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南方都市报承办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6月讲座，于今天（6月23日）在广东省档案馆举行，此次主讲人为活跃在粤港地区的香港媒体人梁文道先生。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版进行了同步直播，并邀张超先生和我作点评嘉宾。本应同步点评，却因事不能如愿，故约在今晚作一篇短文作一些评叙。
一个现代化省份的政府的这样一个“重要部门”和报社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其表现出来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而以梁文道先生在粤港游走挥洒自如，其表现出来的意义也同样是令人欣喜的。这些马屁我就不用拍大家都知道份量了。
当伊文先生找到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以说“正合孤意”。自到南方来十多年，我其实什么正经事都没干，而唯利用地缘优势，对香港和台湾的政制情况一直是抱着很感兴趣的状态。尽管现在广电的有线电视已经进入了绝对垄断时代，其目的不过是赚两个钱的意思，但是其对港台新闻的屏蔽，却成为了其垄断的副产品。因此，我虽与香港相距咫尺之遥，对其了解也只能是通过电视新闻，只要避过有线电视，也可了解到一些港台很表面的情况。这样十几年看下来，对港台的情况虽算不上太了解，却也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背景状况有一些认识，特别是香港在日常的新闻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执政能力和处置方法，其三权的分工与相互制约情况，确实有心领神会的感觉，而台湾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以港台两地与大陆比较，确实感觉两地的民主实践，对大陆有一定借鉴的标本意义。
今天看了梁文道先生对香港的殖民文化和体制的描述，确是很有见地。他是站在一个跨越两地来看其整体的一个历史观照。他所举的一些案例，对于内地的一些新闻封锁比较严重的省份的网友，可能还是一个谜，在这里，我可能得作一个背景的补充，这也许更能对梁文道先生所举的一些事例，反映出一些不同的含义。毕竟，作为香港媒体人，他认为已经是常识的东西，就如卤水点豆腐一般，只需点那么一下，但是他这么一点，可以一大片哑谜可能就留在后面了。因此，我把一些背景和我知道的情况给大家说说，也讲一点由此而发的感言。
一、梁文道先生提及的“教院风波”的原委
在梁文道先生的演讲的第二节（由伊文先生分出的小标题）：《政府不应干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中，梁生对“教院风波”作了一个简要的描述，他最后说：“很高兴一件事，我们对学术自由的把持是非常高标准的，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这件事让我非常的高兴。这应了昨天我在凤凰卫视同事所说的，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十年以来这个东西都没有变”。
这是他作为一个香港人的看法，对内地的理解来说，还是有一个距离在。依大陆内地的情况，这往往会理解为香港人的素质高（这点也得承认）、风格高（这点就存在误解）。因此，香港人的“学术自由观念”往往能取得实效。甚至，一些人会从此哀叹：大陆官员什么时候才能把“三个代表”学得好，什么时候素质才能达到香港公仆的程度呢？
梁生可能无此经验，可能不会想到大陆人真会这么想。而在我来看，却是非常的警惕。在1896年9月2日，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时，就曾就中国的新闻不讲真话作了描述（《纽约时报》）。在李鸿章认为，我们中国人的新闻，往往是假的居多，而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其中也就涉及到一个官员素质和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在里面了。这种理解，到现在事实上在大陆的一些思想比较新锐的专家学者中也很有市场。看到一些外国出现的好的消息和国内曝出的丑闻，往往会叹道：“唉！你看我们这些人这操性！”。看到台湾的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纷争，也会叹道：“你看这操性！”仿佛这一切不争气的东西，都是国民性使然。
因此，我还是把刚刚有结果的香港“教院风波”的事件的来龙去脉，给来这么一下，让大家看个明白。
“教院风波”其实已经是一个“陈年旧案”。事件最后被揭发和得到结论，有着长达六、七年的时间，而其中有着很多波折和背景。
