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哪一种方式解放农民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庞青云说：我这一生如履薄冰。不顺从悲惨命运，而且是底层中最精英者，庞青云一生站在无所依托的薄冰上。

《投名状》看起来，是三个底层英雄、一个女人以及无数炮灰的悲剧，其实是庞青云一个人的悲剧。他将悲惨的一切都担负在自己身上，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电影海报中说，1870年秋，庞青云一身官服，在城墙顶俯瞰自己的就职典礼舞台；充满理想、胸怀壮志的他，如果没有走上这条不归路，极可能是推翻腐败清庭的新中国革命者之一，创大事业名留青史。

庞青云到底是谁，这是一个秘密：他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同路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对腐朽秩序的革命，而庞青云同样基于义愤的熊熊烈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推翻腐败清庭。同路人特殊的方式，是荆轲刺秦，并且取而代之，然后用权力实现乌托邦理想。

庞青云杀掉赵二虎，《投名状》三兄弟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是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两个樊于期，一个刺秦的荆轲。其实应该说就一个樊于期。赵二虎虽然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可是其政治品质，正是一个太平天国的纯净精神。在底层农民眼中的造反者领袖，必须如同赵二虎。

赵二虎从农民身份脱离开始，做好送死的准备。当不畏惧死亡，行动就获得神圣的品质，就有超凡魅力。他明明谋略不如庞青云，智慧不如庞青云，手段不如庞青云，却威望高过庞青云。即使庞青云能够把农民反叛带到京都，坐上龙椅，庞青云也永远不如赵二虎。胜利也是物质的，永远不如精神。

这样的高度，可以让兄弟们为了他的目标牺牲，必要时，他也可以为他们而牺牲。赵二虎太平天国的纯净精神，也正因了这一点，苏州守将信任了他，将一城百姓几千兵的性命都托付给了他这个刺客。

当太平天国即将失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或者把坦然赴死的二虎献上祭坛，都是为了太平天国的伟大目标。谋杀赵二虎一节，庞青云饮酒独白，尤为出彩，“你会明白，我这样做是对的！”面对空置的座椅，庞青云被自己涕泗纵横。他们的愿望，只有荆轲才能给得了。

当死亡和毁灭，是最佳选择的时候，苟活下来的，把任务承担而埋伏下来的，比选择死亡艰难多了。每一个人都是将死的，或者已经求死的人，活着是生命的重负，试图逃避的重厄。每一个人都未必把生命看得很重，《投名状》杀人，被杀者也未必愤慨。当樊于期献出自己人头，也强过被统治者杀害。

:理想异常真诚，毫无疑问烧着熊熊火焰。因为这种理想，是庞青云本身的命运，以前悲惨的命运，连在一起。庞青云一辈子，走不出悲惨的过去。这是对以前悲惨命运的抗争，这是对自身的拯救。庞青云结拜前，在战争的失败死过一回，让他重新愿意回到底层，接回地气，更加燃烧心中的火焰。

在苏州城的杀罚决断整肃军纪，说明庞青云一种警惕，那就是当弱者成为强者，不能像过去强者一样。这里和奴隶领袖斯巴达科斯，阻止起义的罗马奴隶屠杀罗马战俘，一样的思想深度。庞青云惩处奸污民女的士兵他维持的是一个从未宣布过的军纪。他讲的那个故事，一个捕快可以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殴打一个穷人，就是因为他是捕快是个官，就有权打。

庞青云手段之极端无耻卑劣，更是水涨船高（当然是污水），抬高了庞青云理想的高度和强度。赵二虎稍微明白了点儿，被杀掉前对女人说，大哥可能是对的。姜舞阳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庞青云，认为被欺骗。这是不同世界的人。

应该说老大老二老三虽然是兄弟共同体，但是灵魂却是不同的。这种兄弟共同体是外在的，公共的，三个人同床异梦。就内在灵魂层面，老大老二还有一个沟通，而老三纯粹是一个小弟。公共的层面挺多是共同承担命运的共同体，而没有达到兄弟共同体所要求的兄弟之间是“相似的你我”的境界。同富贵共生死，这种共同体的使命是底层的爬升，而庞青云曾经军官的身份，给来老二老三赵大嫂爬升的想象力。

