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正在成都府南河一侧四川音乐学院那个娇小玲珑的院子里自由自在快乐地学习,徜徉于烂漫多彩的音乐王国的迷幻境地中,心底时时流淌着一种恍若梦中的幸福感。有时我甚至不敢相信,我,怎么就如此轻而易举地上了大学,还上了被称为艺术金字塔塔尖的音乐学院?我入学的时候,甚至连我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双亲都未获得平反,戴了整整20年右派分子帽子的长兄也未得到改正,可我竟然就这样坐进了大学的课堂!尽管我从小的志向并不是做音乐家,可我还是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有多少人用羡慕的眼光在盯着我啊!
也就在那个阴冷的冬天,我隐隐约约看到了政治局势的变化,发现家庭的种种“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羁绊与障碍,而其时在京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有如在我的眼前推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让我12年来第一次有了对生活的憧憬,也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
那时候我开始思考:我今后要做什么?
其实我在音乐学院混得不错,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因为文革前读了完整的高中,文化素质亦非常人可比,在学校已经小有名气。但是我并不想把一生交给音乐,不是我不爱音乐,而是我感到音乐不能作为职业,起码我自己不想以音乐为生。
后来我放弃了去文工团工作的机会,径直回到在文革期间收留了我的那个小城江津,在聂帅的母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很真诚也很坦白,我并不想一辈子以教书为生,更不愿意呆在那个当时非常落后非常闭塞的县城,过着日复一日的贫苦乏味的生活,于是开始了历时数年的奋斗。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奋斗比较单纯、单一,经受了文革炼狱般煎熬的我辈,是不冀望于仕途的,那时也没有今日社会如此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生活,其时所谓的奋斗,不过是用笔写小说,写文章,去挤被人称为“独木桥”的作家之路。可叹的是,成千上万人的梦想付之东流,而我却成功了。1985年春天,我加入了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十年之后,我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此后能够进入报界,也完全是写作的结果。开始是重庆体育报的几位老师,在国家体委办的报纸《体育报》上发现了我写的体育题材小说,而后费尽心思将我调入了市体委宣教处,这其中的麻烦和蹉跎足可以写一本书;再后来重庆日报社的几位老报人将我调入刚刚创办两年的晚报副刊部,手续却又出奇的快捷与简单:我没有跑任何关系,更没有花一分钱请客送礼,不过几天功夫,就成了党报的正式员工。至今每每忆及,我都会为老一代报人的这种高尚的精神与情操慨叹唏嘘不已。没有任何社会背景,根不正苗不红的我,进入报社短短七年时间,便从一个小编辑被逐步提拔成了晚报副总编,鄙人不敢用“任人唯贤”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却深知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看重的是你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看到的是你身上的长处与优点。
记得当年写过一篇工作杂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我的心境和想法,不妨摘录些许于此——
原本从未想过当编辑。
说实话,此前从未想到还会与读不完看不尽的文山稿海偕伴终身。笔者当过十多年教师,一学期最多时曾任教于八个班,每日办公桌前作业本堆成小山似的,浏览一遍就需八九个小时。编辑虽与之有所不同,但耗尽心血照亮别人前程乃同一辙也!
那时候年轻,晚上通宵达旦地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也写新闻,然后天女撒花般地寄出去,待飘着墨香的铅字呈现在眼前时,便捧着读上几遍,时时为自己的所谓妙笔沾沾自喜,为编辑的改动、删节蹙眉深思。不必讳言,那时候还真有点妄自尊大,也常常为所发稿上的几个错字埋怨不休,却从未想过还有什么人为我的文章付出过劳动,心底的潜意识中,总觉得文章的屡被刊用是其本身的价值,是因为自己的写作水平非同一般……
编辑苦。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当过“编辑"。文革中的小报,下乡时公社的油印报,任教时的校刊……但那种编辑是生活中的一种调谐,不觉辛苦,只觉快乐!加之那时没有润笔,没有名利,只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劳动,甚至没有想到表现自我和自我实现。
当大笔大笔的稿费汇到你手中,生活为之改善,妻子为之欢颜,朋友为之羡慕时,你会感到一种功利的满足。然而真正的满足是精神上的,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炮制”出来的作品是你生活中最强有力的推进器,这中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哲理。我们不是为文学而活着,但文学确确实实在改变着每一个作者的生活。
开始,阅读着别人的作品,为之润色,为之删改,甚至为之重新构思时,说实说,我感受不到什么快乐。把自己的心血浇灌在以别人之名命名的鲜花上,那真不是个滋味。更何况,在你阅读过的大量文稿中,有希望变成铅字的,不过百里挑一而已,如坐针毡,这是我初当编辑时的全部感觉。当一个灵感出现,急欲完成自己的作品时尤其如此。
编辑苦,几位老同志是楷模。他们从早到晚端坐于办公桌前,读那些永远读不完的稿件,改那些永远改不完的大样。几十年生涯,全耗费在无声无息地替人作嫁衣裳的劳动之中。两鬓渐白,一身病痛,仍在默默奉献,全无怨言。
我心为之震撼!
