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谁在觊觎“核按钮”
根植中国电力市场多年后，嗅觉灵敏的三井财团近年来开始在核电设备制造和核燃料领域集聚力量。此时，中国新能源政策正在形成之中，其中核电的地位被大幅度提升。根据规划，中国将在2020年前建造40座核电站，这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2006年，中国春节刚过，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瞄准了中国市场，以目眩的54亿美元高价收购了有“核电鼻祖”之称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此后，以日本财团企业为核心形成了世界三大核电联盟：东芝-西屋、三菱-阿海法、日立-通用。
随后不久，中美两国于2006年12月在北京签署了核电技术转让谅解备忘录，中国引进西屋电气的核电技术，建设四台核电机组。2007年7月，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与东芝率领的西屋电气联合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80亿美元的合同。
作为三井财团的重要成员，石川岛播磨重工在核电领域积极配合财团的整体战略，通过与中科院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切入中国重大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领域。三井财团旗下的三井造船还将部分核电资产出售给韩国斗山重工，曲线进入中国核电设备市场。
在中亚地区，三井物产、丸红、伊藤忠和住友商事等综合商社奋力争夺铀矿资源。而东芝将自己持有的西屋电气10%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将其纳入“三井共同体”。三井物产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作 者 题 注
导 言
东芝与三井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1893年被当时的三井财阀收买。二战以后，日本财阀被美国占领当局解散，东芝也随之脱离三井财团独立发展。二十世纪50、60年代，面对加入关贸总协定（今WTO）后的外来竞争，日本财团重新联合，东芝加入了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二木会”，又回到三井财团体系。近年来，虽然三井物产在东芝的经营活动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东芝的“去综合商社化”。事实上，综合商社的精神早已融入这个制造业企业。
第一节 悄然的渗透
“三井物产”是“东芝”的引路人
日本二十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后，三井财团的制造厂商如东芝等企业，开始渐渐把工厂建到海外。随着日本这些制造厂家走出国门，他们对于走出去的套路——当地的法律、人脉、政府关系、当地的合作伙伴等，都不了解，不清楚，懂得这些套路的人才又极其缺乏。而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国外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事务所、代表处，已经在世界各地建成了国际商业网络。所以当东芝需要到国外做事情时，三井物产就成了引路人。
三井财团进入海外遵循一条规律，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始终是开路先锋。从全球产业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中国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上，三井物产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地开拓新贸易机会、创建新产业。三井物产对中国投资有近200家三资企业，包括有：东芝大连、北京四通松下电工、上海森茂、大九国际物流等企业。三井物产通过政府公关、资金支持、市场活动、商情交流、资源开发，为东芝等财团成员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服务和支持。
自1979年起至今，由三井物产出资每年选派中国商务部及其下属企业工作人员赴日本、美国著名学府进行国际贸易课程的短期进修，目前已达100多人，从而与中国政府主管经贸的负责人建立起密切联系。1990年以来，三井物产出资100万美元，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三井教授基金”，聘请国外知名教授主持国际经济讲座，名义上为培养中国未来的经贸人才做贡献，实质上是通过高校平台建立与政府的人脉联系。
在三井物产的引导下，1991年9月25日，由三井物产、东芝、昭和电线共同出资成立了“东芝大连有限公司”，这是东芝集团在中国投资的第一家公司，绝大部分生产线都是从日本直接进口的，大连只是被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基地。东芝大连有限公司横跨电子、机械和医疗器械三个行业。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有：工业用的中小型电机（是为风力水力机器、工作机器、搬运机器等提供动力的工业用马达）。
1995年，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成立，此举强化了东芝对在华企业的综合管理职能和战略制定职能，由此东芝在一些专业领域代替了三井物产作为财团的产业组织着角色。迄今为止，东芝在中国设立合资、独资公司达65家，投资总额逾80亿人民币，员工总数约23,000人，2006年事业规模（在华销售额+对华出口额）约664亿人民币。如今，东芝公司在中国市场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庞大体系，以“综合商社式的组织形态”演义出制造业的辉煌。
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进入中国这36年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东芝多年来一直努力提供最新的商品，引导中国高端消费者的需求。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彩电、冰箱，90年代的笔记本电脑、背投电视、最近的复印机、液晶电视等。二是，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以电力方面为中心，东芝高效、先进的技术占据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制高点。2006年，东芝成功收购“美国西屋电气”这家核电公司，瞄准中国巨大的核电市场。
现在的东芝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的综合商社，经营方式从传统的生产产品转变成为“编组产业链”。就能源项目而言，东芝不仅仅做核电，而且火力和水力发电、输变电、配电等方面无所不包。在中国，东芝在能源产业的经营规模远远胜过人们所熟知的电子信息产业。东芝（中国）公司在电力设备、发电站方面与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有很多合作，并期望在相关技术的转让、发电站设备的选用、合作设计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市场取得更大进展。
被“涉嫌贿赂”的阴影所笼罩
人脉关系分布在综合商社所有的关联交易中，但是人脉如果超越了准则，不遵守法律、社会责任，就会伤害公司形象，对企业发展最终是不利的。北京《法制日报》所属的《法制与新闻》月刊2001年12月号披露，美籍华人方复明、日本人永濑国男在东芝公司参与的浙江北仑港发电厂、嘉兴火电站等重大国际招标项目中，涉嫌替丸红、三井物产等日本商社贿赂国家电力高层官员。此后2年，日本企业在电力项目招标中都无法摆脱这一阴影。
在1985年参与北仑港项目竞标时，丸红商事（三和财团的综合商社）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项目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被收买后，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引进了东芝公司的成套设备。北仑港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00万千瓦，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2002 年被中国电力行业主管部门授予国际一流发电企业称号，是全国仅有的两家获这一称号的企业之一。
1998年8月，我国开始运作嘉兴火电站项目的融资事项。当时，与三井物产一同竞标的还有英国、法国的公司等，中方是浙江省电力公司。三井物产通过中间人永濑国男、方复明等人“接触”国家电力公司的多名领导，最终得以中标。2000年，国家安全部门将此案侦破，一批受贿官员被逮捕。据北京市检察院的侦查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
不仅如此，三井物产在俄罗斯的项目也惹了麻烦。2002年9月4日，三井物产宣布，由于在一项政府资助的发电厂建造计划中涉嫌贿赂，总裁清水慎次郎及会长上岛重二辞职。清水慎次郎及上岛重二的呈辞，源于一个月前三井物产两名雇员干预俄占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一项有政府支持的发电厂工程的投标过程而被拘控。有媒体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调查了这宗贿赂案，准备控告三井物产违反禁止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法例。
如今，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在中国某地建厂，采用了自己的方式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东芝在提升社会影响力时对细节的把握，东芝（中国）总裁平田信正参谈到∶“我们在江苏常州有一个变压器工厂。每年我们都会向常州的中小学开放工厂，让学生们来看生产制造过程。学生们看到巨大的变压器在工厂里组装时，会有一种感动，而我们看到学生们能在这里对东芝、对社会有所了解时，也油然的产生出一种感动来。”
积极备战能源领域，特别关注核电
2004年6月30日，国务院通过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草案），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能源战略。为落实《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实现规划目标，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启动规划提出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并对实施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中国争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例提高10%。国内外有关企业可从中获得1000多亿元的商机。
在国际商业竞争中，做一个“保守”的企业无异于自杀，而进行诸如能源建设等无法直接与最终客户接触的项目，广告失去了意义。三井财团的企业各显神通，凭借其强大的综合运营业务网络，随时洞悉中国各地的情况，擅长从人脉入手，打通各级关系，争取项目，在这一关键点上的把握显示出了相当深的功力。政府、高校和研究院的公关就显得格外重要，政府代表管理和决策的权威，高校和研究院代表了专业和技术的权威。
早在2001年12月，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简称：石川岛播磨)作为三井财团的重要一员，与中国科学院在东京签署了“关于开展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今后5年内，双方将就能源和环保领域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事实上，石川岛播磨与中国科学院从1998年就已经在利用城市垃圾制造肥料和垃圾衍生燃料，以及利用城市垃圾、垃圾衍生燃料和低质煤炭制造混合燃料发电等方面开始进行交流活动。
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分别在2001年、2004年起，开始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内设立了东芝专项奖学金。东芝和清华大学的关系更为密切，除了 “清华东芝奖学金”，从2001到2005年的5年间，东芝公司共向清华大学捐款超过130万元。清华大学在能源领域特别是核能领域有着很强的优势。2004年3月，中国华能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清华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推进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工作，并力争在2010年建成一座HTR-PM示范电站。
2004年8月，《经济》杂志刊登了《东芝的中国核电计划》一文，其中提到：“美国正在向中国推销他们的核电技术，美国虽然有反应堆的设计能力，但装备制造是由日本东芝这样的厂家进行的。”2005年12月6日，东芝新任社长西田厚聪在上任伊始就访问了清华大学；12月13日，东芝公司首席技术官东实先生受聘清华大学顾问教授。此时，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核能部部长金子到手上有大量的翻译成中文的介绍资料，抓紧机会向中国推荐他们的核能技术。
看重大学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上个世纪90年代，三井财团不仅把中国当成一个生产基地，更真正地把中国当作了一个消费市场。进入到21世纪后，三井财团开始把中国的科研力量也纳入到自己的全球战略中。日本大使馆经济部一秘千叶明这样说过∶“日资企业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投资加大以后，新的趋势是日资企业开始重视北京地区的科技力量，开始把研发机构、研发企业设在了这里。日资企业开始增加了与北京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的交流。”其实，三井财团更加看重的是中国大学、科研机构对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
为了加速进军中国市场， 2006年3月，三井物产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简称：北大三井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讲座。该论坛的召开得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出任北大三井论坛理事长，同时他还在2004年促成了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团法人日本国际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日高级经济论坛”。
第一届北大三井论坛上，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发表了主题为“资源、能源、环境领域中三井物产的创新战略”的演讲，确定了北大三井论坛关注中国能源领域的基调。北大三井论坛自2006年以来的七次讲座的主讲人依次为：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三井住友保险会长井口武雄、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曹健林。