庞青云是处在矛盾中的人。他有野心，他为了实现他的野心，用大道理来迷惑两个兄弟让他们跟着他走。另一方面他又想顾全两个兄弟。他们都是单纯的人，单纯地相信自己觉得要相信的，可是都死在了自己的相信中。庞青云也同样甘愿地死在自己的相信中。

在三座高峰当作，老大老二其实很容易联结，而老三与老二可以连成一体，只有老三与老大截然对立。一个受制于命运的残暴，一个一无所有的单纯。姜舞阳就有独白：他说他不相信投名状。

《水浒传》里，指的是落草为寇之时，为了获得同伴们的信任，先去杀一个人，用其人头作投名状，是个断了自己退路，不会出卖同伙的意思。纳《投名状》杀一人，杀人是为了维护一种共同的精神。乱我兄弟者，皆可杀；兄弟乱我兄弟者，皆可杀。通过杀一人，就把纳《投名状》的英雄，与之外的任何人平民，就平等起来。平等是需要血祭的，并不是没有代价就可以获得。

老大庞青云明知投名状之意，兄弟乱我兄弟者，皆可杀，为什么不一起杀了老三姜舞阳，以防自己被老三杀死？况且后来对老三的刺杀百般相让。庞青云虽然满手污血，但是内心深处，亲近于老三。老三是另外一个他自己，所以老大和老三是截然不同的对立面。

从来就人可以做到什么造福一方、泽被万民，也从来没有人人乐业的终极天堂。当庞青云一次次地以儒家理想编造的美丽幻像，安慰自己的暴虐、抢掠、阴谋、交易、坑俘、杀弟时，当姜舞阳一次次说服自己，大哥“他是对的”。

只有老三姜舞阳是最幸福的。政治伟业中的任何不伦理的，任何良心的压迫，都与老三无关。只有一个纯洁、无马基雅维利主义污染的老三。正是因为老三与老大老二，是青年与成熟者（要做事，必然受制于现实，必然要被污染）的格格不入，老三成为带剑的契约守护者。这种距离，并不比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中，小孩眼里的成人世界，与小孩之间的距离更近。　

本来，大哥距离成功已仅有一步之遥，但他的作为伤透了对他崇拜不已的三弟。就在就职大典上，就在权势如日中天的最辉煌时刻，大哥竟横死于刺客之。庞青云对投名状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尽管其外表和行为与之相反。内心深处，为之颤抖恐惧，但是外表却要征服之。

《投名状》的契约精神，赵二虎的英雄担负，庞青云的韬略，姜舞阳的单纯，都无法对抗命运。起义本来就是一种悲剧，注定要失败的，即使当了皇帝还是悲剧，起义变质了。任何努力的都是没有的，这是一种何等的悲伤。人在命运前，被无力感和荒谬感攫取。美好的东西，可以用来对抗残酷命运的，温暖人心的，一点一点失去。

没有件事情，可以自己说了算，筹划好了，就可以决定胜负。一切都在下赌注。例如庞青云力主攻打南京，二虎要带部分跟随他的士兵出走。庞青云跪乞二虎随行，二虎说若庞青云决断正确，等南京城破，还跪于其，若错就杀了庞青云。

纳《投名状》，攻舒城、下苏州，打南京，胜利都是侥幸的。这事究竟怎样，全看命运老爷的高兴。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庞青云。庞青云就如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试图征服命运女神的伟男子，一直都在追求一种绝对的控制权，然而他和每一个兵一样，全都受制于命运的拨弄。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曾赞美曾国藩的丰功伟绩，而曾国藩摇摇头说，完全侥幸。

皇帝是天子，朝廷构成了一种绝对力量。在背叛者心理，对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比不背叛者更加强烈。这是历史命运铁一般规律，背叛者就是猫爪中的小老鼠。背叛者有一种内心的恐惧，那与盗贼一样。不管如何宣布自己是替天行道的，当面对朝廷的超验正当性时，这种恐惧就暴露出来。没有所谓的“合法”基础，而所依赖的暴力又不足以保障不被更强大的暴力镇压时，背叛者是如此的脆弱。当饥民用生命换来的狂欢尚未散尽，他们的恐惧早已悄然掩至。

