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二十年前就感觉“野蛮执法”符合国情，后来经历许多事例和对人生折腾的超力感悟，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点。近二十年前我在家乡县里的教育局、宣传部和党校工作，经常被抽去参加各种工作队，做得最多的工作是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在所有执行对象中，没有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是自觉按照国家政策和规章办事的。我们采取清晨包围、奇袭抓人、拉牛拉马、拿粮拿肉甚至蹬瓦拆房等各种巧取豪夺的办法，才能逼使一部分行政对象去做结扎和堕胎手术。如果不采取这些“野蛮执法”手段，那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
我亲自去做的“野蛮执法”唯有“计划生育”，但所见的“野蛮执法”则是数不胜数，并且司空见惯，并且持拥护态度。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学习，每年至少要乘坐四趟火车，在火车看到的“野蛮执法”有好几次。有一次从北京到贵阳，在一间下铺位置有三个光着上身的年轻人通宵玩牌赌博、大声吵闹，影响周围乘客休息，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清晨女乘务员来查票，那几个人头也不抬，只说“拿票的人上厕所去了！”乘务员说：“那你们去一个人把票拿来我看看。”其中一个满脸杀气的年轻人吼道：“过一会儿查不行吗！我们又不会跑掉，难道不给人家拉屎！”女乘务员去后不久，来了两个大个头乘警，继续问那几个小伙子要票。其中一个站起来说：“我们的位置在那边车厢，票在座位上。”然后他们就要分头朝相反的方向走开，这时站在前面的乘警二话不说，突然给带头要走的小伙子一耳光打过去。另一个小伙子勇敢地站上前来说“你敢打人！”看样子是要准备打架，站在后边的乘警侧过身，抬起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只听那小子“哇”地一声倒在地上。然后两位乘警把他们提起来，押了过去。我和对面铺上一个讲贵阳腔的乘客说：“这几个人肯定没买票。”贵阳人说：“他妈肯定是小偷，他买个哪样票啊！”我第一次看到乘警打人有点胆战心惊，但是后来每次乘火车，都希望有这样的“野蛮执法”者，否则没有一点安全感。
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从贵阳坐夜班卧铺车回兴义，在下铺两个相邻的铺位上躺着一男一女，那个男的一直在调戏那个女的，但驾驶员、售票员和乘客都不敢过问，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对谈情说爱的狗男女。深夜里车到途中一个县城或是一隔镇上小站，突然听到那个女的高喊“我要下车！”那男的说“睡得好好的下个哪样车啊！”这时车里上来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那女的突然哭叫道：“哥，这个人欺负我，不给我下车！”这时我才明白这两个男女并不相识，那女的一定忍受了许多屈辱。可是那个警察并不哼声，只是打开一扇窗户就下了车。那女的依然声嘶力竭地哭喊，突然那个男人被那个警察像拉抽屉似的从车窗拖了出去，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拳打脚踢。客车启动要走时，那个被打的男人在车外高喊“我要到兴义！”他上来时我看到他鼻青脸肿、手臂和下巴还在流血。驾驶员递给他一块毛巾，温和地说：“拿这个垫倒起，不要把血整在铺上了。”那个警察站在驾驶室门外，手里摇晃着手铐大声吼叫：“还不开走，还等个鸡巴！再等老子把你扣起来！”驾驶员乖乖地启动发动机，客车上路了，车内鸦雀无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在心理想，对付这种事情，除了“野蛮执法”，怕是没有“高招”啊。
前月有天下晚，我在兴义市郊桔山大道散步，看见有个小伙子骑“歪屁股”摩托，在一辆轿车前左拐右拐地行驶，不让轿车超车。可是那辆轿车“嘀嘀嘀”地鸣着喇叭，迅猛、熟练地绕开“歪屁股”摩托超了过去。轿车超过之后却停了下来。“歪屁股”摩托跟上来后，从轿车里钻出一个个头高大的中年男子，一把揪住“歪屁股”摩托上的小伙子，两耳光将其打倒在地，随即骂道：“我日你家妈老子是在救你，知道不！”轿车开走后，口里流着血的小伙子慢慢爬起来，一拐一拐地骑上摩托，一声不响地消失在大道旁的田间小路上。有两个围观的农民说：“那个打人的肯定是便衣警察。”我问“怎么敢肯定是警察啊？警察打人不违法吗？”其中一个年老的农民笑着说：“这个社会，不打人咋个执得了法啊！”
我一想这个农民的话真不简单，正说到我的心坎上。这段时间我正在学习开车，总希望路上安全一点，因此也希望“野蛮执法”的公务人员多一些。我想打人执法、野蛮执法甚至违法执法，都符合中国国情；如果没有许多顶着“野蛮执法”骂名和罪名的执法者，去开展“野蛮执法”活动，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是个法不治人和坏人横行的国家。
（二）