我此时方才明白,我以前写的那些“大作",要经过多少编辑校对之手,编、审、组版才能变成见诸报刊的文章。成绩是我的,稿费是我的,而他们熬干了心血熬白了头。
我心中潮起潮伏。编辑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高大起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与世界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岗位。更何况,苦与乐也是紧密相连的。
苦中有乐。
今年春节前夕,我不慎扭伤了腰,坚持上了两天班,腰痛竟愈加重。万众欢腾的日子里,我却独卧病床,于是我写了《孤独的节日》,刊在《周末》版上。
几日之后,一位读者来信了。信中说:“虽然春节已过,虽然是一个孤独的春节,但是,请接受这迟来的祝福!春节快乐!”署名为:一个受到教育的人。还附来一张小小的贺年片。
说实话,贺年片虽小,我受到的感动却至今难以消失。我体味到一个编辑给人带来慰藉之后的回报。
这样的例子何止一个。
一位作者因为个人生活上的挫折以及世人的漠然,痛苦得想跳河自尽。绝望中,此人寄来一篇诉说个人遭遇的文稿,读后我侧隐之心顿生,劝其切莫轻生。见其文笔不错,建议另写一些稿子寄来。不久,此人的数篇文章经我编后发出,生活的勇气倍增,笔耕不辍,此后被某报录用为记者。办手续那天,该作者来电话感谢,言辞耿耿,潸然泪下。后来,又告已圆满解决个人问题,扬起了新的生活之帆。
我这时才明白了,编辑手中的笔有如园丁手中的剪,几多心血付出却有鲜花绿荫收获。
当编辑数年,经我之手所发稿成百上千,接触业余作者通讯员形形色色。有人因几篇文章而升迁,有人因名气渐大而发迹,有人因此而觅得俊夫娇妻,也有人因剽窃而声名狼籍……编辑窗虽小,却能窥得斑斓人生、五彩世界呀!
编辑不仅有乐有苦,也有道不尽的烦和愁。
累也罢,苦也罢,最烦人的大概是对编辑的不理解。
尽管苦和累,但编辑大权在握,文章的“生死"全在笔下。有人认为编辑只认熟人,只认朋友,其实,编辑何不想案头上全是精粹之作,何不想报刊上全是神来之笔?!编辑对烂竽充数之作有一种天生的恶感,对只知拉关系写不出妙笔文章的作者只能嗤之以鼻!
一位很有实力的作者只知道快速生产大批文摘稿件。我直言不讳责之只知道找钱而不珍惜自己的名誉和青春岁月。他改了,苦干两载,作品累累。
一位中学生好高骛远,总想成个什么作家",我劝他先读点书,充实自己再说。他写信来说我瞧不起他,称十年之后再来与许某一较高下。行!我想,有十年时光卧薪尝胆,他一定比我强多了。
编辑不仅仅是花工,还应该是作者的朋友,初出茅庐者的引路人。如果每位编辑皆如此,则善莫大焉!
人是要讲一点奉献精神的,你给予别人的多,自己得到的也必然多。编辑工作,是一种神圣而无私的奉献,而我们得到的却是几十万读者和作者的关心和爱护。编辑手中的权力,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切不可漠然待之。
将心投入,以诚待之,我想,这是我做编辑的全部诀窍。有能力还不行,还要有一份真诚的挚爱之心,有了这份挚爱之心,才能编出好作品,发现好人才,培养好作者。
我在重庆晚报工作到1997年10月,而后又遵命去重庆日报副刊部干到1999年7月。20多年的奋斗还算顺利,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其时50出头,应该是没有抱负没有追求的了。哪知却又“鬼迷心窍”,在朋友的鼓动下,竟抱着“成则可喜,败也无憾”的信条跑到重庆经济报去当了五年老总,吃够了“无米之炊”之苦,受够了该受或不该受的气,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这五年真正切身体会到当“一把手”的艰辛与不易。好不容易把报纸做起来了,却又因“年事已高”离开了,那真是一种渴望放弃却又依依不舍的感觉,这种感觉如今仍在心中萦回发酵,相信终有一天会把它写成文学作品公诸于众;但心中还是胆怯,因为害怕会得罪了什么人,或者担心笔力不逮,又会弄成一堆废纸,如今的废纸已经太多了。
俗话说人生之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其中的确有辩证法的道理。我就这样河东河西走来走去,不觉中已经走到金色的黄昏,回首既往,五味杂陈;瞻望前程,快乐相对。30年改革开放让我等赶上了一趟又一趟的末班车,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愈加丰富多彩,真是托共产党的福,托小平同志的福,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享受更多更美的改革开放成果,实在是此生的幸事也!
2008.12.12于听风楼
(注:此文为某新闻类杂志约稿)
三十年河西河东——改革开放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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