必死性的光明神教

乱世如此真实。人人饥民，在生存底线以下挣扎，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当自我保存成为最紧迫的需要时，王法、天理、正邪，都可以成为身外之物。孰生孰死，成为首要的标准。一顿饱饭，几个如喂狗般抛散的馒头，就可以让饥民们舍弃生死，毫无考虑地去抢劫令人生怖的军粮。

“他们有枪，我们没有。”当凶恶的“朝廷”官兵用枪指着处于绝对劣势的赵二虎，合法地夺取他们以命搏来的粮食时，被鞭打的赵二虎终于清醒了这个乱世生存的关键。而深知此点的庞青云审时度势，那就投军投靠朝廷。当朝廷剥去了合法性外衣，当然是一个黑社会，一种土匪。要当，就当最大的匪。而朝廷，也正是那个赵二虎口中最大的匪。随后的一切暴力，也因之有了合法的基础。

影片一开场就说得很明白：吃了馒头，就去给我做事。更高一级的，则是合法的抢掠，顶着官兵的名义，干的仍是“抢粮，抢钱，抢地盘（一说抢娘们，这个版本可能更近于原貌）”。当朝廷成为最大的土匪，那么所有的地方，都是丛林法则，人就成为野兽。

那么这里就有两种办法，一种背叛革命或称为土匪，成为秩序的敌人；一种成为人上人，成为秩序的获益者。对底层人来说，权力就是拯救，有了权力就没人敢欺负他了，所以他要用尽一切力量和努力往上爬。这里不仅为了自己，而且有可能还为别人。而当他爬上来之后呢？庞青云居然要实现他的伟大愿望：好好治理江苏，让老百姓不再受苦。

赵二虎们的选择，在此时只剩下了两种：反抗，或者顺从死亡。但是反抗的退路总被堵上了，太平天国已是日落西山。　投靠朝廷向上当官和向下土匪，是从日常庸俗的生活，受到生存必然性约束中逃离。

黑土地上连朝黄土背朝天，类似于植物般的自然生活，只要是心中沸腾的人，都或多或少的要逃离。在这种维度来看，朝廷与黑社会一样。黑社会是一种原始正义感的“极权主义运动”，构成一个古典农村自然生活方式的调剂。革命者给未显现的精英开路，使他们有机会摆脱底层的生活条件，享受政治领域的辉煌与荣耀，从卑微的泥土上升到以前可望不可即，甚至不可望的掌权位置。黑社会可以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替代品。

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侠客梦和状元驸马梦。侠客乱世枭雄，跨马横刀，啸聚山林。状元金科及第，风光无限，荣华富贵。一边是手足情深、一边是仕途大路。投靠朝廷向上当官和向下土匪，都需要一个共同体，需要一个《投名状》，来维系共同情感，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黑社会和土匪，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具有游击队的政治性质，以脱离乡土生活的方式，捍卫乡土秩序。毛泽东喜欢《水浒》，肯定触摸到一个黑暗而本能的精神。

黑社会是一种另外的生活世界，是一种与阳光之下的希腊政治自由理想对立的，处于黑夜之中的王制与他们的伙伴组成的城邦。希腊城邦构成对乡土伦理的超越，人们从家庭中走出，参与到公共事业中来，而黑社会同时构成一种超越和一种调剂。从家庭中走出都是一样的，但是参与的，希腊城邦是普遍性的，自由的公共事业，而黑社会是生存的必然性的，前政治的。

黑社会是为了抵抗命运，而顺从与命运和必然性的共同体。黑社会的成员，首先具备的资格是死亡。也就是只有不怕死，像军人那样，才能有勇气。所以古典的德行“勇气”，正是植根于这种一种考量，反正寿命是有限的，早死晚死都一样，还不如如何活在人人们心中或者写入历史到达声名不朽，来得重要。只有中产阶级，才觉得死亡是遥远的，或者是不可能的。而除了中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层，例如贵族、农民甚至君王，都是死亡恐惧的永远战俘。