面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对节能和环保的热切关注，包括东芝在内的三井财团企业群利用自身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全面塑造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大企业形象，增加社会认同感，最终赢得了中国市场。为了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声音，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2006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北京科博会“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了题为“循环经济中三井物产的探索与创新”的讲话，这一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紧接着，2006年9月2日，三井物产、松下电工与清华大学的关系企业“泰豪科技”一起合作，针对办公楼节点、节能方面的管理，成立“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签约仪式上出席的政府领导有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丁文武副司长、北京发改委员会节能中心主任陈怀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伯旭主任等。陈怀伟主任在签约仪式上还介绍了我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
第二节 从“三峡”到“2008奥运会”(略)
大型能源项目均有“综合商社”的身影； 东芝布局中国配电设备产业；以整合的实力经营中国电力市场
第三节 抢占中国核电市场
从“哈电集团”发力中国核电产业
2004年9月，中国将浙江三门、广东阳江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尽管竞标结果一再推迟公布，但美国西屋电气公司(WH)获得其中部分项目的可能性甚高。与此同时，与东芝关系密切的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简称：哈电集团）和韩国斗山重工联手，准备投标秦山二期扩建项目蒸发器。另外，哈电集团还与美国西屋电气、日本三菱重工、意大利安莎多等公司深入接触交流，为投标做好充分准备。
2004年月11日—12日，20位中国著名核电专家于聚首在哈电集团，商讨中国核电发展，表明了中国把核电发展作为今后20年重点开发领域，从而坚定了东芝进军中国核电的信心和决心。11月30日，在岭澳二期扩建项目核电常规岛投标中，就岭澳二期汽轮机、发电机、冷凝器、低压加热器、汽水分离再热器等，东芝和三菱重工分别与哈电集团作了投标方案，将标书交给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表明东芝的“中国核电战略”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2005年7月，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于决定将旗下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出售，开价18亿美元。出售消息一出，15个买家蜂拥而至。除了东芝，还包括法国的阿海珐集团（Areva）、美国通用电气（GE）与日本日立（Hitachi）的收购联盟、三菱重工（Mitsubishi）和美国华盛顿集团（Washington）等。其间，美国总统和商务部长甚至通过外交渠道，为本国竞标公司向英国政府游说。但是，东芝连续抛出高价甩开了对手。至2006年1月，东芝以高出对手10％的价格获得独家谈判权。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被称为“核电鼻祖”，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核电设备制造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所使用的民用核能技术，几乎都来自这家公司。1999年，英国政府控制的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以11亿美元收购了当时美国CBS公司控股的西屋电气的核电业务；次年，又以4.85亿美元收购了ABB公司的核电业务。两者整合后，成为今日的西屋电气。
西屋电气如此抢手，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已参与中国第三代核电站依托项目的核岛技术招标，即广东阳江、浙江三门4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建设。目前,日本所采用的大量核电技术都是沸水堆技术（BWR），而我国大型核电项目无一使用沸水堆。因此，东芝、三菱重工、日立、东电等日本核电巨头，一直未能成为我国核岛技术的主流供应商。之前，西屋电气的常规岛部门已被法国阿尔斯通收购，所以当前的西屋电气的核心竞争力就在核岛技术上。
在阳江、三门两大核电站的竞标中，西屋电气的技术为AP1000压水堆技术，而法国阿海珐集团旗下的法玛通（Framatome）则为EPR压水堆技术。除参与中国的核电项目竞标之外，西屋电气并没有参与其它国家的核电站项目竞标。不过在与中国谈判时，西屋电气曾承诺，到中国第四个反应堆建成时，中国国产化设备与西屋设备的比例将达1∶1。对尚未实现商用的AP1000压水堆技术而言，西屋电气的中标将是其推广的极佳机会。这也正是东芝看中西屋电气的重要原因。
2006年2月6日，中国春节假期刚过，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瞄准全球核电业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市场，宣布以眩目54亿美元高价收购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所拥有的核电设备企业“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东芝拟出资51%，其余部分由三井物产、丸红等日本综合商社，以及美国的大型工程公司等联合分担。与东芝同属三井财团且有机器订货关系的石川岛播磨重工公司（IHI）等也可能应邀加入，形成新的核电技术集团。
在西屋电气被东芝收购之前，中国已投产及在建的核电机组中，几乎看不到日本公司的身影。秦山核电站一期及二期均采用了国产堆型，只是 1984年5月三菱重工承制了秦山核电站的反应堆压力容器，这是日本首次出口核能设备；秦山核电站三期则采用了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重水堆型；大亚湾、岭澳核电站采用的是法国阿海珐集团的法马通公司的堆型；正在建设的江苏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采用的则是俄罗斯原子能出口公司的堆型。
费劲周折，完成收购“西屋电气”
2006年6月7日，东芝公司社长兼CEO西田厚聪在北京对《财经》杂志表示，经过90天的工作，东芝收购西屋一案，已顺利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CFIUS对此笔交易审查的主要内容，是看其是否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据美国媒体报道，东芝公司最终决定组建由若干家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参与的收购联盟，来完成此项收购，因而打消了美国监管机构的疑虑。
2006年6月1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有条件地批准日本东芝公司收购西屋电气公司及英国核燃料美国公司。西屋电气和英国核燃料美国公司同属英国核燃料公司，均在全球范围内经营核电业务。欧盟委员会称，只要东芝如约修改与全球核燃料公司（GNF）合作伙伴的合同，该项收购将不会妨碍欧盟市场竞争。全球核燃料公司（GNF）是由通用电气在2000年成立的，除通用电气控股51%外，GNF的剩余股份分别由东芝和日立把持，这两家日本公司是通用电气在沸水堆（BWR）业务上的长期合作伙伴。
2006年10月4日，东芝宣布，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和美国绍尔集团公司（Shaw Group）决定参与对美国核能巨头西屋公司的收购行动。此前曾按照约20％的出资比例参与谈判的丸红已经放弃出资。由于要承担丸红的出资部分，因此东芝的出资比例由此前预计的51％左右增加到77％。虽然面临增加资金的压力，但东芝公司认为原计划用17年的时间回收出资资金，由于目前核能发电的需求越来越大，回收资金的时间有可能缩短至15年。
2006年，东京时间10月17日凌晨1点，东芝在美国出资41.58亿美元（相当于4900亿日元），完成对西屋电气的收购，并成为拥有美国核电厂商“西屋电气”77%股份的出资者，西屋电气正式成为东芝集团中的一员。17日下午4点，东芝在总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东芝社长西田厚聪正式宣布完成对西屋的收购。收购西屋电气使东芝在全球核电站建造市场的份额提高到28％，并使东芝成为第一个拥有两种主流核电技术（BWR和PWR）的公司。
在收购西屋电气的联合体中，其中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出资41.58亿美元，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美国绍尔集团投资10.8亿美元获得西屋电气20%股权，而三井财团的另一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则以1.62亿美元获得了3%的股权。与此同时，东芝表示尽早和与西屋电气有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另一日本大核电厂商“三菱重工”展开谈判，继续与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西屋电气公司与其远东最大的分包商日本三菱重工本身就有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而东芝收购西屋电气后，为日本财团获得这次关系中国能源战略的浙江三门、广东阳江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东芝乃至整个三井财团不可放弃的市场。在核电建设方面，东芝计划结合西屋电气尚未商用的AP-1000反应堆，以及东芝已有建设业绩的第二代沸水堆技术，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在亚洲扩大销售规模。
日本财团大有垄断核电市场之势
东芝最终成功完成收购西屋电气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仅一天之隔，2006年10月19日，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宣布与世界最大核反应堆制造商法国阿海珐集团在日本东京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协议，组建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开发功率为100万千瓦的中型核反应堆。紧接着，日本日立公司13日发表声明说，日立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将在核能商业领域开展全球范围的联盟合作，以强化双方在核能利用市场上的地位。
在中国核电市场也非常活跃的三菱重工曾抱怨称：“中国的杀价要求十分苛刻，有时甚至逼得我们亏本投标”。三菱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龙本庆一郎指出，“日本的核电制造商在日本一直以来从电力公司得到高于全球普遍市价的利润。这样的高成本体制在海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在安全方面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又要为在价格战中胜出而被迫降低成本。为使海外事业走上正轨，克服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棘手问题，日本各核电制造商联合形成全球垄断成为必然之势。
随着日系企业纷纷出击寻找合作伙伴，原本核电技术比较成熟、竞争力相对较强的美、法、日三国的均势被打破。日本无疑在世界核电市场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本三井财团的东芝―美国西屋、日本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法国阿海珐、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美国通用。日本在核电技术和市场的垄断的雏形已经形成，中国加快发展核能应用的能源战略调整必然受制于日本。
来自欧盟委员会的一则消息不能不引起注意。2007年1月，欧盟以参与多家跨国公司的联合操纵电厂使用的真空开关设备价格为由，对日立处以7100万美元的罚款。此外，欧盟对东芝和三菱电机分别罚款9090万美元和1.62亿美元。欧盟委员会认为，从1988至2004年间东芝、日立、三菱及其它数家公司，联合操纵了电力工厂供应合同的招标、垄断价格、自行分配项目和划分市场，同时还相互交换重要的商业机密。那么，日本企业在核电市场的行为谁来监督呢？
就在东芝公司真正完成收购西屋电气仅仅2个月后，中美两国于2006年12月16日在北京签署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转让谅解备忘录，中国引进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在广东的阳江、三门核电站建设4台百万千瓦极的核电机组。为保证技术引进和核电站的建设顺利执行，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16日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及相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
显然，如果西屋电气能最终赢得广东的阳江、三门核电站大单，东芝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自然水到渠成。在东芝的远景规划里，中国并非惟一的“猎物”；在亚洲地区，日本、韩国以及印度亦是核电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西屋电气的老家美国，东芝也有很大的胃口。此时，东芝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核电集团，不仅持有了西屋电气目前掌握的先进的第三代、第四代核技术，亦将成为民用核能技术的发源地。
第四节 “一鱼多吃”的手法 （略）
来自三井财团的整体支持； “石川岛”与“东芝”会师在“上海电气”； 关系暧昧的“三井造船”与“斗山重工”
第五节 资源争夺引发“核大战”
“三井物产”拉开铀矿争夺战的序幕
当中国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且差距呈越来越大之势。从长三角的“电荒”到涉及东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煤荒”与“缺油”，能源危机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前两年，中国和日本在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参与投资的俄罗斯萨哈林油气资源上争夺异常激烈。此外，中国和日本还在几家日本综合商社参与投资的印度尼西亚东固天然气项目和靠近钓鱼岛的东海油气田开发上发生强烈碰撞。在铀矿资源上，日本也不例外，从2005年9月中国核能发展计划公布以后，日本财团就加快了他们的战略部署。日本在中国的背后展开了一场事先部署好了的“核子战”，先下手为强，抢先同中国争夺铀矿资源。
日本综合商社的频繁行动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国际铀价应声而起。2003年的价格为每磅7美元，2004年为20美元，但是2005年价格飙升到了30美元。2006年初，铀价每磅价格达到了35美元。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6年5月19日报道：“世界各国近年来大力进行核能开发与建设，而国际市场铀价也已经从2001年初时最低每磅6.7美元的价格飙升至昨天（5月18日）的每磅41.5美元”。到2006年8月时，铀价达到了每磅47.50美元。
在日本，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综合商社被认为是“产业组织者”，并且是日本“资源战略的优秀执行者”，为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和资源保障作出了巨大贡献。三井物产的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即做中介人，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的原材料或产品。为了实施这些交易，三井物产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商业动态，市场行情等信息，把触角尽可能地伸向全球经济生活中人们想得到甚至想不到的角落。
