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国富民穷”正当时
28岁的安徽外来农民工王小喜(化名)的66岁的母亲猝死租房中，拮据不堪的他含泪将遗体装在麻袋里，沉尸“水葬”于福建南安市码头镇大庭村黑石潭（海峡都市报11月29日）。9岁男孩小海因发烧不适，找父母要10元钱去看病抓药，家贫缺钱的父母相互推诿，小海遂在房间里用红领巾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广州日报》12月1日)。这一切都是因为太穷:两个堂兄弟合娶一个媳妇；8户人家、30多口人，全都住在山洞里；每天三顿吃苞谷面炒洋芋粉，称作“金裹银”（重庆晚报11月26日）。早些时候，四川、重庆两地的多个县市，陆续出现中、小学教师“罢课”事件，教师们采取各种柔性抗争方式，表达对待遇过低、生存状况窘迫的不满。（据《南风窗》杂志等报道）。
这是因为什么？一个字：穷。近些年来许多地方的群体事件，真正原因也还是百姓穷。比如，贵州“6.28”翁安事件，根本还是老百姓穷。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穷？改革发展成果分配不公。以川渝中小学老师“罢课”为例，按照现行《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工资应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水平。而随着近年来公务员综合待遇的不断提高，原地踏步甚至有所降低的教师待遇，远远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只及前者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过低的工资待遇使教师，尤其是贫困乡村的教师，处于“年轻老师养不起自己，中年老师养不起家”，“在社会中得不到起码的尊重，非常苦闷”的尴尬境地。
其实，最根本的分配不公还是国家与人民的分配，国家占的比重太大，人民得的太少。就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从收入分配上看，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占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占GDP的37.5%，政府消费则占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了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其次，跟其他国家比较，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解决中国目前遇到的金融危机问题，有许多办法。当然，绝对不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那种把穷人叫住“待富者”的“理论创新”，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了没有穷人的国家的办法，而是要改变支撑目前“国富民穷”的分配制度。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第一，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第二，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第三，要让利于民，国家不要与民争利。为什么许多百姓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仅管普遍贫穷，但是百姓消费占大头；为什么现在百姓不满情绪高涨，因为国富民穷，国家与民争利，百姓手里还是没有多少点钱。
上面三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如果我们再不注意从根本上扭转分配不公，再不注意在推进经改的同时配套推进政改，那么，诸如“沉尸葬母”、“红领巾自缢”这样的悲剧就不会终结，翁安事件、川渝“罢课”这样的事件也不会终结。一句话，现在是扭转“国富民穷”的时候了，即是让全体人民真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