今年（2007）2月7日，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陆鸿基先生，在不打算再与“教院”续约的情况下，一下子豁出来了，突然召开记者会向记者曝出一个大新闻。他说，近几年，他和教院院长莫礼时教授一起，学术自由和教院自主权受到教统局局长李国章及前常务秘书长罗范椒芬（当时罗范氏已经调任廉政专员，其因后叙）的粗暴的干涉和干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令社会为之震动。
香港没有新闻管制，因此这一消息立即见诸当天的新闻报道之中。这时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当时曾荫权已经宣布了参选第三届香港特区特首选举，为了起到促进作用，明知不可能胜出的公民党的梁家杰先生，也已经提出了参选特首。
其中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教院这位副校长陆鸿基，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他也是与梁家杰一样，也是公民党的创党党员。因此，陆的指控，立即引起了很大的猜度：到底是因为党派的竞争关系，而捏造事实，还是真有其事？
同样，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作为廉政专员的罗范椒芬，其时也是刚上任不久。她之所以会调任廉政专员，主要也是她在教统局常务秘书长的任上，确实惹了不少麻烦，属于被哄下台之列。但是，曾荫权对她还是极为信任，因此最后是调任了这个在香港还是比较显赫廉政专员的职位上。
把罗范椒芬从教统局常务秘书长的职位上逼下台的，主要来源两个事件。自2000年教统局长李国章和罗范椒芬上任后，在香港推出了很多“教改”措施。比如改学制，组织教师考试，裁减超额教师等等，使教师队伍反应很大，多次发生了教师上街游行和到政府请愿的事件（此事也正是现在引出的“教院风波”的背景，后叙）。去年底，由于教师的压力过大，曾有两名教师自杀身亡，当记者问“罗太”是不是因为“教改”造成的时候，罗太说话很不注意，她回应说：“如果是教改的问题，就不可能只两个教师自杀”，此言一出，令死者家属和教师反应激烈，最后于今年1月，罗范椒芬撑持不住，最后只好向公众道歉。
早在2004年4月，她在教统局长（后教署和局全并，她才任常务秘书长）任上时，就曾在一次青年活动中，罗范椒芬在面对学生夺夺逼人的提问时，不耐烦地责备学生：“其实你们学生是最没有资格批评董生（建华）的！”，因此曾受到各界的批评，最终也曾道歉了事。只到教师自杀事件出现后，她再也不能承受各界的批评，于去年底被调任廉政专员职位上。
教院副校长提出如此指控，当天就得到了教统局长李国章的回应：如有此事，这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他还说，这是香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他提出对他和罗太的指控需要拿出证据。
在此曾、梁特首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曾荫权以特首和行政会议决定的名义，于2月15日宣布，成立一个由最高法院上诉庭胡国兴副庭长为主席、前法律援助服务局前主席李泽培为委员的独立调查组，对“教院风波”中对教统局长李国章、原教统局常务秘书长罗范椒芬的7项包括违反“教院”学术自由和教院自主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
几天过后，教院校长莫礼时和副校长陆鸿基所聘的大律师提出了胡国兴曾与罗范椒芬共事多年，私交很好，因此要求其回避的申请。得到了批准，重新委任上诉庭法官杨振权为独立调查组，以四个月时间为期，进行调查聆讯。
从此，这个独立调查组经过了39日的聆讯，先后传召了包括校长莫礼时、副校长陆鸿基和教统局长李国章等24个相关证人的聆讯。
这里，大家可能认为这主要是曾荫权这人很守规则，因此，才会有真正的独立调查。其实，这只是香港的体制使曾荫权不得不如此做罢了。也就是说，如曾荫权不组织独立调查，其实立法会也同样可以组织独立调查。而且，即使政府已经组织了独立调查，但立法会专职委员会认为他们的调查还不充分的话，同样可以组织他们的独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的。因此，如曾不主动提出调查，其实会非常被动。
香港的体制，使即使是贵为特首，其实也不可能为所欲为。这在董建华时期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董建华的任上，先后有好几个得力的助手被“哄”下台，有因提税前买车的财政司长，有为“二十三条立法”很卖力而被轰下台的当时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尤其是后者，董是非常痛心的。但是制度的制约，使他根本就毫无办法。因此，在宣布叶太辞职退休时，董特首的语气和表情都非常沉痛。因为，她完全就是代他受过的替罪羊！