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近年来调整了能源战略，扩张石油和替代能源自主开采权、积极主张地区能源合作主导权。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鼓励日本石油企业参与东海油气开采，增设重质油精炼设备等迹象看，对于收购西屋电气如此重头项目，日本政府和财团也没有等闲视之。至少从长期可能产生的效果看，三井财团东芝公司对西屋电气的并购将为日本扮演世界核电技术主导者奠定必要基础，进而为日本主导东亚地区能源合作提供不可多得的条件。
原本在2006年2月，东芝宣布54亿美元收购西屋电气之时，三井物产、丸红这两家综合商社也在投资方的名单中，但在10月完成收购时，却没有他们的踪影了。事实上，此时的三井物产已经开始为大肆收购核电厂需要的铀矿资源而繁忙起来。日本是一个能源和矿产资源赤贫的国家，所以它把资源保障摆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结合国家政策，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在世界各地积极获取包括铀矿在内的各种战略资源的开采权和控制权。
2006年2月14日，在东芝宣布收购西屋电气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驻哈萨克斯坦记者发出报道：“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总裁扎吉舍夫宣布，已同三井物产和关西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合资公司“阿巴克”，双方将共同开采哈萨克斯的“梅古杜克”（Mynkuduk）铀矿，两家日本公司各占公司35％的股份。该项目一期投资预计1亿美元。在2010年之前，“阿巴克”的铀开采量可达到每年1000吨，原料将主要销往日本。”至此，日本与中国争夺中亚铀矿资源的决战拉开序幕。
日本商社齐上阵，旨在击败中国
对于铀资源储量第一的澳大利亚和第三的加拿大，虽然日本财团企业都是他们的大客户，但是没有像其它资源一样拥有控制权。控制这些铀矿资源的除了本国政府和企业外，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公司。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承认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且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铀矿资源的争夺上，中国和日本在时间上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而且都把目光锁定在铀矿资源储量丰富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等）及俄罗斯上。
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5％，在世界上位居第二。早在2005年11月，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腾忠商事﹑双日株式会社这5家综合商社访问了哈萨克斯坦，此外还有关西电力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日本能源行业的一名官员表示，为了获得哈萨克斯坦的铀，中国和韩国正在展开激烈竞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场艰难的竞争，因为哈萨克斯坦并没有清楚表明其铀矿将会向外国公司开放多少。
2006年8月28日，即将在下个月卸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展开其首次中亚之行。包括三井物产和丸红在内的几家日本能源公司敦促小泉利用此次访问锁定日本对哈萨克斯坦铀矿的开采权，旨在这场争夺中亚核燃料的竞争中击败中国。 日本共同社报导说，小泉曾亲自指示日本政府内阁成员重点访问尚未踏足的国家，作为这种“战略性外交”的一环，小泉此次选择了铀﹑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
2006年10月5日，在东芝正式完成收购西屋电气的前夕，三井物产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开始实施开采雅库特“南方”铀矿区的合资项目。三井物产因此成为俄国开放核能战略领域后第一家进入其铀矿市场的外国公司，也是首家直接参与俄境内铀原料开采项目准备工作的外国公司。雅库特的埃利孔斯克矿区被认为是俄境内已探明的最丰富的铀矿区，蕴藏着俄罗斯一半以上的探明铀矿储备，将近34.4万吨；而“南方”矿区又是埃利孔斯克矿区中之一，已探明的铀矿储量达25万吨，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铀矿之一。
俄日联合开采铀矿资源的项目总投资额为2.45亿美元，而在该项目实施合理性得到确认之后，三井物产将获得这一联合项目25％的股份。三井物产发言人说，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在全球收购铀资产，是为了抵消未来铀价格的上升。但是，三井物产也不经意地透露，日本的目标其实还是中国。路透社援引这名三井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在海外能源开发方面，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总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战友。2006年10月，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正在进行一项铀矿开采可行性研究活动，该铀矿位于俄罗斯东部，开采的铀矿将提供给日本。其中，位于Sakha的Yuzhnaya矿将于2009年开始投产，其建设需要花费2.45亿美元，2015年年产量将达到1000吨。此外，另一处的Elkon铀矿的储量据估计将达到25000吨，三菱商事社希望拥有25％的股份，并将为可行性研究投入600万美元。
不仅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开始在铀矿资源上发力，日本其它综合商社也不甘落后。据路透社报道，日本第一劝银财团的伊藤忠商事透露，该公司要把现有的每年4000吨的铀交易量，在五年内扩大到7000吨到8000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中国15年后最高的需求量。2005年10月，也是中国发布核能使用规划不久，伊藤忠商社同哈萨克斯坦国家铀矿公司签订了10年的购买合同，这些铀用以转口美国以及日本国内需求。
2007年4月，以富士财团的丸红（综合商社）为首的“日本企业联盟”购买了哈萨克斯坦南部Harasan矿区40%的股权，丸红、东京电力、中部电力、东北电力这4家企业分别按照55%、30%、10%、5%的比例分配。该矿山由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和“日本企业联盟”共同开发。2007年8月，东芝与丸红达成协议，接受丸红转让的22.5％比例的股份，从而获得该矿山的开采权。自2014年开始的40年时间里，“日本企业联盟”可以获得份额为2000吨/年铀精矿。其中，东芝每年可获450吨铀精矿，预计可满足2～3座核电站的需求。
铀矿换股权，形成利益共同体
2007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相（部长）甘利明和东芝公司社长西田厚聪等人一同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并与哈方就扩大铀燃料的进口及加强核电站技术的合作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同年7月，东芝公司透露出，计划将旗下的西屋电气公司10%左右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显然，面对世界范围内资源争夺战越演越烈，铀燃料价格直线飙升的情况，东芝希望通过和哈萨克斯坦形成利益共同体，来强化三井财团对核电业务的统合。
此后不久，东芝公司将所持西屋电气公司10%的股份以5.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将拥有西屋电气的股份从77%减少到67%。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通过这项交易旨在强化与全球第二大铀储备国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建立起从铀燃料到核电设备制造的一条龙全球核能业务体制，使其在全球越来越多的核电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也许是受到东芝的启示，中国很快与哈萨克斯坦达成以铀矿换股权合作协议。2007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出消息称，中国核工业集团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将共同持有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家铀矿公司（Zhalpak项目）49%的股权，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保留另外51%的股权。作为交换，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将获得中国核燃料加工或发电厂的股权。该报评论说：“对于行动隐秘的中国核工业而言，该交易是个突破，突显出中国在中亚积极获取能源资源的攻势。”
遗憾的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达成这个“实质性的核能合作协议”可谓有些姗姗来迟，而且是小巫见大巫了。Zhalpak项目是一个铀矿总储量仅15000吨，年产量1000吨，2012年投产的一个小项目，中国每年获得不过500吨铀精矿。相比之下，日本仅在2007年5月就同哈萨克斯坦有关方面签署了25项关于能源合作的协定和备忘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日本每年从哈萨克斯坦进口铀的长期协议以及哈铀矿开采权的备忘录。与此同时，日本有关方面还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就共同开发铀矿达成了一致。
其实，中国商务部网站早在2004年11月15日就公布了消息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原子工业公司上周在北京草签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并签订了到2020年原子能工业领域合作工作纲要。正式协议将在2005年两国首脑会晤期间签署。” 也许正是捕获到这个消息后，日本综合商社抢先于中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尽快达成了更多实质性协议。与日本财团快速实现布局相比，中国方面则更多的是“雷声大、雨点小”。
2007年12月26日，住友商事、关西电力、日本原子燃料工业及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签订了合作文件。日本公司将从2010年起利用哈萨克斯坦国营企业拥有的工厂，将矿山开采出的铀加工成核电燃料，这样可自己完成以往依赖于欧美的“再转换”等高难工序，稳定核电燃料的来源。由此，三井-住友财团与哈萨克萨斯坦之间的合作从铀矿勘探，迈向了包括燃料加工等下游领域在内的更为紧密的合作阶段。
要建核电厂，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铀矿资源。中国自己国内探明的铀矿大约有7万吨。但是，中国现在核电厂每年需要的铀为1500吨，当40座核电站建成后，每年需要的铀将达到7500吨。这样一来，中国现有的铀矿不到10年就耗尽了。理所当然，中国只有把目光放在海外，寄希望海外原料供应地能供应中国核电站所需要的燃料。试想，如果铀矿都掌握在外国财团的手中，那些中国人花巨资建好的核电站不就成了外国资本的提款机了吗？
第六节 日本是怎么赢的？（略）
东芝又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实力雄厚的日本核工业基础； “单兵突进”难敌“集团军作战”
第十章 财团就是力量
从明治维新至今，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世界中，一方面团结日本全民的力量，另一方面整合世界各国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这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之路，也就是日本国家的生存之道。
尽管彼此不存在从属关系，但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制造企业还是构成了日本财团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财团成员通过交叉持股、互派经理、共同投资、交换情报等方式建立横向联系。事实上，多元化并非独立企业的使命，而是整个财团分工与协作的结果。
从本质上讲，财团体制与家族文化和商帮文化密不可分。拥有高度忠诚和丰富实战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成为日本财团生存的关键。为此，日本财团通过“终身雇佣”、“年工序列”、“企业内工会”等形式，力求使员工建立对企业和财团的归属感和荣誉意识。
日本财团的经理人很多都经历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过程，其中优秀的人才不仅是本公司的高管，而且进入财团的核心机构“经理会”或是担任财团成员企业的董事，甚至还会担任 “经团联”会长（被称为“财界总理”）或副会长，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
日本的财团体制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这种经济体制被形容为“会社主义”，意思是说日本整体就是一个企业，而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则直接称之为“日本型社会主义”。
作 者 题 注
导言
“财团”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形成的“商帮”。但是，无论是“财团”还是“商帮”，其中的“团”和“帮”都表示的是一种集合体，都在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道理。日本财团是现代企业制度，是金融化和股份化的产物，已经完成由“家族企业”向“社会企业”的变革。现代的日本六大财团并非是垂直控股的组织结构，而是通过成员企业间的相互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第一节 对抗列强的坚定意志
美国操纵经济命脉，降日本为殖民地
二战以后，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占领。美国通过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从产业、商业、交通运输、银行等几乎各个经济领域对日本实施经济占领。美国占领当局的《禁止垄断法》公布以后，把旧有财阀的领导机构“投资会社”（控股公司）及财阀同族所持有的股份资产一律移交新设的“投资监理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从事清理。而美国就从中操纵了“投资监理委员会”，控制了全部日本大企业的股权。
1949年设立了 “美援基金”。美国对日本的“援助物资”运到日本后即折成现款，转入日本特别会计预算的收入部分，称为“美援基金”，完全归麦克阿瑟总部支配，投入日本的国营企业的铁路、电信和私营企业的电力、海运、煤炭、钢铁、化学肥料、化学药品及中小企业各部门中。这样美国通过了美援对等资金，达到美国国家资本对日投资的目的。在通过国家资本投资之外，美国垄断资本家还以私人投资的方式侵入日本经济。
到了1950年，美国垄断资本已经侵入了日本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电力、石油、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铁与非铁金属的生产、精确的机器和仪器的制造以及铁路运输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经济上几乎完全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的“改革”让日本经济每况愈下，而且人民的生活状况持续下降，1950年共有13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同时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却在不断的下降。
