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商场如战场
新加坡地处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三井财团成功地把新加坡变成其在东南亚的战略据点，形成了石油产品的完整供应链体系。在波蹫云诡的海外资源市场争夺中，这种稳固的体系进可攻，退可守，保障着日本海上生命线。
不幸的是，中国燃料油垄断企业“中航油”单枪匹马闯入新加坡，浑然不知地掉进了三井财团的大网中。在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高盛这3家三井财团关联公司进行石油期权交易之后，中航油于2004年11月宣布总计亏损5.5亿美元。
在“中航油事件”中，实施逼仓行动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是三井物产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为中航油提供期权等期货金融衍生工具。事件中没有公开露面的三井石油也是三井物产的子公司，与中航油在油品贸易中有很多业务联系。
三井石油归属于三井物产的能源部旗下，其股东名单中除了三井物产（占90%股权）以外，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三井化学、三井住友海上保险、三井生命保险、三井住友建设、三井不动产等赫然在列。
此时，三井物产期货公司的活动也异常活跃，在中国境内的石油期货市场消息中经常能听到它的声音。天真的中国企业居然相信了期货大鳄散布的消息，错估了国际油品市场价格的走势，结果2007年10月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油荒。
作 者 题 注
导 言
在日本，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既有金融资本的背景，又是超级贸易商，主要负责日本的海外资源保障，因此早就进入国际期货市场与外国资本面对面地较量。三井财团企业之间在石油和燃料油产业上的众多联系，由此形成的强大情报交换网络。期货市场如同硝烟弥漫、随时经历着生存与毁灭的战场。对比中国企业之间各自独立、产业之间相互分离、金融与商业没有联系的现状，不免让人担心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商战中如何取胜？
第一节 巨亏背后有玄机
从“做多”转入“做空”
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发布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这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因之严重资不抵债，已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许多中小投资者仍旧在睡梦之中，难以置信。在此之前，中航油在新加坡一贯被视为信誉良好的公司，2001年11月上市以来，股价稳步上升，2004年更是增长了80%。
中航油成立于 1993年，由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中国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总部和注册地均位于新加坡。1997年以来，由新的掌舵人陈久霖分管中航油，当时公司初期只有两名人员、启动资金只有38.4万新元。2001年年底，中航油在新加坡上市后，公司迅速成为投资者的宠儿。中航油6年间，净资产由1997年的16.8万美元猛增至2003年的1.28亿美元。 陈久霖本人因此分享企业盈利的10%，2003 年薪酬达到 2300 余万元，成为打工皇帝。
中航油几乎100%垄断中国进口航油业务，2004年的航油贸易额为19亿美元，同时公司还向下游整合，对相关的运营设施、基础设施和下游企业进行投资。通过一系列的海外收购活动，中航油的市场区域已扩大到东盟、远东和美国等地。2003年，《求是》杂志曾发表调查报告，盛赞中航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
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航油开始交易石油期权。在原油价格位于每桶 35～39美元价位区间时，该公司开始“作空”，意思就是按当时市场价格卖出一定数量的货品或期权合约，等价格下跌后，实现高价卖出、低价买进的差额利润。到年底，公司的盘位是空头200万桶，中航油在交易中获利，期权交易由两位资深外籍交易员操盘。陈久霖看准油价将会在下半年开始下跌，甚至会出现跌停，决定将大量现金押宝石油跌价。
中航油做空石油，小部分是通过伦敦石油期货市场交易的，大部分是通过柜台期权市场交易的。在后来的“中航油事件”的追债者中有高盛商品部(J.Aron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巴克莱资本、伦敦标准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富通银行和麦格理银行等。其中前三家就是中间商或做市商。高盛的中文网站介绍说:高盛是场外交易市场的造市机构，是能源风险管理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导，协助大量的客户全面管理与能源相关联的风险。
据普华永道2005年3月30日公布的“中航油事件”调查报告显示，中航油在2003年四季度对国际油价作出下跌的预期，因此改变交易战略，从“做多”转入“做空”，开始卖出买权并买入卖权。从2003年12月31日到2004年1月31日，中航油已亏损1100万美元，主要就来源于在石油期权交易中输给了交易对手高盛的J.Aron公司。由于不希望让“账面亏损变成实际亏损”，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决定将盘位“后挪”。
高盛的“挪盘”暗藏杀机
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与交易对手高盛的J. Aron公司签署了第一份重组协议，双方同意结束前面的期权交易而重签一份更大的合约。根据协议，中航油在平仓后，买进了更大的卖出期权。但自2004年1月签署重组协议至当年6月，油价并未如中航油预期的下跌，反而一涨再涨。到二季度，因期货产生的亏损已高达3000万美元。中航油再次选择“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对手J. Aron 公司签订第二份重组协议，风险成倍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航油事件”发生后，2006年3月8日新加坡地方法院审理中航油一案时，法庭辩护词中对被告人中航油总裁陈久霖 “挪盘”一事也有这样的叙述：“在咨询公司专业人员、高盛能源贸易子公司——J. Aron公司以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之后，由于他们全都强烈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挪盘，陈久霖先生相信了他们的判断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当2004年6月陈久霖再次同意把所购期权的到期时间全部后挪至2005年和2006年的时候，这一做法已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到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中的只允许超过 12 个月的上限。有业内人士认为，J. Aron公司应该向交易对家分析市场、陈述交易风险，还要判断交易对方内部操作的程序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财务能力。这些义务，J. Aron公司均未履行，甚至明知中航油贸易一部的交易员Gerard Rigby越权做投机交易，也没有阻止。
此时，作为中国国内能源期货的第一个品种，燃料油期货于2004年8月25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三井物产这时就已经非常关注上海燃料油期货了。中国的学者们和官员们天真地以为，有了国内期货市场就有了定价权，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在大部分时间里，上海燃料油期价能提前指示出黄埔现货价格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三井物产等大贸易商和金融寡头可以更轻易地从上海燃料油期货市场获得中国买家的情报。
新华网上海2004年9月29日发出的一篇题为“燃油期货世界瞩目‘中国价格’融入世界资源市场”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文章开头写道：“一个月前，中国推出的燃料油期货让世界瞩目：国际石油市场从此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该文章还引用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的话说，“燃料油期货的上市将使亚太地区燃料油定价中心自然而然地向中国转移。” 显然，正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的燃油期货，让中国国内投机资本非常轻易地进入燃料油市场，帮助外国金融大鳄们拉高了全球市场价格，中航油的噩梦也从此开始了。
从2004年7月到9月，中航油随着油价的上升，使其只有继续加大卖空量，才有可能反败为胜。10月份，国际石油价格达到55.67美元时，中航油的油品期货合同已经高达5200万桶，中航油每年的进口量约为 1500万桶，卖空投机的盘位高达5200万桶，已经超过中国航空用油三年的用量。油价在大幅上升，公司需要支付的保证金也在急剧上升。此时，中航油已经感觉势如骑虎，且因现金流耗尽而身陷绝地。
被“三井财团”逼上绝路
2004年10月26日，中航油在期权交易中最大的对手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开始逼仓，正式发出违约函，催缴保证金。在此后的两天中，中航油因被迫在美国西得克萨斯轻油（WTI）55.43美元的历史高价位上实行部分斩仓，账面亏损第一次转为实际亏损1.32亿美元，至25日的实际亏损达3.81亿美元。11月29日，中航油在新加坡申请停牌，次日正式向市场公告了已亏3.9亿、潜亏1.6亿美元的消息，合计5.5亿美元。
陷入财务危机后，中航油的母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应中航油要求，为其提供了大约1亿美元的贷款。随后，中航油马上将这笔钱用来补仓和偿还部分亏损。此时，在石油期权衍生品市场上，以三井财团为首的国外债权人坚持要求中航油付款。到2004年12月7日止，已经向中国航油正式发出追债信的银行包括高盛的J.Aron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等七家公司，其债务总额近2.5亿美元。
正当“中航油事件”中的50多家债权人们谨慎等待中航油重组方案出台之际，三井住友银行忍不住首先发难中航油，对其提出了法律诉讼。2005年2月2日，三井住友银行委托律师向新加坡高等法庭递交了诉讼文件。三井住友银行在起诉文件中称，中航油、陈久霖及中国航空油料集团三方串谋隐瞒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况，以及一宗交易的实际付款情况，导致三井住友银行蒙受损失，因此向中航油索偿2636万美元欠债，外加违约及错误陈述的赔偿1306万美元。
三井住友在起诉书中还透露，2004年8月和9月间，中航油向三井住友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高盛的J.Aron公司的债款，并在2004年9月将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1326万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转入公司在三井住友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三井住友认为，在这两笔交易中，中航油均未向银行披露它已蒙受巨额亏损的情况，因而起诉中航油欺骗。
针对三井住友银行的起诉，中航油于2005年2月24日正式提呈抗辩书给法庭，否认需要对前者索取1306万美元的要求负责。针对三井住友银行指“陈久霖和母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指示、允许或支持中航油的职员欺骗银行，导致银行蒙受损失。”中航油辩称，由于三井住友银行在当时接受了与信用证条款不符的文件，这已经违反了托管协议，因此该银行没有权利就此向中航油追讨1306万美元的违约赔偿。
无力的抗争，最终的屈从