“记住我的脸，下辈子找我报仇。死亡不过是个疤，不认为死亡是彻底的虚无。有来生，构成延续，才有此世的勇敢。 “记住我的脸，下辈子找我报仇。”黑社会的生命观念，有一种有下辈子的来生来世做铺垫。如果没有，那么勇气作为政治德行，就云霄云散了。

生命可以轻视，是相信十八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这种信心隐隐约约地，作为脊梁骨支撑着。纳《投名状》时赵二虎毫不考虑最爽快地把无辜路人甲干了，姜舞阳像电玩般把路人乙干了，庞青云稍为犹豫说着下次投胎找我报仇，把路人丙干了。

当死亡成为资格，日常生活的伦理，就变为可笑的东西。人的必死性软化了现实死亡的残酷，嘲笑了道德伦理的自足。当黑社会共同体内的纪律，建立在这种自然基础之上时，就呈现出来，有时极度严酷严格，有时却软弱无力的不稳定状态。义气和不讲义气，盗亦有道与无道，最严格的禁欲主义和最无耻的个人欲望都可以正当化，都变得有可能，不可捉摸。这样的共同体，同样加剧了恐惧和压迫，但是与日常生活相比，却多了一层精神纽带。为了这一层精神纽带，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当杀人成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也就意味着生命权的极端不重要。如此对待生命权，是矛盾的反讽的，为了自我保存和生命权，而毁灭生命权。杀一个人等于自己死过一会，生命不再成为首要价值，而是得不到的。渴望得到的东西，悬浮于生命之上，成为首要价值，而生命仅仅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可以为这些东西牺牲掉。

赵二虎构成底层百姓中，对太平天国以及一切农民运动的美好层面的期待。而当二虎进入《投名状》，服从于老大旁青云，也说明底层民众，也意识到了老大与自己之间的革命共同体，鱼水之情的杂质深入。这种体验，在姚雪垠的《李自成》中说了一次，李自成获得儒生牛金星的背书时，原来兄弟觉得有了隔阂感。在朱元璋获得江浙士大夫的支持时，他的兄弟也同样有了隔阂。更早是刘邦，刘邦称帝之后，有了孙叔通，兄弟情感就破碎了。这说明，儒家和上下尊卑的建立是这种共同体的破坏因素。儒家对革命中的兄弟之情，是天敌，还有一个妨碍就是女人，朋友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皇室作为一个中立性的君主，在底层民众与知识官僚集团之间保持中立，尽管很不成功。慈禧太后，就在庞青云与代表儒生集团的曾国藩之间搞平衡，破格提拔庞青云为两江总督。

庞青云成为一个棋子。庞青云代表底层，与慈禧太后答应他三年免税之间，相互辉映。在庞青云与曾国藩的对立，正是底层民众与知识官僚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太平天国呈现出来的知识、政治之间的内在缺陷，为孙中山毛泽东衣钵相承。

现代化技术的引入，并没有和解，相反激化加剧了这种对立。庞青云死于的曾国藩枪下。枪作为大清洋务运动的象征。大清皇室向西方要的，恐怕也仅仅是枪而已。庞青云装作死于老三的刀下，也不过是对《投名状》的确认。然后最幸福的老三姜舞阳，悲壮的呐喊，杀人者姜舞阳（我仿佛看成了与荆轲同行的秦舞阳），掩盖了底层民众与知识官僚集团，成为底层民众之共同契约投名状的守护。

在必死性和生存底线以下，死亡就是早晚要还的债务，早死与晚死，差别不大。用死亡获得血酬，还算死得有价值，例如攻舒城的时候，明白的契约，去死就获得补偿。这与山西矿工的遭遇一样。渴望与死亡并列，是等同的。得到渴望也成，得到死亡也成，渴望满足了，也是暂时的，还是无法摆脱死亡恐惧和虚无。在命运之前的赌博，每一个人很渺小。这样的平等者，在死亡面前平等。