1951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美国正把日本变为它的殖民地”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美国独占资本家陆续派遣了底特律银行家道奇、狄隆·里德公司副经理德莱伯及华尔街御用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萧普等人赴日研究日本经济情况，积极活动对日投资事宜。日本的反动卖国政府也正极尽谄媚地以种种办法‘吸收美资’。就是这样，美国独占资本深深地侵入了日本的大小企业，控制了日本独占资本，并通过这操纵了日本的经济命脉。”
该文章还进一步揭露，美国梅隆财团的西屋电气握有三菱电机的巨额股票，美国泰埃特华脱公司握有三菱石油的巨额股票，美孚石油公司握有日本战时各石油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东亚燃料公司的51%股票。美国摩根财团的通用电气公司握有东京芝浦电气（东芝）的巨额股票，国际标准电气公司握有住友电气工业及日本电气（NEC）的巨额股票。麦克阿瑟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他在日本收买了与通用电气有攸久关系的住友公司的一大部分的股票。
不仅在产业方面，美国独占资本对日本的商业、海运、银行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控制权。在日本的美国贸易公司共有40家，它们几乎完全独占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日本本身的贸易公司则只靠收入一定的佣金，成为外国公司输出商品的经纪人。海运也几乎完全由外国轮船公司所独占，美国在日本有轮船公司12家。以美国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在日本建立了分行，控制着对外汇兑等业务。《人民日报》评论说：“这一美国资本输出到日本，并掌握了日本财阀，操纵日本经济命脉的过程，显然就是降日本为美国殖民地的过程。”
然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成为日本摆脱美国控制，重新走上经济独立的良机。当美国1950年6月介入朝鲜战争时，日本成为军需资材和劳务供应基地，本国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和发展契机，同时劳资关系也开始缓和。为寻求经济上的独立，日本各界寻求团结的呼声越来越高，重新组建财团成为各个企业共同努力的目标。由于“解散财阀”时未触动财阀的银行，从50年代初期起，以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逐步形成新财团体制。
采取“稳定股东工作”，重新形成财团
从战后初期到二十世纪 5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的竞争力远远比不上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例如，在50年代中期，不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100家大企业中，日本只有 4-5家；在包括美国企业的世界100家大企业中，日本还榜上无名。为了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50年代，大企业之间合并、协作以及产业再组织论成了当时日本政策思想的主流。日本政府认为，小企业体制是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迅速改变这种现状，扩大企业规模，扶植主导产业，就成了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培育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日本政府和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做了大量的工作。1953年，日本政府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放宽了持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股份及兼职的限制，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旧财阀在美军占领时期被分割出去的企业又重聚起来了。同时，战后的一些“新财阀”也相互结合，形成富士（芙蓉）、三和及第一劝银三大新型财团。
日本财团的重新形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培养和壮大了众多世界级的制造企业。日本人曾说过一句悲壮的话：“制造业沉没，日本即沉没”。对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出口和扩大海外贸易只是手段，这些手段的基础在于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工业产品。商人盈利固然可以“空手套白狼”，但是对国家来说没有自己的一流的工业产品和强大并且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的。
日本以财团机制进行国家经济管理是历史（战时）、地理（资源）、文化（儒学）和战略（反殖民）等各种综合因素的产物。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世界中， 团结全民的力量，迅速获得有效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前后采取了一系列产业和金融政策，清晰地表明了日本对抗外国列强的经济统治的坚定意志和巧妙手段。
由于美国的敦促，日本在1960年通过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对外开放贸易和汇兑。1964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些组织都要求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日本政府和企业表面上承诺资本自由化，但实际上却加快实施阻碍资本自由化对策的“稳定股东工作”，即由集团内部或有关系的银行和企业相互持股，形成长期稳定的股东。
正是这一时间开始，日本采取“稳定股东工作”的措施，重新组建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聚集大型企业形成的以相互持股和外部董事为特征的财团体系。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命脉真正掌握在这些财团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高度忠诚的、具有责任感的、实践型的职业经理人（穿西装的军队）。这种由财团机制建立起的日本模式，或由此形成的东亚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迅速跻身于经济强国，并形成持续发展能力的成功典范。
中国目前的现状有很多方面类似于二十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64年举办奥运会，整个50-60年代的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高于10%。当时的日本制造业属于产业链的低端，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成功的对外贸易。日本企业组建财团的方式抓住机遇，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其“贸易立国”政策带有很强的重商主义色彩，使日本在短短二十年内就完成了追赶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集团军
由于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美国企业也是个人主义的企业。日本和韩国的基本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共同体主义），因此也常常以财团的方式来办企业。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连提都不提有关财团的问题，更没有介绍只在日本和韩国存在的被称为综合商社的企业组织。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稚嫩的企业能否担当得起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我们学习的目标和防范的对象难道只有美国金融业和所谓战无不胜的“对冲基金” 吗？
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来源于二战时期的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保留了非常突出的军事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痕迹，成为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的重要法宝。研究日本经济管理千万不要只看到其著名制造业的企业管理模式，应该更多地同时关注日本财团内部的三股力量:综合商社、主办银行、大型制造企业，它们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其中，综合商社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在日本社会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
前侵华日军关东军大本营参谋、战后伊藤忠商事（第一劝银财团的综合商社）的社长濑岛龙三曾经说过：“日本没有资源，必须要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如果从出口的角度出发，经济发展的途径就在于建立和扶持综合商社”。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濑岛龙三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随后指定三星集团的三星物产为“综合贸易商社1号”，使其成为韩国综合商社的先驱和样板。从此，韩国发展起了三星、现代、大宇、喜乐金星（LG）、鲜京（SK）这五大财团，形成独立自主的完整产业和经济体系。
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财团的研究机构。例如: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财团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实际上，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来自于该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收集的各种情报分析和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在经济情报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资源，这也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1993-2002）和期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人们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体制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打击日本经济扩张的结果，而日本财团却以此为契机完成了战略调整和应对新经济所做出的转型。拉美国家经济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之所以受到跨国公司的操纵，最终引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政府不得不听命于外国势力的安排，关键在于其国家和政府为赢得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放弃了国家经济主权，没有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建立起自主的财团体系。
所谓财团体系，实际上就是将现代战争中以集团军组织结构为基础的“多兵种协同作战体系”引入到了经济活动中。一般人都感觉“战略”这个词通常是军事领袖使用的术语。但是，在日本综合商社的工作过程中，每当遇到投资项目时，频繁使用的单词不是“利润”，而是“战略”，还有一个通常使用的单词就是“统合”。另外，我们通常所说的“项目”这个词也几乎都被日本人说成是“事业”。
毫无疑问，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走过了“无艰不商”的心路历程。经历了泡沫危机破灭和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意识到美国第七舰队还在“保卫”日本安全的情况下对抗美国只能自取灭亡，美国同样也意识到在日本财团坚固的体制下彻底搞垮日本经济几乎不可能，日美同盟瓜分世界，便在这种经济博弈中悄然形成。而中国又在这个博弈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第二节 合纵连横，网状生存
财团是“横向集团企业群”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起，以日本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此时，日本政府通过放宽对企业的限制，鼓励大垄断企业相互之间通过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纽带结成企业集团，以增强团体对外竞争能力，直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以及丰田、东芝、新日铁、日立等若干大财团体系中的“独立系企业集团”（大型综合制造企业）。
日本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不但金融体系健全，而且更有发达的综合商社；后三者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于60-70年代形成，综合商社的功能相对较弱。这些大财团横跨各产业，构成日本经济的基础，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至70年代初，被解散的日本财阀系统的企业逐步完成垄断资本集团的聚合，其共同特点是：
（1）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持股，其相互关系呈环状；
（2）由集团成员经理组成经理会，起大股东会作用；
（3）根据经理的决定，由集团成员出资，设立联合投资公司；
（4）以大城市银行为中心，银行会同本系统金融机构（信托银行、保险公司等）对集团成员企业进行系列贷款；
（5）综合商社做集团内交易媒介，它既担任企业集团成员的购销，开展集团内交易，又具有开展新事业的组织机能；
（6）组成配套行业，以重工业、化学工业领域为中心，成员企业分布于各产业领域。
战后日本六大财团和战前金字塔型的财阀在组织结构上迥然不同，财团内各个成员企业，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然而，通过经理会、交叉持股、综合商社、主办银行、经团联、共同投资、人事互派、情报交换……，日本财团依然保持强有力的整体性，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手段展现了强大的综合作战实力。这些财团最显着的特点便是以金融机构和综合商社为中心，财团内各企业环形持股，即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交叉持股。
日本六大财团中的主办银行是借款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企业结算的中心银行，通常也是企业的主要股东，向企业派遣重要职务的人员。银行帮助企业稳固其经营权，在企业经营业绩恶化时，企业将经营权移交给银行，由主办银行负责进行救助。日本财团的成员企业之间实行圆环形相互持股，这种持股关系使财团各成员企业之间的资本联系得到空前加强，是财团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和最强有力的结合手段。
