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国富民穷”正当时
28岁的安徽外来农民工王小喜(化名)的66岁的母亲猝死租房中,拮据不堪的他含泪将遗体装在麻袋里,沉尸“水葬”于福建南安市码头镇大庭村黑石潭(海峡都市报11月29日)。9岁男孩小海因发烧不适,找父母要10元钱去看病抓药,家贫缺钱的父母相互推诿,小海遂在房间里用红领巾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广州日报》12月1日)。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穷:两个堂兄弟合娶一个媳妇;8户人家、30多口人,全都住在山洞里;每天三顿吃苞谷面炒洋芋粉,称作“金裹银”(重庆晚报11月26日)。早些时候,四川、重庆两地的多个县市,陆续出现中、小学教师“罢课”事件,教师们采取各种柔性抗争方式,表达对待遇过低、生存状况窘迫的不满。(据《南风窗》杂志等报道)。
这是因为什么?一个字:穷。近些年来许多地方的群体事件,真正原因也还是百姓穷。比如,贵州“6.28”翁安事件,根本还是老百姓穷。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穷?改革发展成果分配不公。以川渝中小学老师“罢课”为例,按照现行《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工资应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水平。而随着近年来公务员综合待遇的不断提高,原地踏步甚至有所降低的教师待遇,远远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只及前者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过低的工资待遇使教师,尤其是贫困乡村的教师,处于“年轻老师养不起自己,中年老师养不起家”,“在社会中得不到起码的尊重,非常苦闷”的尴尬境地。
其实,最根本的分配不公还是国家与人民的分配,国家占的比重太大,人民得的太少。就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从收入分配上看,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占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占GDP的37.5%,政府消费则占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了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其次,跟其他国家比较,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解决中国目前遇到的金融危机问题,有许多办法。当然,绝对不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那种把穷人叫住“待富者”的“理论创新”,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了没有穷人的国家的办法,而是要改变支撑目前“国富民穷”的分配制度。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第一,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第二,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第三,要让利于民,国家不要与民争利。为什么许多百姓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仅管普遍贫穷,但是百姓消费占大头;为什么现在百姓不满情绪高涨,因为国富民穷,国家与民争利,百姓手里还是没有多少点钱。
上面三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如果我们再不注意从根本上扭转分配不公,再不注意在推进经改的同时配套推进政改,那么,诸如“沉尸葬母”、“红领巾自缢”这样的悲剧就不会终结,翁安事件、川渝“罢课”这样的事件也不会终结。一句话,现在是扭转“国富民穷”的时候了,即是让全体人民真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