死亡对于苏州守将来说，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曾经如毒龙般的贫困，太平纯洁天国精神的失落，败局就在眼前，生命的存在，是一种重负，更何况爱妻在苏州城外等着花好月圆。其实对于很多，拥有极高智慧的起义首领来说，例如斯巴达克斯，一开始就知道起义必然失败，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死亡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甜美的拥抱。对于反叛者，顺从死神，是他的皈依。死亡比活着容易。庞青云倒在四月冰冷雨水中，脸上掠过一丝凄美的笑。

女人作为幸福的象征

“抢钱、抢粮、抢娘们（内地版作“抢地盘”）！，土地和女人，都是物化的对象。女人作为希望的象征物，欲望满足的象征。女人作为一种拯救的寄托，拒绝死亡，是温饱，幸福与拯救。正如破庙里那一夜赵大嫂给予庞青云的。

正如阿伦特说，二十世纪欧洲暴民是资产阶级的纯欲望表达。赵大嫂一个女人，来作为欲望的象征符号，比男性暴民更合适。因此三兄弟与赵大嫂的一切，可以作为底层向上爬升的欲望带来的复杂结果，来看待。赵大嫂对乌托邦灯蛾扑火，取自灭亡。

赵大嫂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底层向上爬升的欲望。庞青云的身份和可能获得的权力是赵大嫂的乌托邦，于是灯蛾扑火。赵二虎在赵大嫂眼里，仅仅是个好人，甚至把赵大嫂从奴隶状态中解救出来，也是对赵大嫂心思的不理解。赵大嫂多次从自己的土地上逃离，对贫苦不惜一切代价告别。赵大嫂要的是富裕高贵，而不是自由的身份。庞青云理解，说赵二虎不知道赵大嫂心变了。赵大嫂与老大的关系，其实与老二无关。赵大嫂评价赵二虎是好人，与其自身追求富裕高贵，都是有着自然的道德基础。

大哥与老三，两种极端的对立，一种政治现实主义，一个纯净精神存在。三个兄弟，一个女人。三座高峰，都“倒影”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赵大嫂一生的命运，也是这同时是三兄弟共同命运。朝廷是老大的乌托邦，老大和曾国藩一样，隐含着要夺取天下，然后带来穷人命运的改变的美好理想。赵大嫂当老二压寨夫人，取消乌托邦梦想，或许是适宜安全的，至少可以保存自身，反正“意不平中过一辈子”，与灯蛾扑火，并无上下之分。

老三是另外一个乌托邦中的人，与赵大嫂两个没有任何实质性交叉的世界。正如影片中老三和赵大嫂没有任何实质的性关系，但是老三对赵大嫂，未必没有遐思。

赵大嫂当以隐秘的方式进入《投名状》中，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张力，就凸现出来。马基雅维利也只有把命运当作女神，才有手段和目的分离，才有马基雅维利主义。

作为大哥的庞青云却和兄弟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当二虎抱着必死之心进城与太平军首领谈判时，庞青云却对他的女人说：“如果能活着，娶你！”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宏大叙述之下，往往突破道德底线，然而这种突破，并不单纯是欲望，实际上是欲望作为一种拯救。相当于红楼梦中的王朝，男女之情作为一种救赎一样。这不仅仅是来自电影一开头庞青云置于绝境，而找大嫂带来的精神救赎。这种感觉，可以看看《天龙八部》刀白凤对段延庆的赐予。

　　黑社会与政党伦理

阿伦特将极权主义运动描述为公开建立的秘密社会。例如国民党在三十年代说，中国人只有加入国民党，才是公民。这就是把中国当作公开的黑社会。被光明所正当化的，把黑暗搞的亮澄澄，看起来极度光明的。这里光明就是极度黑暗，极度黑暗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光明。在效仿一些秘密社会的工具时，却从未尝试过对他的目标保密。通过强化人民的目标，与其目标和卑劣手段的同一性，甚至顶替掉人民的目标，然后公开行于阳光之下。

就像太监，本来是不的干政的，但是由于皇太后的绝大权威，他分享了，就可以突破了。这就是黑社会得以公开的秘密。1913年之后的极权主义政党，就是清末慈禧两个大太监，国民党是安德海，后者一个是李连英。他们的运动与黑社会一样。他们的政党伦理是黑社会伦理的现代品种。