此外，日本财团还存在系列融资和人事派遣等特征，以加强企业之间的人事结合。一般主要是由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向各大企业派遣高级职员，如银行向其融资数额和持股份额高的企业派遣职员担任企业的重要职务，以保障银行的债权和对该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企业为加强同银行的密切联系、保证其资金来源的稳定和贷款，也愿意接受银行所派人员，并委以重任。同时，由于工业企业有时也是银行的股东，工商企业也向银行派遣人事，对银行施加影响和控制。
日本财团中的最核心、也是最独特的部分就是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是财团的情报机构，同时又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它在财团内部有巨大的协调能力。日本企业最初进入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本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他们的协助。各财团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提供各种支持。1994年，世界500强的前4名都是日本综合商社，前10名中有6家是日本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和主办银行在财团内进行资金融通及集团内交易，同时也组织成员企业参与巨型项目、共同投资和拓展海外市场等，这些集团进攻的案例在中国市场也屡见不鲜。但是，现在的日本财团不存在上下支配关系，它们包括主办银行、综合商社、众多大型制造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因此我们把这样的“横向集团企业群” 称为“财团”，而不是过去的“财阀”了。成员企业间互相持股、共同投资、谋求股东的长期稳定，是财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经理会”成为“作战联席会议”
在六大日本财团中，都有一个“总经理会议”（简称：经理会）连接各个成员企业的直接纽带。这个名为“经理会”的机构是财团中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同时经理会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日本财团正是以经理会和互相持股为基础建立起了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
以三井财团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三井银行发起成立了月曜会（经理会），接着以促进三井物产公司的合并为目的而成立了总经理一级的五日会，1960年改名为二木会，逐渐成为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1955年，三井系统各公司共同设立三井石油化学工业公司，1956年又设立日本原子能事业会，三井财团遂告形成。50年代末，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最终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为大财团。
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是三井物产、三井银行和三井不动产。到1978年时，三井的“月曜会”和“二木会”这两个组织所属的企业已达52家，其中二木会（经理会）的主要企业除上述的3家核心企业外，还有：三井信托银行、三井生命保险、三井海上火灾保险、三井建设、大阪商船、三井船舶、三井化学、三井金属、三井矿山、丰田汽车、东芝、王子制纸、东丽（Toray）、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小野田水泥、三机工业电气、日本制钢所、北海道炭矿汽船、三井石油化学工业、三井仓库、三井造船、三井东压化学、日本制粉、三越百货。
日本经济实力最咄咄逼人的二十世纪80年代初，日本六大财团总资产的合计额，相当于日本所有企业总资产合计额的四分之一。因此六大财团的经理会，其意义变得更加重大。每个财团的经理会一般在固定时间举行全体性集会，有的经理会一周举行一次，有的两周举行一次，有的一个月举行一次。经理会的存在，使财团的内部保持了协调与团结，同时使财团对外关系上，能采取合乎整体利益的一致步调。
|
财团 |
三井 |
三菱 |
住友 |
富士 |
三和 |
第一劝银 |
|
经理会 |
二木会 |
金曜会 |
白水会 |
芙蓉会 |
三水会 |
三金会 |
|
成立时间 |
1961年 |
1954年 |
1951年 |
1966年 |
1967年 |
1978年 |
|
企业数量 |
26 |
29 |
20 |
29 |
44 |
48 |
注：随着企业合并重组或新加入，数量有变化
经理会（总经理会议）有三项重要意义：
1、对财团内的企业作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每一次重要问题的发生，都牵扯到许多家企业。如果处理不当，除了会对当时企业造成伤害外，对其他的成员企业，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
2、由经理会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有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这种趋势尤以在1990年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最为重要。因此，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都是由经理会甚至是经团联出面，派遣使节团前往交涉。
3、由财团决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因此，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在派任或指定上，必须透过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首脑人事的任派和指定，除了考虑各企业所拥有的股份比例外，最重要的是考虑被派任者的资历与能力。
以“经理会”为纽带的战后日本财团，表面看起来松散，而实际上联系非常紧密。在最高领导人的任用上就可见一斑，被称为东芝“重建之王”的前任社长土光敏夫曾经是三井财团另一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的社长。在东芝经营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时任东芝董事长石板泰三（后出任日本经团联主席）直接任命土光敏夫为东芝社长（总经理）。这种高级经理人在财团内部流动，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十分普遍的。
纵横交错的关系企业网
区别于财团的横向组织结构，“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一个特征，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这些公司主要就是财团中的成员企业。应该强调的是，“横向”与“纵向”这两种集团模式并非各自完全不相容的两种形式。例如，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二木会）这个“横向集团企业群”的重要成员企业，但同时又形成在其系统中的三井物产集团。事实上，日本企业的集团是由这两个层次的重叠构成的。
作为三井财团内部的纵向组织，三井物产集团拥有上千家关联公司，年销营业额超过3000亿美元，而丰田汽车集团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同时，日本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大型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经常性交易的对象，即“外包公司”，从而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又形成了横向联系。
日本的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作为母公司在其系统中拥有大量的关系公司。关系公司的数量按集团不同有所区别，通常在100-200家左右，当然也存在像东芝、丰田等那样拥有1000家以上关系公司的集团企业。所谓关系公司是指包括母公司持股超过50%的子公司和持股超过20%以上的相关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就有大量这种日本企业的关系公司。母公司不仅对关系公司投资，而且还向其派遣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参与经营。
这些关系公司在母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和垂直性整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有通过资本参与，将现存的交易对象作为关系公司纳入集团旗下的，也有将母公司内部组织（部门）作为独立公司分离出去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的集团企业，通过母公司持股、派遣高层管理干部等手段开展经营活动。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而出现大量海外子公司，已经占据了关系公司的相当部分。
同一个日本财团的关系公司之间，能够进行较为紧密的合作，各个公司在自己分工负责的领域内，可以为其它兄弟公司提供好的产品或较低的价格。例如，从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这个企业来看，日本邮船就是三菱重工船舶部门的订货大户，三菱电机则为三菱重工提供机电产品，三菱制钢、三菱伸铜、三菱铝业和三菱材料等公司，则可为三菱重工的船舶和航空航天部门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三菱银行和东京海上等公司可以提供贷款和特殊保险服务（如航天发射保险）。
三菱系列公司均为三菱财团的“金曜会”成员，它们包括：三菱商事、东京三菱银行、三菱重工、三菱信托银行、旭硝子、麒麟啤酒、新日本石油、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尼康相机、日本邮船、P.S三菱、三菱铝业、三菱化学、三菱化工机、三菱气体化工、三菱地所、三菱自动车、三菱树脂、三菱伸铜、三菱制钢、三菱制纸、三菱仓库、三菱综合研究所、三菱电机、三菱电线工业、三菱扶桑卡客车、三菱材料、三菱人造纤维、明治安田生命保险。
三菱财团也有一些关联公司和社会团体作为外围，包括：“IP Talk”集团、热海阳和洞、MT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关东阁、小岩井农牧、湘南郊区俱乐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综通集团、大日本涂料（立邦漆）、Dia高龄社会研究财团、钻石家庭俱乐部、千岁兴产、东洋文库、丸之内Yorozu、三菱金矅会、三菱俱乐部、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广报委员会、三菱财团、三菱CC研究会、三菱社名商标委员会、三菱市场研究会、三菱养和会、LEOC日本。
通过协作和分工，日本财团的制造业能够从兄弟企业和团体，获得资金、技术、原材料、上游产品、金融服务、销售等多种支持，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财团内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局外人要想打入系列内部，真是比登天还难。由此，中小企业也被纳入到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轨道，在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增强抵御外国资本和产品的能力。这与富有日本特色的法人交叉持股体制一起，形成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复杂自我保护网
第三节 忠诚的经理人队伍 （略）
要“绩效主义”，还是要“以人为本”？； 坚定地保持“终身雇佣制”； 从“士兵”成长为“将军”
第四节 争夺全球“商权”
通过控制“商权”，驾驭世界经济
美国的经济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是一个金融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和消费的所有经济层面，垄断型金融资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商业资本则被排斥。同时，美国金融资本以控制世界资源为目的，以宏观手段行使管理国家经济和世界事务的职能。在日本模式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部门采用不同于美国的体系，以综合商社为中心实施对国家经济的微观管理，以贸易和制造业立国。
日本综合商社在“商权”争夺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综合商社的最大特征在于适应环境的变化，产生新的机能和开发新的领域，用于面对现实并取得成功。新产业的开发、新事业的推进，理所当然地使各企业增强了对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资本力量、风险承担能力的期待。在很多情况下，综合商社都和财团主办银行一起对企业集团的联合，新公司的设立等，发挥了核心作用。例如，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重视的是与企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投资往往是长久的，是战略性投资。
日本排名前9位的商社在1979年时的营业额为61.7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7%），其中出口总额为11.8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报关出口的48%），进口总额为15.1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报关进口的55%）。另外，九大商社的进出口和“转手贸易”相加的总额为33.5万亿日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左右。到1990年时，九大综合商社的营业额达到126.6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9.5%，约占日本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强大的商业是推动日本强大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强大的商业也是联系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纽带。对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来说，投资收益是第二位的，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投资回报也是长期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因此，控制“商权”是日本财团采用微观经济管理手段驾驭世界经济的重要方式。控制 “商权”的具体体现就是不放过从上流的资源到下流的市场整个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由于商业资本成功地衔接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日本财团对控制“商权”非常重视，实践出型式多样的企业组织模式。所谓“商权”，日本人对它有独特的理解，其中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商权最为核心的内容，包括长期的市场渠道，长期的供应链，长期的融资渠道等等。在这种商业氛围中，市场占有率是第一位，利润是第二位，因为只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才能稳定整个体系，做到共同发展。
