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初首次实行区域限批政策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再次举起“限批”大棒。
2005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频频掀起“环保风暴”，千亿元项目叫停，总局副局长潘岳因职责深处“风暴眼”，被媒体称为“潘旋风”。然而，在环保总局再次举起“限批”大棒的同时，他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语气颇显无奈，他说“流域限批”已是我们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再狠一些的我们没有了。
看来这是“潘旋风”的最后一招，而这一招使出去，杀伤力多大，能达到一种什么效果，看来潘岳心中也有些虚。这也难怪哟，“环保风暴”刮了多少次了，应该充分肯定其成效。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风暴”越刮越猛烈，问题却仿佛越刮越多。有数据显示，同样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环境灾难反而有持续增高的趋势，全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30%；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年增加52％；去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这些严峻的事实说明环保部门通过“风暴”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大部分都落空了。这样的“风暴”之后的现实，又不禁常常让人想到，风暴是真正取得了实效还是在博弈之后走出了“和棋”？
继“区域限批”之后，环保总局又实行“流域限批”。“限批”的招数，让环保部门从面对违规企业变为面对地方政府，其监督效果该是事半功倍。并且，此次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其限批范围之广让人吃惊。范围之广，彰显力度之大；而力度之大，更显工作之艰难。那么，谁来“成全”潘岳这“最后一招”呢？
要靠中央政府的权威。曾几何时，GDP作为中国官员考核政绩的指标，在各地可发挥无遗。然而，这一考核经济发展及官员政绩的单一标准，不但忽视了整体社会发展的各个元素，如生态环境、生活条件、人文教育、人口素质、社会管理等，还透支了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污染己是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现在节能降耗促环保也成为政绩表现的考核指标了，但发挥作用与实际执行则存在较大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距离？一是GDP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运行还有一段惯性的作用。二是尽管GDP加上了“绿色”二字，但它的组成，也还有个“灌水”的问题。是否“灌水”，“灌”了多少“水”，中央要考核，要督查，要把这真实的指标与“官帽”结合起来，树立起中央的权威。潘岳说：“‘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解决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靠地方政府的整改。环境污染整改的主体是企业，但根子却还是在地方政府。这一点在潘岳副局长的坦言中可见一斑。潘岳副局长说，一些地方政府一向有着：“先污染后治理、先积累后发展”的思路。而“这些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多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啊！就是这次‘流域限批’行动中，环保总局检查组在安徽铜陵市经济开发区的金威铜业检查时居然遭到拒绝，出示了执法证后，企业仍称必须有‘内部人’带领方可入内，检查组最终还是没能进去！连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环保总局都进不去，由地方管辖的地方环保部门能进去吗？老百姓能进去吗？””地方政府的整改，我看首先改的还不是改方式，而是改思想，改观念，要直改到真正为百姓谋利益，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思想上，才能见效。
要靠广大民众的参与。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高尚的理念和话语，而是他们的财产、健康和子孙后代。他们最有动力、也最有效率去监督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义务。如何保障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这是未来几年中的重大主题。前些日子，福建厦门市一项投资108亿元、可能给一座城市带来800亿元以上GDP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化工项目，引发了厦门市民的短信抗议抵制，这种民意最终在科学家和政协委员的支持下，达到了“暂缓建设”的目的。这是目前中国民众参与环境保护最典型的事例，这个典型势必带动整个民众对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视。果如此，潘岳副局长的说话的底气会足一些，其“招数”定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