例如说革命理想和暴力。革命理想当然好的，可是暴力并不的是好的，而且是坏的，顶多只算不得不的选择，可是黑社会把二者融为一体，由革命理想就等于暴力革命，被代表了。所以暴力由坏的，变得美好的。这种极权运动通过移情和神话实现对领袖的神秘崇拜，等级制度等等。

该不该发生革命，该不该动用暴力，这无须讨论，这由不得我们。除非你去死，要活者，就必须有自卫和自我防卫。实际上革命的爆发，暴力的使用，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民众自身看作是正当的，基于自卫和自我防卫的革命和暴力。

一种革命权，具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然而，道德知识分子参与近来，双手捧上民粹主义，作为晋身的资本，这是要警惕的。

基于自卫和自我防卫的革命和暴力，是消极的，而道德知识分子参与近来，就演化为积极的，血腥的，无耻的，违背自然法的。几乎所有大革命的罪恶，都是道德知识分子在引导的，民众自身爆发的，很难有大规模的流血。

当大革命被指向超越幸福与安全之外的乌托邦理想时，要完成不可完成的使命，如同迈斯特所说，屠杀构成了一种宗教。只有屠杀、流血这些刺激带来的高峰体验，才能让他们“看到” 乌托邦理想。简单的、贫乏的，不刺激的，日常的幸福与安全，是属于尘土的，看不到革命的无限可能性，无法打开天堂的门的可能。要超越日常，就是屠杀和战争。

道德知识分子介入大革命，便使天使与恶魔同在，所有隐藏在黑暗中的激情、渴望和变态的嗜好，都被激发出来。这些本来是不正当的，但是被道德知识分子，用道德的方式美化，什么痞子运动好得很。

通过道德知识分子集体，不断用道德背书，实行大多数人的暴政，本来违背自然法的东西，就被美好化了。道德知识分子想抵抗的人民，转化为侵略军，被动者转化为主动者，这里依赖于毒化社会矛盾，用阴谋诡计和谣言，把人民与被抵抗者的和解空间消除，把被抵抗者进一步妖魔化，让人民觉得一刻也不能容缓，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紧张决战时刻。

而且给民众塑造这样一种奴隶伦理，本来暴力是手段，变为目的。非暴力手段不可，所以暴力就是拯救者。一切社会的美好变换，都依赖于暴力，此外没有通路。固然暴力是理性的选择，但是不能认为暴力就是拯救者。手段归手段的，是等而下之的，只有窘迫中和困境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才会产生“拜物教”，把唯一帮助他突破的，唯一可以寄托希望的手段，当作了拯救的神灵。这个手段是困顿者唯一的“点金石”。

如果我导演《投名状》，老大具有斯巴达思式的自我怀疑，自我克制，是具有苏格拉底灵魂的武士。

哪一种的农民解放

对治乱循环，对底层农民的政治恐惧，以及必死性的精神焦虑，儒家政治道德对此毫无办法。也就是儒家政治道德实质上，参与制造一种政治自然状态。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爆发革命，才得以缓解，

古典中国政体所制造出来的政治自然状态，到了近代，才不可收拾的爆发出来，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爆发出来。实现了扭转，农民解放成为现代性政治和解放的心理能量。对于农民起义，没有给与政治正当性，给予适当的表达渠道，抵抗的激情神秘化为暴民，没有河岸约束的河流。暗流原来被禁止，被压抑，没有正常通道，就会放纵，杀戮。地下容熔岩，渗透到体表，形温泉，洗涤专制者的灵魂，改变统治的心灵气质，为重之重。应该有这种温泉，可以让皮肤白皙，长在深宫之内的统治者，知道自己并不是人神，没有人高贵卓越智慧得可以统治别人。

参与了对太平天国的镇压，然后继承太平天国的遗志。这是一个《投名状》后面的微言：《投名状》中隐藏的一个伟大的目的，那就是对封建统治的颠覆和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同路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掌握了政权，也还是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