“综合商社”介入装备制造的引进与出口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日本引进的大量国外技术都集中于重化学工业部门，如钢铁制造设备、大型发电设备、煤矿采掘设备、石油精炼与乙烯等化工生产设备等。综合商社扮演着中间人和牵线人的角色，活跃在大规模装备引进的舞台上。可以说，在当时凡属与装备制造有关的引进，综合商社基本上都介入了。
在大型建设项目上，由于周期长和资金大而产生的风险由整个财团共同承担，综合商社则扮演着协调人的角色，同时也避免重复引进。装备制造需要巨大的资金、设备、土地、和人力的投入，产业周期也很长，企业一般不可能单独完成，所以更需要综合商社发挥产业组织者的功能。诸如对方提出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时的谈判，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直到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综合商社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综合商社还致力于加强财团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兼并，防止过度竞争，通过扩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世纪60-70年代，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装备制造业领域，日本财团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横向合并。例如1964 年，三菱日本重工业、新三菱重工业、三菱造船合并成现在的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三菱重工）。在这次合并中，三菱商事（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社长荘清彦和三菱银行董事长字佐美洵（后来任日银总裁）对合并的实现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常常为国际收支的恶化而苦恼。因此，振兴工业品出口，特别是大型设备的出口成了当时综合商社的战略重点。195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成套设备出口临时措施法》。各大综合商社都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组建专门的设备出口部门。到70年代末，日本机械产品的总出口额中，六大综合商社的出口额约占30%，在出口交易中日本企业对综合商社的依存度很大。这是因为，各个厂家在开拓海外市场建立销售网、收集有关物流、市场需求的信息等方面，都要借助于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向财团制造业企业提供准确、周密的海外信息和市场情报，为成套设备的出口赢得先机。综合商社通过分析对象国的经济形势，尽早察觉可能的风险并促使各参与企业采取相应的对策，并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提供直接金融支持或成为金融机构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纽带。1979年，日本成套设备出口的成交额为118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成为仅次于钢铁和汽车的主要出口产品。
参加成套设备出口的实际上是由很多财团企业组成的企业群，其中包括：进行调查、规划、设计的工程技术企业；制造机械的厂家；负责土木工程和建筑物的建筑公司等。综合商社作为规划及协调人在计划进行的各个阶段发挥作用。它不单单起汇总协调作用，而是作为一个产业组织者居于领导地位。例如，综合商社率领的“日本国家队”，早在7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其中三井物产在背后主导了多项重大成套设备出口项目。
“商社金融”强化产业竞争力
综合商社的机能经常是变换不定的，这是因为产业是活生生的，具有生命力的。财团法人日本贸易会会长水上达三说：“综合商社始终站在日本产业与外国产业打交道的第一线，为了发挥其‘日本产业的天线’机能和‘商品流通的频道’机能，必须根据产业的发展变化和结构变化，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新机能。事实上，综合商社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创造新机能和使机能高级化的历史。”
综合商社随着国民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国民对商品和服务需求发生变化，随着资源的供给条件、海外市场的条件和生产力等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相应改变其结构。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期，日本的商社金融对扶植中小企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当时金融机构的放贷是面向大量资金需求的“重厚长大”产业的财团大企业。而综合商社，通过交易对该行业和企业内部情况有所了解，同银行相比，能够具体地评价和管理风险，甚至具有将短期借入的资金向客户长期放贷的情况。
日本综合商社，有着“第二银行”、“影子银行”的称号，在日本的金融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综合商社以这种商社金融为契机，参与采购原材料﹑生产﹑销售﹑贸易等相关企业的诸多经营层面。并且，综合商社从战略角度考虑促进系列化（指加入其相关企业集团）从而确保商权，使因苦于资金周转而陷入绝境的企业获得重生的同时，综合商社也由此稳定地确保了商权。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商业金融是日本式的风险投资企业成长的先驱。
日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综合商社紧密联系，最终形成了巨大合力。仅靠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层结构的美国，与拥有商业、金融和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日本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作为制造业企业的引路人和产业的组织者，综合商社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生意都会做。“商权”一旦被掌握，财团的相关制造业企业就蜂拥而入，占领市场。日本的汽车、电器、电气、半导体等产品能迅速占领欧美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1980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占当年美国汽车上市的量的21％，到1985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已经高达1227万辆，超过美国的产量，出口达673万辆。从1979年以来，美国三大汽车巨头耗资了近100亿美元巨额设备投资，在高关税的保护和其他限制下，仍未阻止日本汽车对美国市场的大举入侵。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并以老师姿态自居的美国汽车业，在日本的进逼下，节节败退，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反倾销法案等其他手段来进行干预。
作为高技术产业“粮食”的半导体，日本制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到1985年已经达14％，而一般认为，贸易摩擦发生的危机线是10％。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此外，如计算机、通信机器、民用电子机器等，在美国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也都超过危机线，并且增长迅速。作为工业基础的钢铁行业，日本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早在1977年就达到20％，某些特种钢几乎垄断了供应。
在商权的争夺上，美国企业似乎很难与日本和韩国企业竞争，韩国学习日本模式也建立了诸如三星、现代等5大财团。在日本企业迅速扩展的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咄咄逼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阵阵恐惧，随着日本对全球商权的掌控，美国一度将日本看成是苏联之后的最大的威胁和敌人。甚至美国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第五节 金融战败的教训 (略)
日本陷入美国的金融陷阱；冒着枪林弹雨挺进东南亚；遭到美国金融大鳄的伏击
第六节 新的丰收季节
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共度危机
当代的日本财团体制形成于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时期，之后日本分别经历了4次经济萧条。它们分别是：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经济从假象的繁荣坠入了急性萧条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工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1985年7月发生的日元风暴中，日元在广场协定签署后的两周内升值了100%；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本，主办银行作为日本财团的根基受到极大的打击。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备受打击的财团金融，日本政府通过“金融再生法案”，由政府注资给银行体系，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破产银行实行国有化，同时保护银行储户的利益。另外，日本银行业内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现在已经形成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东京金融集团、瑞惠金融集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六大财团不断寻求进一步的资源整合，日本财团以新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
尽管组成联盟并不能减少坏账、提高资本充足率，但却可以通过精减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合并业务、调整经营策略等方法获得成本效益，使银行整体规模加大和承受坏账的能力有所加强。重组后的银行集团加快了从“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同时也从“保护型”的协调竞争向“开放型”的竞争转变。此后，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办银行的贷款和坏帐问题也不断得到了解决。
日本六大财团组织形态一览表
|
|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SMFG） |
三菱东京金融集团 （BOTM） |
瑞穗金融集团 （MFG） |
|||
|
三井财团 |
住友财团 |
三菱财团 |
三和财团 |
富士财团 |
第一劝银 |
|
|
经理会 |
（二木会） |
（白水会） |
（金曜会） |
（三水会） |
（芙蓉会） |
（三金会） |
|
金融 |
樱花银行 |
住友银行 |
三菱银行 |
三和银行 |
富士银行 |
第一银行 |
|
商社 |
三井物产 |
住友商事 |
三菱商事 |
日商岩井 日棉 |
丸红商事 |
伊藤忠 兼松 |
|
著名制造业 |
丰田 东芝 索尼 三井造船 石川岛 |
NEC 松下 马自达 住友化学 |
三菱重工 三菱汽车 三菱电机 立邦漆 |
夏普 NTT 京瓷 三得利 神户制钢 |
日产汽车 佳能 日立 日清 日本油脂 |
富士通 五十铃 旭化成 川崎重工 |
（注：以上金融企业很多已经合并、更名，如：樱花银行与住友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
日本在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经过加速处理不良债权，加大金融业的改革重组，银行效益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日本六大金融机构2005财年中期的税后纯利估计达到1.4万亿日元，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东京股市日经平均价格指数也在2006年11月突破14000点重要关口。日本股市到2007年7月已经突破17000点，2007年10月11日日经225指数又创新高，全日大涨281.09点，涨幅达1.64%，收报于17458.98点。
日本各财团的大企业抓住过去几年亚洲经济强势增长的契机,在营业销售和利润均实现“大丰收”,财团各主要企业已经连续6年保持经常利润增长。汇总日本各大上市企业公布的2006年度上半年(4至9月)的财务决算报告显示，制造业平均销售额增长10.3%，纯利润增长27.2%，非制造业的平均营业额和纯利也分别增长10.3%及23.2%。其中,丰田汽车、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在利润排行榜位列三甲。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家企业都是传统的财团企业，其中两家更是财团的核心综合商社。
作为日本财团核心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在2005年度纯利润合计为9300亿日元，较2004 年度大幅增长83%，与日本四大钢铁企业的利润总和9230亿日元并驾齐驱。利润大幅上升，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五大商社积极参与海外能源项目获利颇丰，如三菱商事在澳大利亚的煤炭项目获利达1000亿日元，住友商事参与北海油田开发，使其全年利润达到1650亿日元；另一方面，机械设备和不动产在2005年度也行情渐好，为这些综合商社带来了可观的生意
日本再次崛起，得益于综合商社的精心准备
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获得了全面复苏，这得益于综合商社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做的精心准备。在财团体制的支撑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日本国内经济低迷阶段（GDP低），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GNP高）。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对于日本这个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制造出的产品必须靠商业才能实现价值和财富的积累，这就是日本巨大综合商社得以建立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不断占领市场，推销商品，财富得以累计，累计的财富再次投入到制造业，推动制造业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从粗糙到精密。事实上，日本制造业能够不断持续发展的原因正是归功于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
日本财团企业通过奋起直追，与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差距已经被消除，在无线通信领域日本似乎还更胜一筹。纳米技术(NT)、信息技术(IT)和生物技术(BT)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我国科学泰斗钱学森曾预言：纳米技术将是21世纪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如今在纳米技术产业“产官学”一体的日本，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化程度都超越了美国和欧盟，而推动纳米产业的发展的核心企业则是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
