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时下，在凉州经商的成功的外地人中间，仍以温州人为多。把凉州人和温州人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事。二者几乎代表了两种相异的文化，即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
梁启超云：“海上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居陆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主系累生焉。试上观海，忽觉趋然万累文表，而行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利也。然求到之始，都不可不克置利 害以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曰以勇气，曰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海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敢冒风险。温州临海，每一观海，那种浩瀚博大之气便扑面而来。大海以其特有的情韵激励人类去冒险，去拼搏，去征服自然；故温州人无重土安命思想，耻于居家守业，荣于进取开拓，“航海梯山，视若门户”，只有没出息的才退守一隅。凉州人恰好相反，“土里刨食最可靠，别的全是瞎胡闹”，“三百六十行，庄稼人为王”。不种庄稼外出谋生的，被视为“二流子”。这类人心理负担极重，他们没有来自故土的鼓励，身后只有嘲笑的目光。他们承受不起失败，因为一有差错，便成为凉州人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了。当然，成功者的日子也不好过，凉州人并不因这些优秀子孙的成功而鼓励子女效法他们。相反，他们会尽可能多地贬损他。甚至，一有机会，充当成功者的掘墓人。这种心态，很值得研究。我在长篇小说《白虎关》中写过一个片断，两个凉州农民，去掘同村成功企业家的祖坟，目的是希望他败运。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凉州南乡，那个企业家曾为家乡做过很多好事，比如修学校，帮助穷困孩子，但村里人还是掘了他家祖坟。后来，这个企业家真的破产了。人们反倒又开始对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凉州无呼啸大水，多沉寂土地，少激荡之活性，乏征服之欲望。所以凉州人性格少勇气而多沉稳，以忍耐安分为主。因循守旧，人夸老实；创新求异，人骂“二球”。在群体中，一眼能认出自己者，寥寥无几。千年来，凉州多听话的众生，却无特立独行开一代风气之代表人物。
因土地肥沃，无饥馑之忧，少能“生”的忧患，多能“死”的安乐。凉州人有着盲目的自大。我可以举出许多顺口溜：“走遍天下，凉州最好。”“出门一里，不如屋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家土窝。”凉州祖先大多以农耕为主，安守祖土，不思进取。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碗“米糊糊”或面条填饱肚子，决不去干冒险之事，那怕冒险的结果可能当上将军，但只要有一丁点危险，凉州人决不去干。
除了偶尔呼啸而过的山洪冲开很深的沟豁外，凉州难见大水。触目所及，多为黄土，岁月如大风吹了千年，也没见吹薄了那沉寂的厚土。倒是那厚土掩埋了大多数安于贫困者或个别不安分的“二杆子”。一茬茬的人死了，一茬茬的人又生了，天依然蓝，地依然黄，也没见哪个不安分者能折腾出啥好景致。所以，凉州人的性格就越来越沉稳，越加忍耐安分了。明知道，无论你如何折腾，那黄土也会将你埋得看不到一点痕迹，所以，他们总是会在生命的当下享受快乐，不去将期望寄托于折腾后的未来了。以是故，你在凉州人脸上看到的，总是快乐，总是怡然，总是那种知足常乐的逍遥。
凉州人眼中，土地永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不会理解，温州竟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被撂荒。在他们眼中，不爱土地的人，肯定是不务正业的“二杆子”。无论他挣到多少钱，也是“为富不仁”的。凉州人总是安贫乐道，老是说，“懂得江湖三分理，必定世上命穷人。”那些莫名其妙富了的，肯定不是正路人。
在经商上，更可以看出凉州人与温州人最大的差距。商场如战场，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可能亏本。面对同一个生意，温州人会认为：干，可能赔，也可能赚；但不干，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于是，他们决定干。他们甚至敢以小手工作坊与大企业较劲，义无反顾地与强手抗衡。凉州人首先想到的则是赔。一遇商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赔。“万一赔了咋办？”他们认为，“出手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未虑胜，先虑败，总怕打碎那一个鸡蛋的家当。表现在投资上，多试探性质，准备随时抽身，而不破釜沉舟。所以，凉州商人缺大气，多摊点而少真正商家。你在凉州街头买东西时，会有买啥缺啥的感觉。店铺大多千篇一律，而无自己特色。不少卖衣者连衣镜都不置，他们总想凑合着过，怕投资大了，压资金多，抽身不便，赔的也多。他们的所谓经商，仅仅是把农田里的“二牛抬杆”，换成了钱货易手而已。那瓶中，装的仍是老酒。在骨子里，他们仍是农民。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凉州目前还缺少大商人。是否是真正的商人，不能以店铺大小来衡量，而是指观念而言。修鞋时的南存辉，可能是真正的实业家和商人，因为他已有了未来创业者的基因和观念，而接受亿万遗产的败家子终究是败家子。财富的多少决定不了人的性质。真正的商人必须经受商业文明的洗礼。
总之，凉州的许多商家已陷入了恶性循环：亏损导致保守，保守加剧亏损。
而同时，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商却在凉州大获成功，除了浙江大厦外，还出现“义乌商贸城”等一批叫当地人目瞪口呆的建筑。经历过商业文明洗礼的浙商的对手，仅仅是一群不懂商业规则的农民。较量结果，可想而知。
凉州商业的尴尬，固然有地域因素，但最主要的，却是观念影响。
山西也是地处内陆，四面无海，但山西人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富有的人。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称：“中国二十二个省，支分派别，尤有万里同风一气贯注之势。晋人遂以善贾闻于宇内。”山西的票号遍布全国。仅太谷县曹家大院，中外商号盛时达6 4 0 家，雇员3 7 0 0 余人，流动资金约1 2 0 0 多万两白银，其商号东抵日本、朝鲜，西至伦敦柏林，北到莫斯科，号称“明清首富”。在独有的商业文化的熏陶下，山西人“县县经商，人人皆贾”。地处内陆并没有影响山西人的观念。
相较于山西内陆，凉州地理位置也不乏可取之处，毕竟“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按说，地理位置之重要已为凉州提供了发展商业的良好条件。做为丝绸之路重镇的凉州，应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家。惜乎没有。封闭的文化怪圈严重地影响了凉州人的心态和人格。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