2005年3月16日，中航油反戈一击，将自己的债权人之一，也是期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J.Aron公司告上了法庭。在起诉状中，中航油称，因J.Aron公司的误导而在期权交易中蒙受巨额损失，要求对方作出赔偿。J. Aron公司是高盛集团旗下专门负责商品交易服务的子公司，在新加坡纸货市场拥有多个盘口，它在中航油巨亏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是中航油的第八大债权人，亦是中航油在石油期权交易中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第二大交易对家。
中航油认为J. Aron公司2004年1月和6月与中航油签署的两份协议中，对石油期权未来市场预期表述不完整、不准确乃至误导，建议原告（中航油）扩大交易量并选择更复杂的期权，这直接导致了中航油风险的放大。由此，中航油要求J. Aron公司废除双方这两份协议，赔偿因两项协议招致的损失。中航油一直强调，他们对期权产品相关的价值和风险评估缺少像被告（J.Aron） 那样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曾完全相信被告告知他们的这两份重组协议的种种好处。
2005年2月期的《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谁搞垮了中国航油？》中，当事人陈久霖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然而，中航油在吞下5.5亿美元巨亏的苦果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向三井和高盛低下了头。2006年1月19日，中航油同意将所欠三井住友银行2600万美元债务作为全部和最终的和解赔偿，这笔钱根据中航油所有债权人在2005年6月8日通过的安排计划条款支付。此后，2006年11月15日，中航油宣布，撤销对高盛子公司J.Aron的起诉，不再就J.Aron公司在2004年1月和6月向中航油提供的重组整体期权组合的市场建议书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中航油同时接受J.Aron公司所要求的作为债权人在2005年6月8日中航油重组方案中享受的权益。
事隔两年，中航油与三井、高盛的官司终于有了一个了结。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与“中航油事件”有着说不清瓜葛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早已满载而归。在三井物产的日文官方网站上，一份关于公司盈利情况的报告显示，总部位于英国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在2005年的财政年度（2004年4月-2005年3月）的利润是467亿日元（约4.5亿美元）。对照同年中航油的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真可谓是一家欢喜一家愁。
为了尽快还清巨额债务，中航油这2年来借助国际油价高涨之机，通过提高航空油料的垄断价格，将损失转嫁给了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2008年3月24日，《东方早报》以“中航油提前4年还清陈久霖事件巨额债”为标题报道说：“国际油价强劲上涨使中航油集团收入颇丰。中航油集团去年保障了中国民航90%以上的航油需求。从去年起，中航油每个季度航油价格都会进行一次调整。今年4月，中航油可能再次提高航油价格，将给航空公司带来巨大压力。”
第二节 “3对1”的庄家赌局
实施逼仓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
在纷繁复杂的“中航油事件”背后，涉及太多的公司名称，如果梳理一下这些名称，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场围绕着一个庄家的赌局。在上面的记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井物产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中有的是中航油的逼仓对手，有的是中航油的借款人，有的为中航油提供期权挪盘的建议。然而，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的全资子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它在中航油事件中实施了逼仓行动。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于2002年成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主要为从事能源（原油、各品种燃料油）贸易的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所需的期权、套利等期货金融衍生工具，同时也为一些寻求增值的套利基金进入这一市场提供服务。因此，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既与那些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基金有来往，又与那些仅为防止价格剧烈变动而进行保值的传统客户（如生产厂、贸易商）有联系。
近年来，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吸引了大量的亚洲贸易商，从而使这些贸易商除了高盛和摩根这两家专业的投资公司以外有了新的选择。与高盛和摩根不同，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并未涉及油品市场的实物贸易，而与实物贸易有关的业务则由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兄弟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的三井石油（亚洲）公司来负责。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三井石油（亚洲）都是三井物产的子公司，两者业务的实质区别在于一个以金融服务为主体，另一个以贸易活动为主体。
“中航油事件”之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显得更加强健了。在三井物产的日文官方网站上，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利润比2004年增加了47亿日元，达到514亿日元（约5亿美元），其中能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量呈现强劲增长。在此基础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2006年的利润又增加了91亿日元，达到605亿日元（约5.8亿美元）。2007年7月, 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为满足不断扩大的亚洲业务，改变过去在英国伦敦总部遥控的方式，直接在新加坡开办了事务所。
其实，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只是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的一个子公司。三井财团作为日本企业集团的代表，从战前形成到战后解体，再到重组，财团内各企业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综合商社的三井物产和作为主办银行的三井住友银行在《三井帝国启示录》一书中被称为三井财团的两大支柱。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以综合商社和主办银行为核心的财团机制对以能源和钢铁为主的日本重化工业的高速化、国际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三井银行发起成立了月曜会，接着以促进三井物产公司的合并为目的而成立了总经理一级的五日会，1960年改名为二木会，逐渐成为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机构。50年代末，原三井财阀（二战前）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为大财团。其中，三井银行（后称樱花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公司是财团的三大支柱企业，这三大企业的首脑人物形成最高领导核心，对外代表三井财团。
三井财团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百万亿日元，雇员近24万人。核心成员有24家大垄断公司，其中银行2家、保险公司2家、工矿企业15家、商社1家、大百货商店1家、房地产行业1家和运输企业2家。除了二木会成员企业外，还有未参加二木会而参加月曜会的16家直系子公司。此外，三井财团还通过贷款、持股和人事关系，控制着一批旁系公司，其中持股率超过10％的联带大中型集团公司达114家。
提出挪盘建议的“高盛J.Aron公司”
在“中航油事件”中，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是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与中航油进行期权对手交易的第二大公司，而且建议中航油进行高风险的“挪盘”。高盛的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J.Aron公司的：高盛的商品部－J. Aron公司在商品业务领域的从业经验超过100年；高盛是能源风险管理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导，协助大量的客户全面管理与能源相关联的风险；J. Aron公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机构之一，有能力在实物和金融领域进行交易。在亚洲地区，高盛商品部在新加坡、东京和悉尼办事处共有20多名专业人员。
高盛的对外宣传称，作为和600多家商业客户、150家投资者和一系列其它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合作的交易商，能够很快确认流动性的方位，并在大部分情势不明朗的市场中作出正确选择。在全球范围内，高盛的J. Aron公司在商品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提供方面曾获得顶级排名，向大量的客户提供服务。在亚洲地区，J. Aron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向亚洲的客户提供财务解决方案，帮助其管理商品价格风险。此时禁不住要问一句，高盛的J. Aron公司是如何“帮助”中航油管理风险的呢？
再来看一下高盛集团，它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其所有运作都建立于紧密一体的全球基础上，由所谓的“优秀的专家”为客户提供服务。
其实，高盛集团是在J.Aron公司和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加盟之后，得以快速发展的，成为美国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1981年，高盛收购了J.Aron，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能源等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超越传统的投资银行代理、顾问范围，有了固定收入。1986年，日本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花费5亿美元获得高盛集团12.5%的股份，成为高盛的两家外部机构投资者之一，另一家是夏威夷的毕舍普地产公司（Bishop Estate）。到1989年，高盛公司7.5亿美元的总利润中，J.Aron公司贡献了30%。
2002年时，为解冲销坏帐之急，三井住友银行出售了所持有12.5%的高盛股份。在这家日本银行将自己的股份卖掉一年以后，高盛反过来开始向三井住友银行注资。2003年2月8日，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向高盛集团发行可兑换优先股，以获得1500亿日元（约12.5亿美元）的投资，高盛因此获得三井住友银行7%的股权。三井住友银行向高盛发行的可兑换优先股发行后2至25年内可以转换为普通股，年息为四厘半。根据双方的协议，三井住友银行还向高盛提供10亿美元的亏损补偿，可能还有额外保证。
此时，三井住友银行的坏账于2002年9月底达到480亿美元。高盛如此积极购入日本银行的不良资产，此举在常人看来未免过于大胆。然而，高盛总裁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2006年7月10日就任美国财政部长）对此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注资三井住友银行是加大高盛在日本市场影响的重要机会，同时也是高盛与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功保持长久合作关系的又一举措。高盛与三井住友银行的交易还未正式达成，后者已经从中大获其利，三井住友银行股价2003年1月15日在公布高盛的注资消息时暴涨8.46%。