在22日（20070622）曾荫权在宣布罗范椒芬的辞职退休的决定的时候，曾荫权也是非常沉痛的。尽管，在他来说也许是一个作为政客的做作，但是，对于罗太，曾特首确实是非常信任。
尽管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已经确定：“罗范椒芬已经在对教院叶建源博士、郑燕祥教授的学术自由构成不当干预”。但曾荫权在回应时却仍坚称“对这一认定，我不作任何评论，待研究后再作评论”来回应，明显地表明了他的不接受的态度。而连用几个“很高兴”对李国章的指控和对罗太的其他指控不成立表示肯定。
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香港人即使是经过了多年的公正教育和制度约束，其实也和我们大陆官员一样，也有着天然的不认帐的心理。这其实可以说明，大陆与香港的人的素质和风格，其实是很近似的。而不同的是制度和体制，使犯错者不得不付出代价，就是权力再大，也无可奈何罢了。
至于在这次教院风波中香港教统局长李国章和前常务秘书长罗范椒芬在各个事件中的具体情节，确实可以“嚣张”来形容。而在这次连续近七年时间的教院风波中，作为英国人的教院校长莫礼时和副校长陆鸿基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任被宰割的过程，也表现出在权力面前，不管国籍如何，其反应其实也是同样的。
随后，我们来看看“教院风波”的具体细节。
二、“教院风波”个中情节，就是放在大陆看也非常恶劣
一些朋友讲到中国的“国民性”和素质问题时，我往往非常反感。这不仅是我对民国初年的袁世凯讲的“国情论”反感的缘故，也在于我们国家需要进步，一些先天性的东西却是无法改变的——那我们国家进步不就遥遥无期了吗？这显然是感情用事，但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和印正了我所希望的依据。比如这次香港的“教院风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李国章和罗范椒芬在推行的“教改”中，一个是要求香港教育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全并；另一个就是在“教改”中，本来就存在很严重的形式主义，比如经常填写各种表格，进行各种培训，令教职员工应接不暇。因此，终于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两名教师因压力过大而自杀身亡的事。对此，罗范椒芬仍以恶言相向，自然引起了众多教师的愤怒。因此，造成了教师的抗议和静坐行动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反复出现。
正如梁生所言，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一起保持到现在，仿佛就是给封存了一般。由此可见，英国的管理文化和行政体制，对回归后的香港的影响之深。但是，在我们看到“教院风波”中个人的表现的时候，却发现这桩公案的主角，却本来都是身居高位、高学历、高能力人士：李国章博士，曾任香港中大的校长。罗范椒芬博士，在英据时期就已经是司级官员。香港回归后，也一直身居公务员高层。论素质，他们的素质应属上乘；论地位，除了特首，没有地位比他们更高的了；论文化水平，都是博士出身。
但是，在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和副校长都不同意与中文大学合并的情况下，李国章和罗太却先是以不给“教院”拨款相要挟，后是校长莫礼时个人将得不到继续聘用为校长相威胁，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他们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露骨，话语之粗暴，叫人看了真是触目惊心：
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聆讯中，“教院”校长莫礼称，2002年6月26日，李国章约与教院莫礼时、副校长陆鸿基、教院和中文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见面时，曾对他说，教院要打造成“超级教育中心”，并对他说：教院和中文大学合并的事“不要反对”。虽然如此，在28日学校的会议上，莫礼时还是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2002年7月19日，校董会前主席叶锡安还告诉他，从2000年他到被委任为校董会主席，就是带着李国章教院与中文大学合并的任务上任的。
教务长苏国生还曾对他转述李国章的话：“如教院不与中大合并，教院将会被蹂躏”！独立调查组盘问：当时李国章是如何说的，莫礼时答“Raped”(蹂躏)，独立调查组问是什么意思，莫礼时说，就是Nonviable（无法生存）的意思。
直到2006年4月17日，李国章和罗范椒芬还通过校董会主席梁国辉对他说，如果不同意教院和中大合并，教院将不会获得拨款而无法生存。
