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余虹又能写一手短小精美、灵光四射的散文随笔和艺术评论。特别是在去世前一两年，他写了一系列篇幅短小但思想深邃、文笔优美的散文随笔，发表在《南方周末》等非专业报刊上。这些可以看作是余虹遗作中最见个人性情的文字。它们常常把作者的学术积累和人生感悟结合起来，以某个事件或人物为契机书写出来，并深入挖掘其普遍的思想意义。比如《命运七七》写余虹个人、当然也是他们一代人所经历的高考，《一个人的百年》为纪念自己老师百年华诞而作，均能把个人人生经历放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思考，将其公共意义深刻挖掘出来。这些文字呈现的完全是另一个余虹，一个细腻多情、敏于感受的才子余虹。这些散文随笔在余虹一生洋洋几百万言的著作遗产中虽属凤毛麟角，但尤为珍贵。大约在余虹走前一年，他接受《南方周末》的邀请成为该报专栏作家，他的《一个人的百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就发表在《南方周末》。

余虹非常善于把深刻的思想用优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把自己深厚的学术修养化为感性灵动的文字，因此他的人生感受就有了一般难以企及的思想性。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此文写的是震惊世界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特大校园枪击案，而我本人就是文章中说的“还不懂得去爱杀人凶手”的那个人，那个只想到去哀悼那32个被害者，而想不到去哀悼凶手的人。余虹在文章中提出的“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这个问题让我惊悚不已。因为这是一个处在我——我相信也是很多中国人——思维方式、思想资源、文化传统之外的问题，一个想不到、提不出的问题。余虹的回答、也是他的进一步的问题是：“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余虹的最后答案是：我们只知道为有分别的世俗之爱，而不知道无分别的神圣之爱，“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在这里，我发现了余虹精神世界的超越性（神学的、宗教的）向度。正是这个向度使得他发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很“陌生”的爱，一种超越了原始情感和世俗利益的爱，一种“十字架上的真理”所见证的爱。余虹写道：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其所产生的巨大道德震撼力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并不多见。余虹自己曾经坦承：他在听到美国的很多大学在悼念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特大校园枪击案的时候，也感到“惊讶”“震惊”，这表明余虹所熟悉的同样是世俗的爱和恨，而不是超越的宗教之爱。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思考并发现这种爱，而不是如我辈那样麻木不仁，又因为他已经开始反思世俗之爱的界限，上帝的手已经在敲击他的心灵之门。余虹是有福的，读余虹文章的人也是有福的。

这个超越性的宗教向度也使得余虹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异于常人之处，特别是表现在他的现代性反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