借贷资金的“三井住友银行”
给中航油放债进行豪赌的三井住友银行与高盛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这在三井住友银行追讨中航油欠款的起诉书中的一段叙述就已经不打自招了。起诉书中写道：“2004年8月和9月间，中航油向三井住友（银行）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债款，并在2004年9月将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1326万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转入公司在三井住友（银行）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银行）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
高盛本身是一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服务性公司，很多收购行动的背后都是由三井住友银行提供资金支持。2004年夏天，在外国投资者对日本武富士消费信贷公司（简称：武富士）股份的争夺战中，高盛公司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度获得排他性的交涉权并宣称要收购武井家族的58%的全部股份。高盛此次收购项目的负责人是高盛证券（日本）公司总裁持田昌典，他与三井住友银行行长西川善文关系密迩，而三井住友银行是高盛收购武富士强有力的后盾。
最新的一个典型例子，2006年3月，为缓解财务紧张状况，三洋向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大和证券SMBC公司（三井住友银行和大和证券的合资公司）和高盛定向增发优先股。三洋最初只是希望三井住友银行投资，不料后者拉来了高盛。三洋共筹集了3000亿日元（约26亿美元）资金。作为交换，三井住友银行、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共获得了三洋60%的投票权，在三洋董事会的8名董事中，这三家公司派出的董事占了5名。
三井住友银行作为三井财团的主办银行，是日本三大金融集团之一，名列全球前十大国际性金融集团第2位。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身是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原三井银行与太阳神户银行合并），两家银行经营银行业务已超过120年历史，最早成立于1876年，均为日本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分别是住友财团和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住友财团和三井财团这两家银行于2001年4月1日合并为现在的三井住友银行，从而将两家财团的力量统合到了一起。截止到2004年9月底，三井住友银行总资产达92.7万亿日元。
三井住友银行在中国共设有9家分支机构，包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广州5家分行；在北京、大连、沈阳、重庆设立了4家代表处。2004年12月7日，也就是中航油宣布巨亏5.5亿美元的一个星期后，日本三井住友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正木浩三在浙江银监局领取了《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申请书》。三井住友银行杭州分行是其在长三角设立的第三家分支机构。杭州分行的设立，使三井住友在长三角地区拥有上海、苏州、杭州三个网点。三井住友银行也因此成为“在长江三角洲拥有最充实的营业网点的外资银行。”
正如前面所说，三井住友银行和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两大支柱，而且三井住友银行既是三井物产的大股东之一，又是三井物产开展贸易业务的主要结算银行。此外，二者还在众多金融业务中采用共同投资的方式形成业务上的紧密联系。例如，2000年7月，三井物产、樱花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NTT通信等五大公司宣布联合成立一家网络金融服务公司（SNSC），以推进企业间电子商务（B2B）的进行。该合资公司主要负责提供交易方的资信状况并提供债权回收、决算代理等服务，鼎力支持企业上网交易。
三井物产是一家大型综合商社，对原材料和能源业务过分依赖，它一直有加强金融业务的打算。2007年4月26日，三井物产联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决定向消费者信贷企业Central Finance增加资本约400亿日元。三井物产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通过发行新股和可转债，分别对Central Finance投资约190亿日圆，在债转股后，它们的联合股份可能达到40％，由此成为Central Finance的大股东。在普通股方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获得将近15％的股份，三井物产获得约10％的股份，在债转股后，这些股份将分别上升到20％。
第三节 事后现身的操盘手
借“中期公司”窥探中国油品市场
2006 年3 月21 日，新加坡初级法院在对中航油前总裁陈久霖涉嫌欺诈等一案进行３天半的庭审后，判处陈久霖４年零３个月的监禁和33.5万新元（约合20.6万美元）的罚款。随后，法院批准了中航油提出的重组计划，中航油的母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总持股提高到51%。另外，英国石油公司(BP)取得其20%的股票，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收购其4.65%的股权。至此，中航油似乎摆脱了三井财团的影子。但是，三井在中国的燃油市场上却变得更加活跃了。
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在日本80多家商品期货经纪公司中规模位居前五名，是三井物产的子公司。作为“综合商社”的三井物产具备两个核心职能：一是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国际贸易活动；二是通过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人力、财力等资源创建新的业务、新的公司和新的产业。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始终配合综合商社的两个核心职能，借助与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合作继续拥有在中国燃料油期货和现货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和发言权。
三井物产期货公司为了获得中国资源类商品的第一手情报，于2005年11月21日与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简称：中期公司）在深圳举行战略合作签字仪式，“人员交流与信息互换”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通过与中期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加强双方人才与信息的交流，目的是深入和及时了解中国期市政策的动态，并建立与国家储备局的人脉联系。事实上，中期公司与三井财团的整体规模相比，处于完全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中期公司是由原国家物资部和商业部联合发起于1992年12月28日成立的，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市场份额最高的期货经纪公司。现在的“国家储备局”实际上就是过去是的物资部，目前由发改委代管，专门负责国家各种战略资源的储备，如石油、粮食、铜等，甚至包括粮食的种子，也有燃料油。很显然，加强与有国家储备局背景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关系，成为三井财团把脉中国资源储备和全球期货市场的重要战略之一。
受国务院1999年6月2日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约束，中国国内企业不能交易境外期货，国外客户也不能买卖国内期货。而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在金属、能源等大宗商品的期货代理业务中有较突出的国际地位。例如，三井物产商品期货公司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会员。事实上，日本期货公司的国际化离不开财团和政府的支持，这些公司业务起源都来自日本国内进口大宗商品过程中的避险需求。
三井物产借助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这个伙伴，积极介入中国国内各种石油情报的交流活动。例如，2006年11月4日，由中期公司承办，上海期货交易所、深圳市期货同业协会、广东油气商会共同主办的“石油期货高峰论坛”上，原本是来自国内知名的石化企业、投资机构、信息咨询公司等专业人士齐聚一堂，却可以看到三井物产期货公司的首席商品策略师江守哲（Emori Tetsu）也在其中。论坛会上，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国际原油市场展望、国内原油及成品油的供需状况、以及如何利用燃料油期货创造企业价值等成为焦点话题。
来自“住友铜事件”的操盘手
著名期货公司格林集团董事长王拴红，在2005年11月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曾提到：“三井物产非常关注上海燃料油期货，因为其燃料油有三分之一卖给了中国，他们迫切希望在上海市场作套期保值。”此时，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已经成为日本期货业的佼佼者，具有三井物产现货贸易的背景和基础，原油、金属等商品交易量都很大，拥有丰富的期现结合经验，透彻研究期货与期权、期货与现货之间的关系。
三井物产开始在国际期货市场操作要比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时间早得多，因为近距离与对手过招才能获得更多第一手情报和实战经验。在早期，综合商社的期货业务与现货贸易紧密联系，首先在国际市场上套期保值和有限投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各大综合商社才开始重视日本国内期货市场，设立独立的期货经纪子公司，三井物产期货公司于1988年成立。2001年，住友商事成交量名列日本商品期货市场第一位，三井物产成交量名列第五位。
在中国石油期货市场的消息中经常能听到三井物产的声音。2006年7月17日，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首席商品策略师江守哲指出：“本周内纽约市场8月份石油价格可能会涨到每桶80美元，到9月底可能升至每桶96美元。” 次日，在中期公司对外界发布的报告中引用了江守哲的这个分析。然而，事实与此皆然相反，油价在这一时期最高上冲至78.40美元记录高点之后，就开始一路下滑，一直跌至60美元附近才有所企稳。
江守哲从1990年开始先后就职于住友商事（住友财团的综合商社）、住友商事（英国）公司、德国石油及金属集团。2000年，他开始成为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商品交易首席分析师、商品战略师。江守哲在2003年就预计出油价在2004年会上升并突破40美元/桶，被业界评为第一个预测到石油价格突破40美元的人，也一度被路透社誉为亚洲价格预测最准的研究员及日本最顶级的分析师。奇怪的是，为什么中航油作为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忠实客户还会在2004年认为价格下跌而进行期权的“做空”操作，造成5.5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呢？
由于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的金融体系已经统合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江守哲基本上是一个在三井-住友财团内部“从士兵成长为将军”的指挥官。江守哲在日本综合商社从事大宗商品国际现货贸易的经历，造就了他对商品市场进行综合分析和风险控制的过硬素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作为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首席分析师的江守哲，曾经是住友商事的滨中泰男领导下的资深操盘手，对石油商品市场尤其精通。