2006年9月6日，校董会主席梁国辉更对莫礼时说：如果不同意合并，莫礼时将不会获得（校长聘用）续约。
香港是一个尊尚自由的法治社会。在香港，游行示威本是家常便饭。但是，在李国章和罗范椒芬从2000年上任后，推行“教改”后，遭到了香港教职员工反对的时候，李、罗二人，却利用权力，对反对教改的“教院”教职员工多次扬言要报复，甚至多次要求学校解雇参加过反对“教改”游行的教授。
2002年10月31日，罗范椒芬在给莫礼时的信中提到，在“小班教学研讨会”上，怎么会有“教协”的出席？她说，“叶建源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做研究，应该解雇他”。要解雇的另一位是教院“策略及学务规划处”处长黎国灿（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教改）。后来，有教职员自动辞职，罗范椒芬又问莫礼时：叶建新与研究与发展中心总监郑燕祥在否名单内？
而李国章也同样如此：
2004年3月，李国章对教院校长莫礼时说，不满教院职员批评教改。又对莫礼时说：“你在教统局没朋友”，并列出罗范椒芬列出的惩罚教院员工的名单。后来，在一次请莫礼时吃饭的时候，还告诉他，连他也无法阻止罗范椒芬“对教院采取行动。除非教院同意合并”！
莫礼时还提供了2005年11月16日教统局长李国章来电的录音，在这个电话中，李说，18日的学校毕业典礼，他就不参加了。他说，怕学生请愿使他尴尬。莫礼时当时说，学生不会过份，学生也有请愿的自由。李国章则回答：有教师职员和学生在请愿中进行人身攻击，他感到很愤恨。并说：“我是一个率直的人，如有人人攻击我，我会报复”！
象这样的事，在中国大陆可能会经常出现，而态度可能也不过如此。在一个法治社会，如此以蛮横来推行自己的所谓“改革”，甚至发展到人身威胁的，可能在大陆也会同样存在。这也说明了其实香港也并不是净土，一切在大陆会发生的，同样在香港也会发生。不管素质和地位如何高，每个人在拥有权力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可能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作为英国人、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和留学博士的副校长，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内，都不敢向社会言明，而是任由两个上级的肆意妄为。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在两位上级面前，他们的工作，包括职位的聘用、包括待遇的确定，都捏在他们手里。尽管香港有着迹近完美的法治，却也只能忍气吞声，直到副校长不打算继续留在这个职位，直到莫礼时没有得到校长继续聘用的情况下，才起而揭发起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而形成所谓“教院风波”。
而香港与大陆不同的，一方面是在大陆的新闻状况下，这样的事件，很难得到曝光。同时，在大陆，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在对上负责的条件下，把这事件放在大陆，即使是调查也将是由“李国章们”和“罗范椒芬们”自己进行。因此，就不可能有现在“教院风波”最后得到了罗范椒芬的被判定为：“在对待教院叶建源博士和郑燕祥教授的学术自由构成了不当干预”的调查结果。从而，造成了罗范椒芬的辞职。
这是教院的胜利，同时也香港法治的胜利。虽然，这种公正可能是有限的——莫礼时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获得校董会的聘用续约。
三、借鉴港、台民主经验教训民族腾飞指日可待
香港的法治状况，可能也并不完美。这在梁生的演讲中，作了比较全面的展示。比如八百个由香港最富的阶层组成的小圈子选举；比如公务员的有限中立。但是，比之大陆和台湾来说，却确实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度了。
在平时看到的新闻中，对香港的各方面的管理我真是非常钦佩。比如他们立法会的预算机制：政府没有通过预算，就不可能拿到钱。而每个重大的决策，也要征得大众的支持才得以实施。比如在今年年初，香港政府通过五个月的“开征商品和服务税公众咨询”，在没有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政府终于放弃了对“开征商品和服务税推介”。
在法治上，香港也很是完善，很是令人羡慕。在香港，没有死刑。而且，确实达到了以法律为准绳的地步。公务员，在大陆来看，应是政府的宠儿，但是在香港却得到了平等对待。比如在前两年一位警员被一名歹徒刺成重伤，到现在都是半植物人。按照大陆的情况，一个官员把平民弄成这样犹可，如果是一个平民把公务员弄成这样，死刑肯定是跑不了的。但是，由于这名歹徒最终在家人的动员下，到警局自首了，最终得到了轻判：只判了六年。而一些比这样的恶劣案件，轻得多的，因为情节不同，却得到了更重的刑罚。由此可见香港法治之一斑。