在深化全球市场的开发方面，日本各大综合商社的战略发展方向是：投资于国内外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全球市场收集信息、采购原材料、销售成品、安排物流运输、培养综合型人才、提高经营业绩、强化集团经营。各大商社明显加强开拓新市场、介绍新技术、发掘新客商、开发新商品及其销售渠道的力度，并着手构筑高效物流信息系统，参与仓库、流通中心等物流设施的运营。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综合商社推出了不同于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如提供垫款授信、债务保证、融资、商品资金、租赁服务等，通过提供风险资金、收购兼并等形式，帮助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鉴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各大商社综合运用信息、外汇、资金、保险等机能，加强与政府、生产企业、科研机构及海外客商的合作，以BOT（建设－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等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大型发电厂等项目，带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
作为日本财团的核心组织，日本综合商社近年来顺应全球化发展及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需要，重点拓展新商业领域、强化资本运作和经营风险管理，完成了经营战略的又一次转型。综合商社在强化收集及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政经信息、产业及企业信息、高科技信息、市场及营销信息、法律及税务信息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提升信息的高附加值化和速度化。
经过1997年以后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办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
日本要重回“世界第一”
我们今天所知的日本是从二战后的废墟上经过集体意志的努力而获得新生的国家，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成就了日本独一无二的、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而财团体制也成为了日本贸易和产业立国国策的物质基础。今天一个大国的崛起，首先必须是一个个本土企业的真正崛起，在全球化竞争下的中国企业如何崛起，日本财团战后60年的峥嵘岁月，值得每一个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关注。
纵观美日争霸的实质是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较量，大国崛起也许可以通过和平崛起的方式，但是不通过激烈的竞争，后发国家的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者另一个大国的衰落，先进国家不会允许被后发国家超越。从2003年开始的4年间，日本经济从调整期向上升期转变，截至2008年1月，日本景气恢复已持续了5年又1个月，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景气期。与此同时，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正在加速全球扩张。
日本特有的“儒家资本主义”崇尚创造价值，而非“金融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赚钱。对一个发展中国国家来说，建立强大的制造业无疑是在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制造业是任何国家崛起的根本，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金融工具是无法取代实物商品，金融业的发达与制造业的低迷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如果一个国家偏重于靠金融获取利润而忽视通过制造业创造价值，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的根基是相当不稳固的。
如今，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将在中国和东亚各国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能源危机成了日本在节能和环保方面取得全球领先地位的催化剂，这些领先地位的获得使许多产业受惠，让日本财团赢得了21世纪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日本财团旗下的各大公司对节能环保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且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生产。从“京都议定书”到“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在改变气候上日本财团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此举不仅令日本占据道德高地，更有可能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设立一种制约，从而有利于日本、欧盟等节能技术先进国家，而不利于中国、美国这种高耗能经济的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财团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综合商社不断涉足高科技研发工作，从源头控制技术贸易商机，树立品牌，推动科研成果和制造技术专业化和商品化。各大综合商社相继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环保、IT领域新技术的研发中进行投资。如三井物产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三菱商事开发自有品牌的碳精棒纳米软管、伊藤忠商事与JSAT、NTT数据等公司合作开发勘探矿产资源、农地土壤改良和灾害调查用地球探测卫星等。
来自《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消息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在2008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祝词中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加强经济建设，在今后10年内使日本人均国民收入重回世界第一。经团联所称“人均国民收入”，是指包括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日本海外所得的国民总收入(GNI)的人均水平。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曾排名世界第一，2005年以来排在第四。目前，排名一二三的分别是美国、荷兰和英国。
第七节 从内看是社会主义 （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 交叉持股，构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民有国营”的经济制度
后 记
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忽然从没没无闻的历史舞台幕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窜上了台面，并且成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强国。更在二十世纪70年代，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日本，这头曾经的军事巨兽，令它的邻国惨遭蹂躏；也让横行百余年的西方各国吃尽苦头。美国占领军尚未撤出，胜利的狂欢情绪尚未消失，日本俨然已经变为一头经济巨兽。
1980年7月份，美国NBC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个名为“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的电视专题片。画面镜头显示：日本的汽车工厂日夜加班，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停工的车间处处可见，街头到处是失业的工人，一片萧条景象。NBC电视台主持人说：“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义是输出原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美国似乎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这是危言耸听吗？
随后，美国学者沃格尔（Ezra F.Vogel）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样一本研究专著，从一般的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乃至五角大楼的军人都争相阅读。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而美国企业界也认真研究和借鉴了日本经营管理中的有益元素，不断增加与日本企业竞争对抗的能力。如今，美国借助金融实力控制着宏观经济领域，日本则一改当年锋芒毕露的气势，扮成一个“失去10年”的虚弱巨人，暗中把持着微观经济的命脉。
日本“装穷”为哪般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告诉人们，太强和太弱一样，都会是不安全的。太强了，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成为其他国家的敌人。而太弱当然也是不行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欺负，失去安全。强大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失去安全。上世纪80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
1989年，在美国国会传阅着一份《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文件》，言词激烈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战争，即与苏联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该文件还认为，美国拥有核武器，有足够的能力阻止苏联的进攻，但却没有相当于核武器的经济手段足以阻止日本的经济、技术侵略。如果让日本乘胜前进，而美国又逐渐丧失与苏联抗争的能力，那么最后美国将全面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与此相呼应，美国新闻出版界发起了“鞭打日本”的攻势。美国著名罪案小说家迈克尔·克赖顿在新著通俗小说《日升》里，直言不讳地把美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归咎于日本财团的阴谋。在《影响力的代理》（1990年）一书中，作者帕林·乔特认为，东京付钱买通了有影响的美国人，试图在政治上有效地支配美国。在《即将与日本发生战争》（1991年）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
西方一些战略家开始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像一次、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陆上、海上进行血与火的拼杀，军事实力的强盛在作战中起决定作用。而未来的战争，是信息战、科技战、教育战、经济战，是整个国家力量的整体较量。美国的杰克·安德森和戴尔·尼阿塔在《华盛顿邮报》刊文鲜明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一场经济战。”而在这场表面稳定而内在剧烈的持久的经济战中，美国正走向失败，其主要对手是日本。
为此，美国政府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1989年，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制裁。同时，美国认为，它的商品不能打入日本市场还与日本的经济结构（指财团体制）有关。1989年5月，布什总统指示与日本交涉有关经济结构问题。1989年9月，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开始举行。美国提出了200项以上的改善结构障碍的条款，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批评开始，涉及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习惯，甚至于日本的产业文化，最后归结到打击和“改造日本”的目的。
1990年10月，在美国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讨会。此后，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设置了国家经济会议（NEC），接着又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NIC）。国家情报会议既是白宫的机构，也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接着，克林顿总统对国家情报会议的负责人约瑟夫·奈说，要将中情局的活动目标从对付俄罗斯转向日本的财界和政界。克林顿还要求《日本第一》的作者沃格尔与约瑟夫·奈一起工作。
经过一番被美国打击的痛苦体验后，日本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世人面对这一光景，无不为日本的夕阳西沉而感慨万分。整个世界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了。日本以牺牲今天为代价，赢得了明天发展的空间。
微观经济的王者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老子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深知刚强，却安守柔弱，知雄而不争雄，守雌而为繁延，甘作天下的溪流。日本遵循着这一古老东方的辨证思想，以其嬗变的手法和“知强守弱”的生存技巧赢得了“安全”，也营造了这一“无威胁的国际生存环境”，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世界性的生存体系，继续着其支配世界经济的“王道”。
显然，潜藏在暗处，并从“细节”上来控制世界，是日本最好的战略选择。日本通过采取向国外大量转移产业的方式来淡化产品的国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避免引起他国的注意。日本财团的制造企业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限制，也使日本海外财富迅速膨胀。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与1991年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25倍。
日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手法，从整体战略（产品）转向了局部战略（零配件）。在成品领域，日本竭力以低调和不事张扬的面貌出现，并主动放弃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称号（无论是在制造业、商业还是金融业）。2007年7月23日出版的《财富》杂志公布了2007年全球500强全名单，日本企业的排名出现大幅后退，只有丰田汽车公司跻身前十名。此次入选500强的日本企业有67家，大大少于1995年入选的147家、2000年入选的100家和2005年入选的80家。值得思考的是，日本企业2002年后效益大幅提升，为什么排名却迅速下降？