作为江守哲良师益友的滨中泰男，就是期货界众所周知的“住友铜事件”的主角，早在1991年就有操纵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市场的迹象。从1994年到1995年，由于滨中泰男控制了许多交割仓库的库存，导致LME铜价从1600美元/吨单边上扬到3082美元/吨的高位。1995年10月，在英美两国证券期货监管部门的共同关注下，滨中泰男企图操纵市场的行为逐渐败露。最终，在英美金融大鳄的联手打击下，住友商事于1996年6月24日宣布巨额亏损19亿美元。
“三井石油”浮出水面
2006年11月21日，路透社发出了一则消息称，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石油 (亚洲) 株式会社在石脑油（又称：轻油）贸易中亏损8100万美元。此后，进一步的消息显示，三井石油 (亚洲)在新加坡的一名交易员因为判断错误，令公司在轻石油(Naphtha)市场蒙受8100万美元的亏损。该名交易员企图通过伪造的数据掩饰这笔亏损，但是11月初在例常审查中被揭发。同样是新加坡，同样是三井物产公司，如此的巧合，不得不让人又想到了“中航油事件”。
正如前面提到的，三井石油 (亚洲)是中航油事件中的三井能源风险控制公司的兄弟公司，都属于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的能源部统辖，是三井物产在新加坡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进行石油产品期货交易。至2006年10月时，三井石油（亚洲）聘请有32名交易员，买卖石油及相关产品的期货和现货。虽然当时公司没有透露涉案交易员的名字，来自公司及行内的消息说是日籍的山崎言志（Noriyuki Yamazaki），他是三井石油（亚洲）唯一的高级轻石油交易员。
这次三井物产出现的亏损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看涨盘口造成，因为轻石油的价格从2006年7月时的每公吨670美元的最高价位下跌了20％。换句话说，三井石油（亚洲）实际上是一直判断价格上涨而不断增加持仓量，却由于市场短时间内的急速下跌而出现8100万美元的损失。一种明显的可能是，三井石油（亚洲）手中缺少“看跌期权”的保护。虽然亏损的金额只占三井物产常年盈利的3％，但三井石油（亚洲）立刻决定结束新加坡业务单位在石油市场的所有期货与衍生合约的盘口。
作为三井石油（亚洲）的母公司，三井石油株式会社成立于1961年，是三井物产的能源部门，主要从事原油进口、精炼、石油产品销售等业务。三井石油公司作为一个大石油供应商，通过日本全国约400个站点进行汽油、轻油、煤油的销售，也向一般企业销售重油等燃料油。三井石油公司与股东三井物产及其关联企业“远东石油工业”合作，在原油进口、石油精炼、分销等环节有效推进，达到石油产品稳定供给的目的。
三井石油株式会社股东构成一览表（截止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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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
成立时间：1961年2月18日 |
资本金；30亿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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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营业额：4282亿日元 |
年纯利润：45亿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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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东 构 成 |
股东名称 |
持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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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物产 |
8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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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住友银行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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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三井信託银行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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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三井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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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造船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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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东レ，Toray） |
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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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化学 |
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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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 |
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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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生命保险 |
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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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住友建设 |
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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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不动产 |
0.10% |
长期以来，三井石油（亚洲）是保障日本国内市场稳定供应的一个海外窗口，因与中航油的期货与现货贸易而成为中国航空燃料油的供应商。在大规模石油产品的贸易中，三井石油（亚洲）需要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一定数量的投机。特别是，在市场看涨买入远期期货进行大量投机活动时，必然需要买入远期的看跌期权（相当于对买涨投机的保险），对自己的盘面进行保护。显然，中航油在2004年抛出的大量看跌期权是当时三井石油非常渴望的产品。
2007年2月，新加坡《联合时报》报道：“三井物产在新加坡公司的前石油交易员山崎言志被警方逮捕，他在接受盘问后保释在外。”三井物产向东京证券交易所提呈的文告说，在三井石油（亚洲）2006年因交易轻石油蒙受8100万美元的亏损后，已决定在2007年3月底关闭这家新加坡的公司。三井物产急忙关闭其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所，不觉让人感觉诧异。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井石油（亚洲）过去操作的历史记录再也无从查起了。
中国油荒为哪般？
2007年3月21日，在由广东油气商会主办的中国石油贸易峰会上，此时被称为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江守哲再次表明他近几个月来一直坚持的预测，2007秋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将跌至每桶38～40美元。江守哲表示，根据历史模式，油价在峰值后的60～70周时达到低谷。对于目前的循环，低谷将出现在2007年的10～11月，价格在38～40美元/桶之间。真不知道，当初“中航油”的陈久霖是不是也接收过如此看跌的消息。
问题在于，到底有多少天真的中国企业相信了这些外国期货大鳄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对媒体散布的烟雾弹式的消息。在三井物产的江守哲3月21日发表“看跌市场”的观点同时，广东油气商会所谓的资深分析师张连碧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原油价格在2007年11月份跌破40美元/桶符合业界预期。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2007年下半年石油价格一路飙升，11月中旬的油市局面更加壮阔，大幅攀高至98美元上方，创造了历史新高。
油价暴涨对日本的石油资源开发和石油关联企业反而是利好消息，刺激了这些企业增加产能投资，销售石油产品的企业则从涨价中渔利。像三井物产、三菱商事这样的大商社，都从事石油类产品交易，其对石油类产品经营的依赖度分别是24%和25%。在石油涨价中，对石油依赖度大的企业，可以更多获利。据推算，石油平均价格每涨1美元，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的盈利就能净增10亿日元，只要油价上涨不引起景气衰退，这些商社就可以大赚其钱。
由于中国企业对于国际油品市场价格的错误判断，造成库存水平普遍都非常低，致使2007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油荒，广东地区尤为严重。2007年11月22日，“金羊网-新快报”刊出了标题为《两大油企紧急进口成品油“解渴”广东》的文章表示，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石油）通过采取增加成品油进口量等有效措施，努力增加资源供应量。与此同时，中国石油化工公司（中石化）11月份继续亏本进口成品油27.7万吨，以投放广东市场。
此时，一家国内期货经纪公司的燃料油市场周报（2007年10月20-25日）显示，不断高涨的国际油价使得广东黄埔进口油成本已近5000元/吨。中国的进口商们就是因为前期国际油价过高而终止进货，使得黄埔市场进口油库存不断萎缩，仅有15%左右的库存量，新加坡进口混调油已基本绝迹。另外，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未来的1个月内有大量的日本燃料油将陆续到达广东的深圳和黄埔港。其中，11月7日，“太平洋里奥”载6万吨日本燃料油抵达黄埔，中石油旗下的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联油）接货。
正当中国两大石油公司为燃料油紧缺而奔忙之际，三井物产却在广东为过剩的燃料油存货寻找高价的买主。2007年10月25 日，三井物产以“苏菲尔”号将一船3.2万吨的日本燃料油运到广东黄埔市场，其中近1万吨交付给佛山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剩余的船货对国内买家来说价格高昂，则被暂时放置在英国石油公司（BP）南沙保税库中。此后，三井物产又在新加坡找到了高价买主，于11月16日将这2.1万吨存货以“海洋胜利”号装载运离黄埔港。
中石化从2007年9月以来累计已经进口成品油38.8万吨，其中汽油9万吨，柴油29.8万吨，12月份安排进口柴油42.3万吨。到2007年11月底，中石油已进口成品油41万吨，12月陆续有11艘油轮装载40多万吨进口柴油抵达国内。为此，中国油企不得不承担每吨数百元的亏损。前两年，中石化共向政府申请到150亿的贴补，2007年又再次提交申请，中国政府可能又成为最后买单者。或着不得已提高油价，这些损失最终由中国消费者承担。