台湾现在实行的也是民主制度。台湾也有立法院，但是却往往成为打斗的场所，而打斗的双方却以维护选民的利益自许，素质确实比较低下，呈现着前民主时代的蛮横特征。这令人想起前面提到在1896年9月2日，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时曾取笑过的：英国的议会打架现象。按照时间来推算，以自然状态比较，台湾的民主，较香港的民主状况，可能要落后百年还要多一些。
在台湾，我们看到的是往往是政党之间的恶斗，而其管治，却基本上还是按照几十年前的管治方式。豆腐渣工程不断涌现，而食品安全也与大陆一样，没有得到丝毫遏制。台湾即使是实行了民主制度形式，而其管治能力却与大陆没有任何提升的迹象。台湾要使其管治水平得到提升，必是要以香港为典范。把民主理念落实到具体的管治实际上才是正途。
在今年初的“两会”中，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由此推算，大陆实行民主制度，如果以台湾和香港为借鉴，可能更容易在肇始阶段，就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至少会比台湾现在的状况要好得多。
当前，我们一方面是向往民主，另一方面，又对民主自由民怀有畏惧心理——实行民主乱了怎么办？
要打消这个疑虑，我们还不需要看什么东方西方，我们只要看香港的管治方式、管治状况，就能有所感悟。
民主，并不就是喊口号，并不就是议会打得天翻地覆；也不是为一个议案，争上几个月、几年，而是通过相互的制衡，使人官再大，都无法左右真相。比如曾荫权、香港特首；比如董建华，同样是香港特首，他们尽管在香港是最高长官，但是他们无法阻止真相，尽管如何心痛，如此悲愤，都无法保留无法无天的官员的恶行不被揭露，这样的政府当然会是廉洁的，这样的政府也才是有活力的。
民主，并不单单是选举领导人。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开始。没有选举，就不可能有竞争。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终结。民主最大的特征就是法治。如果没有法治，民主就只能是前民主时代的、如台湾一样的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才有可能阻止权力的不断扩张，才能保证人民的权利。
民主，并不是没有效率。象这次香港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用了四个月如期揭露了真相。民主时代的时间，并不是形式。而是为了达到完全揭示真相的目的。在香港，有的议案，一天就可以完成三读定案。而有的议案数年都不得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得到立法会员的普遍支持，只能说明议案本来就是错误的，从善于流，摒弃错误本就是表决的应有之义。求得每个议案的通过，与造成错误的迅速形成，与效率有什么关系呢？
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言，香港的民主事实上并不完善。殖民地制度和心态制约着他们的发展。就是在法治上，同样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在去年九广铁路有一批高级管理人员突然联合抵制九广董事会主席田北辰时，结果却也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参加这次“倒戈”的高官，都得到了报复。有的被辞退，有的被降职。
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没有缺点完美的社会，香港一样，美国也一样。世界各国其实都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有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有着很令人担心的环境污染和无法遏制的腐败；有一流的治国人才，却也有不公平的遴选机制。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体制得到了一定的改革，管治水平有所提高。借鉴香港的民主管理经验，吸取台湾的管治水平低下的教训，特别是在当前胡温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着前所未有的支持的情况下，此时正是加快发展，建立新的体制，完成民族腾飞的机遇！
（20070623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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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天论道]梁文道：香港是香港人争取来的！[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