日本虽然放弃了表面的张扬，但在暗中却一点也没有停止扩张，而是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零配件生产、加工与供应体系，将优势集中到零配件这一不易为人所觉察的领域，通过向各国的民族品牌提供精美而高质量的零配件来反客为主式地占领各国的市场。在暗中，日本通过获取大量的发明与技术专利，在悄然无声攫取和瓜分世界的财富。2002年美国发明专利最多的10家大公司中，佳能、NEC、日立、松下、索尼和三菱等6家登上该排行榜。
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校长加藤宽露骨地说：“美国移动电话配件九成是日本造。换句话说，美国也被日本控制着。应像犹太人那样进入对方国家，支配那个国家的经济。这就是小泉首相的意图。所谓‘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摄像机、DVD等领域，日本企业的创新和变革始终都在延续，所有这些创新所需的关键部件均来自日本。日本企业在这些创新方面甚至占据了70%-90%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日本于2002年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全面启动了“知识产权战略”，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世界经济的盘剥与渗透，全面封杀和堵截高新技术向其他国家企业转移的各种路径，来确保日本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基础的生产制造技术领域对美欧的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方面，全面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日本财团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截止2007年4月5日，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证实说，“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具体到企业，中国大多数知名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不及日本1家大公司的零头。松下1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16825条，索尼为9817条，日立为8402条。靠专利吃饭的美国高通公司，其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才不过1539条。
民族品牌的背后
当世界各国人民在全力地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时，日本人却用世界各国的民族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这样，便出现了一幅让人们十分震惊的图画：虽然从外表上看都是本国民族品牌，但如果从内里看则不难发现大多是日本的零配件。世界各国的工业产品越畅销，越火红，对日本零配件的需求与依赖也就越大，日本的厂商就越得益，日本的利润也就越丰厚。品牌满足了世界各国的自豪感，而利润却让日本商人暗中狂喜。
日本在确立了自己对世界各国民族品牌的零配件供应体制的优势后，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对世界各国各种产品使用日本专利收取高额费用，以此来加强对世界各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日本积极抢夺专利，以知识产权为武器进行“经济入侵”。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由首相亲自率领的知识产权部，松下、索尼等很多大财团的企业都已加入其中，以达到争夺世界市场的最终目的。
美国对日本企业的技术依赖十分巨大，例如，.英特尔公司的闪速内存是委托夏普等日本企业生产的；摩托罗拉的高性能动态内存条通过其与东芝的大型合作项目的工厂生产；惠普的RIS芯片中很多是由和日立的合作项目生产的；IBM自己生产的最先进打印机的引擎部分多是依赖日立供应。又如，隐形轰炸机机体的防雷达的特殊涂料，就是日本研制的。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电子装置中所使用的陶瓷部件，95％是日本制造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从宏观经济领域考察日本经济，就会有很大的片面性。日本经济模式真正的优势和特点在微观经济领域，要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来评价。GNP等于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一般表现为GNP大于GDP；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一般表现为GDP大于GNP。两者的差异，最终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生产要素不均衡下的财富转移。
“日本第一”并非言过其实。在日本GDP低迷的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是指包括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日本海外所得的国民总收入（GNI）的人均水平，相当于人均GNP。此时，日本财团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其实质是不断强化对全球微观经济的控制。
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日本《呼声》月刊（2004年5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说，“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文章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其实早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界（主要指财团）就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制造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的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全球产业链上。如今，以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为首的日本财团正在将这些构想变为现实。
岂只金融有风险
日本财团的新经济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始终体现在“商权”的争夺上，综合商社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的经济总参谋部（大本营）。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受到产业国际再造或网际网络普及的影响，综合商社除积极推动事业合作与整合之外，正在加强投资参加便利商店、超市等物流领域，大大地改变整个物流业界的布局。综合商社因应企业的物流逐渐导入供应链管理（SCM），提出一套有效的物流管理系统，于是第三方物流业务（Three Party Logistics）应运而生。综合商社为中国、菲律宾、印尼、东欧等物流网络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一套物流服务体制，从而增加日本的货物物流进出口机会，也能完整架构出SCM的需求与效率。
日本的便利店行业以 “三井物产—7-11（Seven Eleven）”、“三菱商事—罗森（Lawson）”、“伊藤忠商事—全家（Family Mart）”三大阵营在日本互相竞争，而且以同样的组合进入中国市场。三井物产不仅斥资力助“7-11便利店集团”布局北京，还积极为其出谋划策。这些大型商社介入便利店的意图是寻找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开设相当数量的食品工厂，建立起庞大的物流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日式便利店网的需求。
与此同时，三井物产与中国邮政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展全面合作，面对中国国内公司进行小件货物配送服务，将主要以在中国的日本公司等为客户。伊藤忠商事与北京的中铁现代物流科技公司合资在武汉设立物流企业，主要经营内容为从事汽车和零部件的铁路和卡车运输。住友商事和上海亚东国际货运共同出资成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在北京、上海以商业货物等专递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城市。
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早在2002年7月威海举办的“中国流通业如何面对入世”论坛上，作了题为“谁来主导中国经济命脉，谁来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长篇报告。他警告说：“在今后两三年，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重点不在制造领域以及高垄断、高壁垒行业，首当其冲的是流通领域，他们的战略重点是零售终端。对于大型跨国流通企业来说，只要控制了流通领域，就等于建立了输入他们自己的产品的通道。”
当中国学者们还停留在研究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不忘防范金融风险之时，却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存在的商业风险和产业风险。其实，日本综合商社是一类结合商业和产业的金融组织。此时，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暗地里掀起了一场对中国流通业的“卡位运动”。由于存在商业资本反向控制产业资本的隐忧，就算“中国制造”战胜“日本制造”，这场“卡位运动”会导致中国产品的流通命脉被日本商社把持吗？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财团以准军事化的行为方式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并在全球扮演着微观经济管理角色。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潜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近十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主要参照美国的模式，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来构建中国的改革路径，这一选择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发展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贫富分化、资源消耗严重、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可持续发展存在严重隐患。回顾过去，对比中外，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反省和调整。蓦然回首，一衣带水的日本，或许对中国实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宏伟蓝图更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经济模式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而广泛传播，不仅渗透到全世界的院校，而且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使个人自由主义、金融化、股票化成为一种近乎世界性的思潮。急于改变自己落后经济状况的中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也颇为深入。但是，在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后，我们却突然发现，对后发国家而言，需要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
总体上看，与美国模式正相反，日本经济模式是非“金融化”、非“股票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再加上岛国贫乏的自然资源，“生产至上”的价值观体现在日本微观经济各个层面。从13亿人口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并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又是一个后进追赶先进的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
日本经济的计划性并非来自于政府的强力干预，而是产生于企业间的协调。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联”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联”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联，会员总数1623个公司、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个、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时任会长乃三井财团丰田公司的前总裁奥田硕，副会长则是东芝、索尼、新日铁、住友商事、三菱重工等日本财团大企业的总裁，现任会长为富士财团佳能公司的前总裁御手洗富士夫。
“经团联”是全国性质经济协调机构，而真正的经济实体还是各式各样的集团，这些集团划分为“横向企业集团”和“纵向集团企业”两种。“横向企业集团”是主要的集团企业为加强彼此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群，就是所谓的财团，即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纵向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如丰田、东芝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集团。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采用现在认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没有造成效率和效益的低下呢？事实上，日本在经济上面临全球竞争，采用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来增强竞争力，某种程度上和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构建自主工业体系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在于，中国曾经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财团”，绝对集权，导致僵化。而日本有六大财团，通过市场作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幕藩体制”，达到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
日本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以“综合商社”为核心对国民经济进行细致的微观经济管理，而非像美国那样依靠“基金”实施粗放型的宏观经济管理。总结一下就是：综合商社是商贸公司，第二银行，准军事体，次级政府，幕后外交，战略智囊，情报中心，风险堤坝，投资媒介，经贸大学等。总之，综合商社不仅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纽带，而且是日本寓军于民体制的核心，是民间与政府对接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