第四节 遏守咽喉，卡住物流 (略)
“商船三井”的灰灰天网；借“中外运”之手在中国织网；“三井化学”盘据新加坡
第五节 情报力与战略视野（略）
占有绝对的“信息不对称”； 将“情报调研部”升格为“战略研究所”； 谁在主导能源战略和中日关系？
第六节 学费不能白交
“三井”上了很好的一课; 中国缺失“产业主导权”； “中化公司”的前车之鉴； 加入WTO后的应对之策
第八章 “商人幕府”的真经
日本财团代表的财界势力对整个东亚经济早在10多年前就做好了设想。为此，日本政府1994年出台了《东亚新干线铁路网》的建设计划书：以东京为起点，通过对马海峡的海底隧道连接韩国，然后穿过朝鲜半岛连接中国，从中国大陆一路南下直抵香港。
由于韩国的抵制，以及中国大陆的不积极，日本财团首先将台湾作为其新干线铁路计划的实验田。从1996年开始，三井物产凭借在台湾的事业基础，积极推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的进程，并在日本成立了“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
日本财团是两岸通吃，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1997年，为争夺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方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就算不是“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的原班人马，但绝大多数都是老面孔。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出面领头的是三菱商事。
与台湾“市场换政治”不同，中国大陆的高速铁路工程的基调是“市场换技术”。近两年，由三菱商事牵头的6家日本财团企业成立了“光基铁道系统公司”，采取与中国南方机车集团联合竞标的方式，成功取得中国铁路提速项目的大批订单。
从某种程度上讲，三井、三菱等大财团既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也是日本社会的幕后政府（幕府）。此时，对比国产高铁机车的夭折和韩国高铁技术自立的过程，不难看到国家工程中组建包括经济、产业、政界以及民间力量在内的“联合军团”的重要性。
作 者 题 注
导言
在日本，财团就是幕后政府（幕府），各种经济政策实际是由财团制定的，政府只是点头而已。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统一在财团内部，特别是依靠财团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公关力量不可低估，它经常游走在三井财团与被投资国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一些被投资国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不得不充当三井财团的“铺路石”与“敲门砖”。中国政府在很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将不得不学会如何面对与日本的“商人幕府”打交道。
第一节 政治挂帅显神通
日本与台湾的财团外交
2007年2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消化日本子弹头列车技术”为题作出报道称：“中国开始采用本地装配的日本‘子弹头列车’，表明中国已完成外国世界级高速列车技术的转让。根据2004年达成的一项合同，以川崎重工为首的这个日本企业联盟同意向中国合作方——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E2-1000的制造技术。这个联盟还包括三菱商事、三菱电机、日立公司、伊藤忠商事和丸红”。
在这里，我们忽然发现三菱商事、伊藤忠和丸红这几家日本财团的综合商社的名字。事实上，还有一家规模最大、最著名的日本综合商没有在此露面，它就是三井物产。此时的三井物产正在繁忙于台湾高速铁路建设的收尾和开通工作。全长约345公里的台湾高铁主要贯通台湾西岸，是台湾第一个，也是全世界最大规模，采取BOT模式的公共工程。台湾高速铁路自2007年1月5日通车，进行试营运，2月1日开始正式营运，2007年3月2日全线通车。
台湾高速铁路建设开始于1993年7月，政府与民间团体(台湾高速铁路企业联盟)一同携手合作，由民间投资兴建营运的BOT方式建造营运，为台湾西部走廊提升交通发展。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湾高铁），前身就是台湾高速铁路企业联盟，依据政府的《奖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条例》，全力推动民间参与投资兴建公共工程的政策，主要成员包括了五个本土企业：长荣航空公司，大陆工程公司，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富邦产物保险公司及东元电机公司。其中，长荣航空公司有着深厚的财团背景，它是台湾长荣财团的成员。
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中扮演着“幕后政府”的角色，这一点在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上暴露最为明显。台湾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但一直视日本和美国一样重要，是对外关系所仰赖的两大支柱之一。1972年9月台日断交（中日建交），当时为维持双方非政府的实务关系，同年12月，台湾成立“亚东关系协会”，日本则成立“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作为双方交流的窗口。
然而，日本和台湾之间的紧密联系并非仅仅通过带有官方色彩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来维系，而是通过日本财团与台湾财团之间的生意往来和人脉关系巩固的。例如，日本富士财团的丸红商事（综合商社）与北海道拓指银行为首的联贷银行向台湾长荣集团提供了大量资金。长荣买船时，均由日本丸红商事（简称丸红）介绍，长荣航空公司购飞机，丸红也出马进行联贷，参与的日本银行达百余家，台湾一些银行想给长荣提供贷款，根本插不进。
台湾长荣财团的创始人张荣发早年为日本船商效力，因而与日本商界的联系较多。1978年台湾“交通部”批准长荣海运公司开拓欧洲航线，其资本额75％来自日本丸红公司，有利用日本资金与岛内航商竞争之嫌。长荣海运则一再强调，该公司与丸红之间只是普通客户关系，还煞有介事地在1980年正式委托一家英国公共关系公司出面驳斥“不实谣言”。事有凑巧的是，《国际集装箱运输》杂志上注销了一则广告文章，透露美国信俘银行贷款给丸红，然后丸红又转贷给长荣的内幕，台湾岛内舆论为之哗然。
张荣发以发展海运发家之后，又在80年代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向航空、旅馆、房地产、钢铁等领域发展。目前，长荣财团已发展成集海运、空运、内陆运输、集装箱、酒店、制造等业务为一体的跨国企业集团。除了主力长荣海运公司外，另有10家关系企业，分别是长荣运输、长荣重工、立荣海运、长荣国际、长荣货柜、立荣航空、长荣航空、长鸿营造、荣刚重工、长荣空厨等股份有限公司。显然，台湾长荣财团与日本财团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如出一辙。
上世纪80年代，台湾长荣财团投入7000万台币，成立了一个“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用高薪将一些专家、教授网罗进这个中心，专门研究台湾如何走向独立的问题。这个中心成立后，所需经费，仍全由长荣集团支付，研究出的“成果”，直接送给李登辉参考。因此，长荣财团的“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李登辉搞台独的“智囊团”。李敖是台湾当代知名作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财阀伸手捞“国策”，“总统”幕后搞台独》一文中，将张荣发与李登辉相互勾结，从事台独活动的内幕彻底拆穿，彻底指破。
“三井物产”充当总协调人
日本财团是两岸通吃，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不难推知，1997年为“中国特需”组建的“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就算不是“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 （简称：TSC）的“原班人马”，但绝大多数都是“老面孔”。如果要梳理日本财团在台湾高铁的运作，就必须从所谓的“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的主干事“三井物产”说起。三井物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商社，又是综合商社先驱者，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已延续了百余年。
对于三井物产与台湾的历史渊源，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旧厦修复计划调查研究》一文中，人们可以看到作者杨仁江（台北杨仁江建筑师事务所）有这样的叙述：“三井株式会社为日治时期日本人在台湾的最大财团，并与日本三菱商事及藤山集团三大资本集团在当代鼎足而立，其经济活动与殖民政策密不可分，经济事业范围甚广，除了台北设总部外，台南及高雄亦设支店，经营范围有银行及保险事业，之后跨足樟脑采制、鸦片进口业务。”
经过二战后被解散而又重新恢复的三井物产在台湾的商界和政界也都有很深的基础，但却不为人注意。2006年2月，台湾《理财周刊》对台湾三井物产董事长兼总经理小川隆访问后，发表了一篇题为《大陆风险高，还是台湾好》的文章，开头这样写到：“深耕台湾超过半个世纪的台湾三井物产公司，经营事业从民生必需品的食材、衣料，到高铁等重大建设。与商界关系密切的台湾三井，虽不常见于媒体，但却是影响台湾经济的狠角色。”
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在小川隆接任台湾三井物产董事长之前，前两任董事长，就已经参与开发台湾高铁的计划，从一开始的策划、宣传，到在日本成立财团企业的联合体，即“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后来，该联合体参与高铁的投标，虽然起初输给了欧洲的公司，但是后来在三井物产不断努力争取之下，高铁公司终于决定将车厢、设备的采购交给TSC来做。
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是由日本重量级企业，包括三井财团的东芝、富士财团的川崎重工、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等制造商以及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富士财团的丸红商事、住友财团的住友商事、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等日本四家综合商社一起出资组成；由于三井物产在台湾的经验丰富，协调这七家公司的任务，就由三井物产负责，而且三井物产的前任副社长佐藤和夫被任命为TSC的董事长。
日本财团企业在台湾拓展市场争夺商权的过程中，作为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一直以来都是充当总协调人的角色。日本商社十分了解在当地办事、揽项目时，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所以特别任用一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当地职员，这些人员有“特殊背景”即所谓的纽带关系，往往是政府官员的子女或是亲属。在日本财团企业中的这样一类当地职员，被俗称“敲门砖”。例如，有“台独教母”之称的金美龄曾担任李登辉的国策顾问，她的儿子在三井物产工作。
对于那类充当“敲门砖”的人才，日本企业一般情况下都给高薪、并协助他们办理在日本的永住手续。经过几年的培养，等这些人把日本企业当成自己的“终生职业”时，或取得日本永住身份或日本国籍后，就把他们放回原籍所在地担任项目的高级管理人员，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事公关、拉项目的工作。事实上，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本身不是制造厂家，所以它最大的财产就是人，不仅有人才，而且有人脉。
以政治博弈收获经济利益
