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三优”因素

在FDI流动理论中，海默认为必须具备独特的所有权优势，如技术优势和低成本优势，以抵消在生产国与当地公司竞争的不利因素。邓宁提出“OLI”理论，对外投资需具备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是指别国企业难以获得生产工艺和专利，也包括技术、信息、管理、营销、创新精神、企业组织系统、市场渠道等无形资源。区位优势包括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因素、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潜力、文化、法律、政治制度和政策等。内部化优势是指在国外组织生产比出口有利，但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理由不充分，可以特许一家外国公司生产其产品或使用其工艺。根据“三优理论”，企业越是发现在国外开发有所有权优势的产品，越倾向于在国外生产。

（2）核心能力

1990年美国学者C．K．Prahalad和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提出“公司核心能力”理论。加强核心能力，发展核心优势，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重点。企业所支配资源有限，应退出与核心业务无关的业务，避免资源分散和浪费。很多企业在经营中侧重关键技术，掌握核心业务，将其他环节以委托加工方式转移出去。电信技术发展使企业更好的实施外部委托。虽然部分环节转移会对最终产品整体性能或质量产生影响，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可以对其进行检测、控制和调整，促进企业间横向并购。

（3）私有化

私有化能促进资本流动，私有化是收购的特殊方式，在拉美和中东欧地区，私有化是吸引FDI的重要手段，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私有化也在增加。1998年全球1145亿美元私有化出售中，非OECD国家私有化占285亿美元，大部分在巴西。1999年拉美私有化急剧减少，但发达国家私有化出售仍在持续。90年代中期，外国收购私有化企业在跨国并购总价值中的比重达10%，1999年为6%。一些国家的电信和公共事业等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行业，以及汽车和石油等产业的私有化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发展中国家巨额并购交易大多与私有化有关。

（4）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习惯差异，也影响国际FDI流动。在投资习惯上欧美侧重于并购。从跨国并购交易额上看，90年代以来美国是最大的并购者，美英一直是并购主角，1997和1998年美英在全球跨国并购总额中占1／3和1／2。日本FDI流出重点在亚洲，一般是新建方式，另外由于日本历史文化形成的财阀经济结构，阻碍外资进入日本。所以日本在国际FDI流动中的份额日益萎缩。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由于投资习惯不同，日本和欧美所受的影响有较大差别。日本在东南亚有很多通过新建方式设立的工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到很大冲击，多数面临严重财务问题。欧美国家注意到危机中东南亚各国普遍放松外资限制，为欧美企业提供很好的并购机会，在危机中有大量欧美资金流入东南亚，日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5）并购手段

电信业和金融业领域的购并，为其他行业跨国并购提供条件与手段。由于《基础电信协议》、《信息产品协议》等多边协定，电信服务业开放步伐加快，传统电信业的跨国购并以及网络公司全球扩张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为跨国投资提供巨大推动力。1999年10月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MCI（美国微波通讯公司）并购美国第三大长途电话公司Sprint，金额高达1290亿美元。对外加工转移战略转变必须在电信业相当发达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否则企业最终产品的整体性能、质量和交货期就难以保证。资本流动日益活跃和各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加快，为金融业跨国投资提供机会，也为其他领域跨国投资提供了手段和工具。

（6）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和比较优势，使其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目的地。东道国的偏远度、文化、语言、政策、政治稳定度、经济增长潜力、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双边贸易规模等，都不同程度地对FDI的国际流动产生影响。从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角度看，这些条件恰恰成为相互间引资竞争的关键因素。从跨国公司角度看，这些因素是选择投资领域和投资地的主要依据。实证分析表明，流入本国FDI的产业分布结构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政策鼓励和导向作用，即是否在某些特定产业实行优惠政策，国外企业为追求超额利润大量进入该领域投资；二是东道国有明显比较优势产业，跨国公司能利用这种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上占有率；三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需要，把因本国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而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成本较低国家；四是东道国某些产业基础薄弱，但市场潜力巨大，通过扩大这些领域的投资，达到占领该国市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