤其农民很满意。但我所了解到的基层情况却未必是这样。现在食品涨价，涨这么高，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农民究竟得了多少。刚才是哪位举的例子，东北粮食丰收了，市场上的粮价也涨上去了，可农民卖粮的价格却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现在给农民补这补那，十几项，但都是小钱，难道不可以归拢这些钱来把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完善一下吗？我同意大家从国企拿钱来做社会保障的意见，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制度分配，只会扩大差距，不会减少差距。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可能也要考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有很多社会阶层，很多人是遭受损失的，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帮助国家度过了难关。现代国家经济好了，有钱了，是否应该考虑给他们补偿。当年的“40—50部队”现在正在或者即将进入晚年，他们的晚景可能很凄凉，是否应该考虑适当给他们补偿。另外，对农民也要有所补偿，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人，中国老龄化的苦果将来一定在农村而不在城市。城市缺劳动力会有大批农村青年人来补充，但农村最后留下来的是老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像至今没有人考虑。
政府改革关键究竟在什么地方？不是大部制，所谓大部制，无非又是一次机构、人员的精简。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总在这上面做文章，不灵！现在看来，政府改革的关键就在财政，如果财政不能动就没有意义。我有一个疑问，国家财政究竟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事，还是政府的事。听说有的人民代表犯懒，说所得税调整得太快，弄得人大开会老讨论，能不能就授权给政府来决定这件事。这倒好，自己收税，自己定标准，程序上如何交代？也许人大代表说的是反话，两年前关于税收问题开了个论证会，多数意见是2000—3000，后来定下1600；刚两年，又得调整，这次多数意见是3000，可定了2000，好像两年前的论证会是为这一次调整开的。我不懂财税，可美国经济不景气，政府首先想到的是要减税，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觉得税收越多越好呢。刚说要调整，马上就要加上一句，会少收多少多少个亿，但事实上少收了吗？明明是又多收了！
第二个问题谈谈“吏治”，刚才赵主任已经说过，我都同意。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说武松要上景阳冈，店小二拦住他，说上面有老虎。武松说我不打老虎，我懂政策，这次是来给老虎照相的，你别担心。店小二说，你照相啊，山上有城管，这句话把武松给吓回去了。这个漫画很逗。中国吏治，尤其是基层的吏治，很成问题，我们现在抓贪官抓得很热闹，但是官场上看来还有昏官乃至恶霸官无数，有的还是“权、钱、黑”在合谋，怎么办？但中国官场唯上，所以吏治没法根本改变。
还有，就是干部的非专业化，到现在还是“万金油”，抹到哪里都行。最麻烦的是，只要一升迁，水平就上去了。一个政府部门，一个省，大家的眼睛，包括副部长（副省长）、司长（厅局长），都盯着部长（书记、省长）转，因为他一开口就几乎是真理。看看发达国家怎么决策，咱们是怎么决策，这个问题不解决，哪有科学发展观？
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大家都讲形势一片大好，老百姓很满意，尤其农民很满意。但我所了解到的基层情况却未必是这样。现在食品涨价，涨这么高，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农民究竟得了多少。刚才是哪位举的例子，东北粮食丰收了，市场上的粮价也涨上去了，可农民卖粮的价格却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现在给农民补这补那，十几项，但都是小钱，难道不可以归拢这些钱来把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完善一下吗？我同意大家从国企拿钱来做社会保障的意见，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制度分配，只会扩大差距，不会减少差距。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可能也要考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有很多社会阶层，很多人是遭受损失的，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帮助国家度过了难关。现代国家经济好了，有钱了，是否应该考虑给他们补偿。当年的“40—50部队”现在正在或者即将进入晚年，他们的晚景可能很凄凉，是否应该考虑适当给他们补偿。另外，对农民也要有所补偿，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人，中国老龄化的苦果将来一定在农村而不在城市。城市缺劳动力会有大批农村青年人来补充，但农村最后留下来的是老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像至今没有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