就台湾高速铁路这个项目而言，从1992年6月核定开始，就夹杂着太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1997年9月，欧铁联盟（主要厂商为德国的西门子和法国的阿尔斯通）击败了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取得最优议约资格。然而，与国际认知不同的是，欧铁联盟拿到最优议约资格可不是成交的“保证”。台湾高铁设定核心机电系统的投标截止期限是1999年6月，审查了日本企业联合和欧铁联盟的投标计划书，都不符台湾高铁的企划。
在真正实际作业开端的核心机电系统上，一方面，台湾高铁因欧铁联盟未降价、对是否投资高铁也犹豫感到不快；另一方面，“政府高层”私下多次表示，应该“试试看”日本系统是否可用。于是台湾高铁仍暗地继续与日方“沟通”、磋商，给了日本企业反败为胜的机会，使之与欧铁联盟处在竞争的局面。1999年12月28日早上，台湾高铁召开临时董事会，即甩开欧铁联盟，正式宣布选择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为优先议约对象。
从这里不难得知，这根本不是价格、技术的专业判断，“政治考虑”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做国际招标也是台、日官民“兜”出个模样来应付外界的幌子。在李登辉的心里，早就“钦定”了日商，只是在等待日本财团给个具体的提案、日本政府释出优惠（表示台日间有“政府关系”）乃至给予他个人的政治利益（卸任后去日本等）。1999年6月，李登辉所著的《台湾的主张》就有很耐人寻味的叙述：
“目前台湾正进行好几项重大的国家工程建设，相当于新干线的“高速铁路”即其中之一。关于高速铁路的投资，很遗憾的是，德国甚至是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层级都参与运作了，可是跟日本的谈判竟还停留在基本事项上。我们所揭示的基本事项是，第一，价格问题；第二，安全性；第三，政治考虑。这第三所谓的政治考虑是指，虽然此计画案的的确确是民间投资，但也希望日本政府能有明确支持的态度。”
通过政治博弈获得经济利益是日本财团惯用的手法。在李登辉的支持下，“台湾新干线企业联合（TSC）”最终赢得台北、高雄间总长345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这个由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丸红、住友商事四家大商社和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东芝等三十多家日本重电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再与JR东海及JR西日本两家新干线公司技术合作，其中的主要角色当然还是三井物产，它作为联合体的干事负责推动和组织整个事业。
痛失近千亿元商机的欧铁联盟于2001年初向新加坡法庭提请国际商务仲裁，历经3年缠讼，2004年3月中旬，国际商会（ICC）做成仲裁判断，裁定台湾高铁应补偿欧铁联盟7304万余美元，加上利息，约合台币28亿多元。最终台湾高铁同意将赔偿欧洲高铁联盟新台币21亿元和解。同时，为了避免过分得罪欧洲方面，台湾高铁将日本新干线系统与欧洲高铁系统混用使用，这就造成了后来技术上不兼容的隐患。
推行新干线系统的日本公司中标后，三井物产、东芝、川崎重工等7家日本联合企业在1999年底收到台湾方面生产铁道运行有关的列车车厢、电气、信号灯等核心系统的订单。然而，以欧洲铁道系统为前提制定的欧洲标准的工序说明书在日本中标之后并未得到修改。台湾采用的是1997年订制的德国机车与法国2层客车的联合系统，但是台湾和日本都是多地震、台风的地区，隧道、桥梁也多，欧洲高铁却没这些经验。
事实上，欧洲和日本高铁系统的混用，在中国大陆高铁建设中也基本上确定了。对此，美国《商业周刊》在一则报道中这样写道：“加拿大的航空航天和运输巨头庞巴迪公司、日本的川崎重工业公司以及包括德国西门子和法国的阿尔斯通在内的一些欧洲公司，都争先恐后地要赶上中国这列赚大钱的‘快车’。 目前，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四家公司都与国内企业建立了合资厂。”
第二节 “三位一体”的攻势
“京沪高铁”牵动日本政界要员
国家大型采购案作“政治运用”是世界各国都会用的，只是程度深浅的差异，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针对中国大陆的高铁项目，日本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销策略，即综合商社为核心的相关财团企业与日本政界、日本经团联为首的产业组织机构互相配合的全方位营销。相对于政府和经团联为了争取中国高铁建设的努力而言，日本财团企业的准备和努力则更为实际。
拟建中的“京沪高铁”全长1300公里，被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的重点项目。从公布立项开始，就成为日、法、德这三个国家的争夺目标，三方两派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歇过。拿到这个项目，将会给承建方带来100亿美元的市场效益。日本和法国以轮轨见长，而德国则是磁悬浮的代表。为了向中国推销日本新干线技术，日本政府和民间在1995年成立了“北京-上海高速铁路计划合作推进委员会”。
日本产业界为了拿下中国大陆的京沪高速铁路的生意，1997年即由三菱商事（综合商社）、川崎重工、日立制作所、东日本旅客铁道（简称：JR东日本）等14个企业团体发起“日中铁道友好推进协议会”，聘请前首相竹下登（已故）担任会长，总共有70家厂商会员，其中的44家企业组成“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该会虽然仅有5名职员，但每年预算竟达3亿日元，这在日本极为罕见。
中国领导人每次访日，双方必定谈到新干线，日方必定安排乘坐和参观新干线。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乘坐了新干线，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访问日本时都乘坐了新干线。新干线固然是日本国内移动时安全便捷的交通工具，但日方如此安排也有展示新干线的先进技术以向中国推销的意图。1998年11月，访日的江泽民主席乘坐新干线时，小渊惠三首相（已故）对江泽民说：“对中国的高速铁路项目，日本将官民并举，倾力协作。”
此后，日本通过各种场合一再表示希望参与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赴大陆访问，向中方递交了一份“日本援建中国高速铁路意见书”，明确表示日本愿意提供最先进的新干线技术和建设资金。2000年4月，日本运输省官员曾表示，中国建设北京-上海高速铁路项目时，日本不仅可以向中国出口车辆，而且要向中国转移新干线系统的最新技术。
和日本政界要员一样，以日本经团联为首的日本产业组织对争取中国高铁订单也不遗余力。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总理访日，当时的日本经团联会长今井敬在欢迎宴会上郑重的表示“日本没有美国的波音客机，也没也法国的空中巴士，只有一条新干线，希望中国能够在建设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问题上，认真考虑采用日本技术”。但中方并未因此随之起舞，日本的几番努力，朱镕基总理回答的总是一句外交辞令“欢迎投标参与国际竞争”。
经团联会长（“财界总理”）披挂上阵
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较热衷采用磁悬浮技术，日方一度沉寂下来。为了争取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铁的生意，法国和德国的政治领袖们开始频繁活动。2002年底德国总理施洛德去上海，与中国领导人共乘磁浮列车，然后续访北京，表示德国政府愿给予全面的支持。法国也积极表示愿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然而，“中国工作”着力最深、动作最频繁还是非日本莫属。
2002年8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作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宋健表示与日方商讨有关新干线合资事宜。2002年9月，宋健访问日本期间，日本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说：“中国政府在京沪线1300公里的计划中对日本型新干线重新表示兴趣”。随宋健到日本访问的，还有铁道部高速铁路办公室副主任华德洪。日本媒体报道说：“华德洪谈到京沪高速铁路，并说新干线是最好的模式。”由此，日本各界又掀起一波出口新干线的热情。
作为一个坚定的新干线支持者，经团联新会长奥田硕在2002年多次表示，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技术造价上，新干线技术是最有竞争力的。他建议，成立一个“日中高速铁路联合委员会”，用来推动进程，甚至说“只要建立了这个委员会就表明日本已经获取了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权”。在日本经团联的建议下，日本甚至把承建京沪高铁提高到“两国友好”的高度。
奥田硕既作为有“财界总理”之称的经团联会长，自身又是三井财团丰田公司的会长。当时，丰田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美国汽车业界三巨头(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总和。奥田硕担任会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新经团联），前身是经济团体联合会(原经团联)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这两个团体在二战后50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财界大本营”和“财界劳务部”，2002年5月28日宣布合并，统称“经团联”。
原经团联成立于战后初期的1946年8月，主要由日本制造、贸易、流通、金融等行业团体和主要大企业组成，会员总数达1207家，是这些大企业的利益代表。它在宏观经济政策、税制等国家重要经济问题上向国会、政府、政党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具有政府经济智囊库功能。经团联的会长又被成为“财界总理”。特别是1994年之前，经团联一直负责协调各企业向政党提供的政治资金规模，对政党支持影响力巨大。
2003年5月，奥田硕曾计划率领经团联访华，主要推销新干线技术，但“非典”扰乱了行程。3个月后，《中日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奥田硕重燃访华念头，当然还是为了兜售日本新干线。但恰好此时“齐齐哈尔毒气泄漏事件”发生，中国对日敌对情绪高涨，中国方面难以安排高层晤见，行程再次推延。此时，奥田硕告诫日本人，京沪高铁建设权的竞争是长期的，并且希望日本厂商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投标的准备工作。
发动另一波推销攻势
2003年7月1日 ，许多国内媒体都报道了秦沈铁路客运专线开通运营的消息，引起了各方重视。这是因为秦沈铁路客运专线是当时中国速度最高的铁路，它设计时速200公里，并预留了今后升级为时速250公里的条件。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华之星”列车在这里曾创造了时速321公里的试验记录。虽然秦沈铁路客运专线还不是高速铁路，但是一旦中国铁路熟练地掌握了时速200公里的技术，势必将缩小今后引进的范围。
随后，日本从2003年夏天起发动另一波推销攻势。2003年8月3～6日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带着大礼──低利日圆借款（即ODA，日本政府经济援助）到北京拜见国家领导和铁道部负责人。原本从2001年起，日本对中国援助已逐年锐减，而如果大陆肯采用新干线，日方愿意再提供巨额资金援助。然而，中国政府方面一贯明确表示“采用哪种技术，正由中国专家做论证”，无论日方如何“利诱”，中方都没松口、偏向日本。
在日本国土交通相扇千景2003年8月的努力失败后，针对中国当时强烈的反日情绪，经团联会长奥田硕甚至向外界保证，即便获得了建设权，拥有“日本军方背景”的三菱重工，将不会参加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奥田硕显然认为，自己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将有助于为日本拉到选票。2001年中日贸易摩擦时，奥田硕也是日本企业界中第一个站出来指责本国政府的人士。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时，他就特地发来贺电。
从2003年11月23日开始，以奥田硕为首的代表团开始了中国之行。这被日本看作是对华民间经济外交的“处女行”而被寄予厚望。这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首次面晤日本经济界领导人。出发前，奥田硕曾反驳日本国内不赞成新干线出口给中国的人士说，这是一个绝对应该争取的事业，“中国的高速铁路计划不单是京沪之间，是涉及将来中国全国多条建设路线的计划，况且日本透过展示先进技术，可促进企业向中国出口”。
2003年11月2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见了奥田硕。会谈中，中方一直回避新干线这个话题。于是，在会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幕：一向颇有绅士风度的奥田硕，被迫向温家宝总理直截了当地提出：“关于新干线的事情，是有进展还是为时过早，我们希望能从温总理这里得到信息。”温家宝总理的回应是：“我们有必要听取广泛的意见”，以此希望日方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需要时间。这使得日本方面依然无法摸清中国方面的态度。
“三菱商事”担任主干事
日本综合商社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和复杂的关系网，在当地的商权争夺战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在综合商社的组织下，日本财团企业的综合实力要明显强于德国和法国公司。2003年11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题为“冀望京沪高速铁路：三菱商事全面合作联想”中报道说：“三月份（2003年3月），三菱商事赢得了中国方面6亿美元的燃气轮机的投标。对京沪高速项目，三菱商事非常积极。”
在谈到“决定京沪高速最后谁胜出的因素有哪些？”时，三菱商事常务执行董事、中国总代表武田胜年说：“在中国方面，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做最实务性工作的铁道部或者是铁路经营公司，他们更多地考虑例如价格、技术、软件硬件、交货及时等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是政府，以发改委为主的国产化问题，即技术引进问题；第三方面，可能就是外交或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武田胜年很有信心地表示，上述的第一方面可以解决。
三菱商事作为高速铁路日本联合会的主干事，一直扮演着产业组织者的作用。武田胜年认为：“在未来几年的中国铁路建设中，日本企业有很大优势。在产业合作方面，日本铁路建设和欧洲不大一样。欧洲的铁路技术，掌握在西门子等公司手里，而日本的基本技术掌握在日本铁路公司。根据日本铁路公司的要求，厂商进行生产。因此在日本铁路公司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可以按设计要求进行生产，有利于铁路设施和设备的国产化，以及技术转移。”
当然，三菱商事中国总代表的话仅仅是日方推销中用的技巧，这场关系到以后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方向和上千亿巨额订单的巨大博弈中，无论是中方还是外方都不得不站在企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上考虑，日本的无所不用其极也无可厚非，因为巨额订单不仅直接可以给日本铁路公司带来盈利，也可以拉动相关制造业的全面发展，甚至可以通过中国高铁项目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中国大陆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和台湾高铁跌宕起伏的争夺战似乎有类似的地方。同样是日、法、德为首的三国争夺，在竞争的初期日本企业也并不占上峰，但是随着日本“三位一体”的营销策略展开和推进，优势逐渐被日本企业掌握。中国大陆要比中国台湾在主动权上要好一些。比较不同的是，中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市场换技术”，而中国台湾当局选择的是“市场换政治”。
第三节 进军中国“大提速”
日资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中国
2007年4月13日，人民网消息：行驶在铁路上海南站至杭州之间的动车组列车喷上了“和谐号”名称，这也是中国铁路第六次全面大提速的标志。“和谐号”CRH动车组成为了我国既有线时速200公里及以上旅客运输的主力车型。“和谐号”CRH动车组主要产自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的青岛四方客车股份公司（简称：南车四方机车公司）和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其中上海铁路局的车辆采购自南车四方机车公司。
早在2004年5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刊出一条消息：日本川崎重工、三菱商事、日立制作所、东日本旅客铁路等6家公司将参与中国现有铁路提速项目的招标，近期已联合成立“光基铁道系统公司”，该公司将通过川崎重工向中国出口相关技术，中国的“南车四方”将成为本次招标的窗口，如果日本企业竞标成功，将成为日本高速铁路技术向中国转让的首例，并成为日本企业介入中国新干线铁路市场的突破口。
为实现计划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国内现有铁路提速项目，铁道部于2004年7月28日就京沈、济青等5条铁路欲引进的新型列车实行招标。作为中国第6次铁路大提速，此次高速化的路线有北京至沈阳、济南至青岛等5条现有线路，总长约2000公里。日本财团企业决定改良日本东日本旅客铁路（简称：JR东日本，新干线的运营公司之一)的东北新干线“疾风号”车型(即新干线“隼”型的派生型)参加此次竞标。
至今，很多人仍对2004年7月28日那场“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招标记忆深刻，因为这场招标会曾一度由于日本方面的参与竞标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后，引进日本新干线高速铁路技术对中国而言成为了政治问题。许多中国人通过网上签名等活动反对引进日本新干线。正在着力推进铁路高速化的中国政府部门（铁道部），也不得不对引进新干线采取谨慎态度。
对与日本川崎重工的合作，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董事长江靖曾作过解释：一是川崎重工的机车车辆制造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二是四方与日本川崎重工有近20年的合作历史，四方机车公司既接受过川崎的宽轨转向架技术转让、不锈钢车体设计和生产的技术转让，也与川崎合作生产过向日本JR公司出口的转向架。随后，日方向中国提供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JR-EAST）生产的最新‘疾风’型新干线车辆在中国组装，机车生产则由川崎重工来做。
包括川崎重工在内的6家日本公司联合体的新闻发言人是三菱商事的神原先生。但是，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电话釆访他时，神原先生回避谈论这个话题。最终事实证明，6家日本公司成立的“光基铁道系统公司”与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联合中标了铁道部60列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订单。日中联合体这次中标成功，对中国政府就长达1300公里的京沪高速铁路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产生了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发出了日资将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中国铁路建设的信号。
秘而不宣的第二次招标
铁道部第一次招标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签字仪式是在2004年10月20日下午举行的，地点是北京中国通用技术大厦。当天气氛相当热烈，参加签字仪式的有铁道部运输局以及发展计划司的官员、中国南车集团和中技国际招标公司高层以及川崎重工株式会社社长，日本联合招标体的其它公司也都到场。当天签署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技术转让协议》和《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国内制造合同》等重要文件。
按照技术转让协议，作为技术转让方川崎重工应负责对南车四方机车公司包括设计、工艺、生产、管理等岗位的300人左右进行培训。2005年，南车四方机车公司的一个培训团队在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许韵武带领下到日本川崎车辆厂接受培训，学习和消化日方的管理经验和制造技术。回国后，他们承担了对其它技术人员的培训。2005年8月17-19日，南车四方机车公司举办了首期专题培训班。到2005年8月，公司已经派出采购、设计等4个团组出国接受培训。
铁道部2004年的这次“时速200公里高速列车的招标”是第一次，被外界还是多少捕捉到一些信息。但第二次招标则是完全封锁了，事后《商务周刊》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第二次招标从2005年初开始组织筹备，6月份开始招标，９月份基本结束，目的是采购运营速度为300公里／小时的新型列车。这次招标是在2004年140列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技术引进和招标采购的基础上进行的，继续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
这第二次“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招标未公开发公告，采用了小范围内展开报价和谈判的“竞争性谈判”方式。2005年11月22日，日本几大主流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经新闻》均在靠前版面以头条方式报道了这一消息，新加坡中文媒体《联合早报》也对此事进行了初步报道。2006年初，铁道部运输局有关官员透露，动车组第二次招标采购已经取得成功。在此次招标中，中技国际招标公司仍然作为铁道部的代理方。
2006年1月23日，一则消息引起了业内的关注。当天，南车四方机车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国家开发银行在今后的三年时间里，将为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时速200—300公里高速列车研制等国家重点项目提供开发性金融贷款150亿元人民币。此时，南车集团已经获得了铁道部60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列车的订单，并已开始组织生产。
至今，南车集团对第二次招标仍讳莫如深，因为南车集团的高层承担了很大压力。由于历史原因，中日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那条敏感神经。事实上，第二次竞标中，川崎重工仍然是与三菱商事、日立制作所、三菱电机、丸红商事、伊藤忠商事等5家大企业出资，通过共同成立的“光基铁路公司”来竞标。作为6家日本公司联合体统一的新闻发言人，三菱商事始终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
在这个“６家日本公司联合体”中有３个成员是综合商社：三菱商事、丸红商事、伊藤忠商事。有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上这６个公司仅是主要参与者，还有其他的日本综合商社（是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的可能性很大）也参与了高速铁路竞标项目。综合商社在联合体中主要执行贸易和公关事务。这些综合商社公关能力非常强大，正是这些综合商社在操作竞标的主要工作。同时，他们也在对各相关机构进行游说公关活动。
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高铁项目中没有公开路面的三井物产与南车集团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在巴西淡水河谷（CVRD）扩大巴西国内铁路网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动员了交通项目第一部、第二部、物流推进部、北京办事处、巴西和美国分公司的人员和物力，促成南车集团及其所属的株洲车辆厂、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与巴西淡水河谷于2003年7月达成了提供900辆铁矿石铁路货车的协议，合同金额达3600万美元。据巴西当地媒体报道，三井物产还准备与南车集团在巴西共同建造货车生产工厂。
“和谐号”，异乡的新干线？
在国务院2006年2月批准的京沪高铁立项方案中，正式确定采用轮轨技术。这意味着曾争论了将近10年、一度呼声甚高的磁悬浮技术最终出局。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司也证实了，京沪高速铁路采用高速轮轨技术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可能性。京沪高铁项目全线按最高时速350公里、运行时速300公里设计，一次建成高速铁路线路1320公里，预计总投资将达1300亿元左右。
2006年3月8日，中国订购的日本新干线列车运抵青岛码头，这是日本川崎重工抢夺中国高铁投资盛宴努力的一部分。同一天，《经济观察报》刊出报道：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表示，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京沪高铁正式批准立项，力争年内开工，并且有意强调其修建技术将完全依靠自主研发。至此，在经过16年之久的论证之后，以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为起点和终点的京沪高速铁路终于获准正式立项。
2006年12月2日-3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访问了中国，期间除拜会国务委员唐家璇之外，还与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进行了会谈。在3日下午，冬柴铁三访华的媒体吹风会上，一位日本NHK记者抛出的问题，引起了在座记者的关注：“和刘部长见面时，是否谈到了日本新干线与中国未来高速铁路的合作问题？”冬柴铁三回答：“刘部长对日本新干线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与日方展开合作，但我们没有就此进行实质性的探讨。”
而在日本，每一次日本外交官员亦或民间组织就此事访问中国，主流媒体都会及时曝料个中进展。2007年1月28日，中国第一列子弹头高速列车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从杭州开往上海。日本媒体甚至将这趟从上海到杭州的标有“CRH”（和谐号）的动车组称为“异乡的新干线”，或“日本新干线中国版”。日本记者随车进行采访，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在当天傍晚以《中国新干线》为题播出了这一专题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特别播放了记者采访一位中国乘客的镜头，那位乘客对这辆国产品牌列车赞叹不已，骄傲的神情溢于言表：“中国能够生产这么好的列车，说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 然而，随着日本媒体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CRH遭遇到中国的民族情绪，甚至于被网民译成“耻辱号”。此时，随着日本“疾风”E2-1000新干线车型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中国品牌（“CRH2型”）列车投入运营，日本企业迎来了新的曙光。
任何一个国家的铁路系统在对外合作中都会慎之又慎，具体到京沪高速铁路项目，除了价格因素之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包括：是否有技术转让、转让的百分比、所使用车辆等设备是否部分在中国生产，以及国与国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好坏等等。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访华期间，一位日本驻京记者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如果明年能够实现温家宝总理或胡锦涛主席访日，我相信对中日在铁路领域的合作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2007年4月4日，在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等16家日本新闻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并称这次访问是 “融冰之旅”。引人瞩目的是，温家宝总理此次访日过程中从东京前往京都时，没有循例乘坐新干线，而是选择了乘飞机。日本媒体猜测认为，温家宝总理刻意避开了乘坐新干线，表明不把 “引进新干线技术”作为政治交换。
时至2007年12月22日，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董事长江靖宣布：中国首列国产化时速30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列车(CRH2-300)竣工下线。当天，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强调：时速30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是由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是中国铁路全面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铁路客运装备的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国家。
躲在喧哗背后的三井财团
正当中国人为国产“和谐号”高速列车而无比自豪的时候，一直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上奔忙，而未曾在中国高速铁路争夺战上公开露面的三井财团，其实并没有闲着。早在2003年8月18日，三井物产通信交通部本部部长长尾寿彦率东急车辆株式会社访问了北车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随后，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2006年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三井物产和日本另一家公司和长春客车厂三家公司合作正在重庆建单轨项目”。
此时，作为三井财团的产业组织者，三井物产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开始发力。重庆市轻轨二号线是由三井物产控股的朝阳贸易株式会社（简称：朝阳贸易）通过长春客车厂引进日立公司的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于2005年6月18日正式开通。随后，三井物产、朝阳贸易、日立与重庆轨道交通总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等中国企业共同以股东和发起人身份于2007年9月组建了“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希望推动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日本，三井物产、三井物产交通系统、东芝、东急车辆制造、日本电设工业、大铁工业于2001年从法国Rollindustry公司引进技术，开始积极联合开发“橡胶轮胎式单轨双向导向的轻轨交通系统”，并租用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的部分用地，建设了总长度400米的试验线路，使用3节车编组的列车从2005年5月开始至2008年进行约3年的实车试验。这个交通系统已经被中国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在2007年正式运营。
借助北车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公司这个平台，三井物产的关系企业还顺利介入到了北京的地铁建设之中。北京地铁五号线工程电动客车招标项目、十号线工程电动客车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而北京地铁五号线工程电动客车电气牵引系统、空气制动系统及空调系统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住友商事、日立和永济电机厂的联合体，北京地铁十号线工程电动客车电气牵引系统及空气制动系统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三井物产、东洋电机和湘潭电机的联合体。
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又从南车集团的南车四方机车公司成功切入到北京地铁项目中。2006年5月25日，北京地铁车辆更新项目——北京地铁一号线消隐工程电动客车及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在京隆重举行签字仪式。在欢快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中，南车集团董事长江靖分别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董事长王德兴和北京国际贸易公司、湘电股份、东洋电机、湘电东洋、三井物产代表在电动客车整车采购合同和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上签了字。
事隔一年之后，2007年10月12日，成都地铁1号线17列102辆地铁车辆及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签字仪式在蓉城隆重举行，南车四方机车公司为整车的制造集成商，由三井物产、三井物产成套设备系统、东洋电机、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湘潭电机组成的联合体作为车辆电气牵引系统和空气制动系统（列车的“中枢系统”）的供货商。此时，三井物产还在组织财团的关联厂商积极参与天津地铁的投标工作，不断将触角延伸到更多中国城市中。
在中国大陆，东芝公司实际上部分替代了三井物产的综合商社角色，发挥着三井财团在电气制造领域的产业组织者作用，早已吞下了中国铁路电气装备这样一块现成的肥肉。2002年8月28日，东芝与中国大连机车车辆共同出资在大连保税区成立了“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生产、销售和维修保养铁路机车(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及城市、城际交通车辆用电气产品为主。该合资公司成为东芝公司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铁道车辆电气产品制造基地。
大连机车车辆厂是中国著名的大型国有内燃及电力机车生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机车厂家，而 “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产品包括：铁路机车、城市及城际轨道交通车辆牵引用主变流器、辅助电源装置、监控系统、车辆信息系统及其相关设备。可见，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通过在大连的这家合资企业可以非常便利的介入到中国铁路大提速、京沪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所有重大铁路电气化项目中。事实上，东芝已为中国的铁路和大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城市交通提供了许多电气产品，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经在2007年6月12日采访了东芝公司总裁西田厚聪，然后这样写道：“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巨贾大亨”（指西田厚聪），竟是学政治出身的——早年他在大名鼎鼎的东京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喜欢德国政治哲学的西田厚聪，经常爱说这样的话：经济学关心人与物，政治学却告诉你人和人怎么打交道，所以政治和经济，都是关心人的利益”。这篇采访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在交通领域特别是最近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中，东芝已确定了180台的铁路机车订单目标。”
第四节 陨落的“中华之星”（略）
中国高速铁路的民族梦想； “中华之星”与“日本之星”的不同命运；
“外国芯”使国家战略安全存在隐患
第五节 韩国为什么能？（略）
日本垂涎韩国高铁项目； 韩国全面消化吸收法国技术； “现代财团”成为中坚力量
第六节 呼唤“中国产业军团”（略）
仅以市场就能换来技术吗？； 防止西方列强的殖民化； “财团体制”和“官产协调”筑就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