“野蛮执法”不仅对“野蛮”的执法对象完全有效，而且对许多文人也非常必要。文人最大的特点是歪道道多、思虑重重，对一件事情议论纷纭，行动迟缓，甚至懒于行动。我在乡下工作时，区里组织一次篮球赛，各系统都抽调人员组成球队、生龙活虎地开展训练，就是文人最多的教育部门迟迟不见行动，他们的道理很多，什么伙食啦、场地啦、工作啦、球衣啦等等，问题一大堆。如果你要把他们的问题全都理论起来，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近三十年来，中国文人理论最多的是改革问题，什么“姓资”啦、“姓社”啦，什么雇工啦、剥削啦，你要把这些傻瓜问题全都理论清楚，那就什么改革也搞不成了。所以对付文人，邓小平非常高明，他使用最高权力发话说：“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只有“蛮不讲理”地行使权力，才能让这些胆小如鼠、争论不休的文人闭上臭嘴。中国当代文人不仅事功没做好，连自己的学问也没做好，许多人见识狭窄、一知半解、缺乏佛性、过分较真、瞎乱折腾，他们所做的学问就是不断重复前人和伟人讲过千万遍的话语，论著成堆却毫无新意。这样的文人不用对他太客气，态度野蛮一点，不论是人治、法治，效果都更好，哈哈。
有许多文人不仅做不成好事，而且还添乱子。九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学习时，北大西门左侧有个专供汽车通行的出口，有天我散步看到那个自动门打开让一辆货车开出，这时有个学生骑着自行车紧跟汽车冲出门去，两个门卫飞快地跑去把他抓了回来，接着就在那里拉拉扯扯。不多一会有人叫来那个学生的同学，于是七八个学生就围着门卫争吵。那个门卫只是机械死板地说：“学校规定，这个门不准自行车通行。”但那些学生的道理很多，最后他们还对门卫说：“你们这种强行拉扯的野蛮态度就是不对！”可是我想在那样一个时刻，不采取野蛮态度和果断措施，怎么能执行“学校规定”呢。
有一次在北大大讲堂看电影，有两个学生不买票就想窜进去，被门卫揪住后拖到门外，不多一会就围上来许多学生，都指责门卫动手动脚不对。门卫气愤不过，就说“我是执行任务，你们可以冲进人民大会堂，但冲不进大讲堂！”这下可不得了哪，那些学生把门卫团团围住，指手画脚，大骂开锅。我至今仍记得最清楚的一句骂语，是有个高个头男生伸手超越两个人头顶，指着门卫的头说“傻屄！放你妈的屁！”真是大兵遇秀才，有理说不来。对这样的文人，而且是北京大学的文人，我真想不出会有什么“文明执法”的好办法，惟一的选择是：要么“野蛮执法”，要么不执法。历史上的“五四”、“六四”等，都是文人添的大乱子，政府除了动用枪杆子“野蛮执法”，难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英明政府会有更好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野蛮执法”，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现在幼稚的文人对这两件事情多有非议。可是没有焚书坑儒，中国能够真正实现从地缘到文化的统一？没有文化大革命，文人的奇谈怪论、政客的夺权斗争怎么能够平息？新生政权如何能够巩固？没有焚书坑儒和文化革命这两次杰出的“野蛮执法”，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帝国就不会出现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不像反右、文革那样“野蛮执法”牺牲点文人性命，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举国危机。在和平时期不对文人来点“野蛮执法”，他们就会制造混乱；在战乱时期不对文人来点“野蛮执法”，他们就会放弃斗争。
（三）
“野蛮执法”符合国情最大的宿命是什么？就是超人力量规定中国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四书五经的社会。四书五经有两大智慧，一是预测，二是德治。先知能够预测未来，是因为人生有定数。德治也是定数，是超人力量规定的关系定数。超人力量缔造了华夏民族，就用四书五经和德治来统治他们；就像超人力量缔造了欧美民族，就用圣经、法制来统治他们；就像超人力量缔造了阿拉伯人，就用古兰经来统治他们，等等。人生命运、群体信仰、社会制度等，都是超人力量的宿命规定。
根据超人力量和四书五经的规定，中国社会永远是一个德治社会。超人力量规定人生、社会、历史折腾的最高法则是阴阳八卦揭示和预测的矛盾、循环、平衡，因此德治并不是纯粹的德治，还要辅之以法治来对抗和平衡。但是法治延伸到哪里，“野蛮执法”就会延伸到哪里，即在法治系统内，也有易经八卦的矛盾、平衡。所以超人力量规定中国人群、社会的宿命是：有德治就有法治，有法治就有“野蛮执法”，所以“野蛮执法”符合国情。认识中国国情，首先要通过四书五经尤其易经八卦来认识中国人的宿命。四书五经、易经八卦是解开中国人命运的门径和钥匙，离开这个根本，即便你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知识最渊博的人，你所看到的也是枝叶末节和表面现象。不懂四书五经和易经八卦的人谈中国问题，在我陈嘉珉看来就有点像吃黄豆放屁——臭不可闻，呵呵。
有许多人不了解易经八卦的矛盾平衡，因而一味谴责“野蛮执法”。根据超人力量规定，“野蛮执法”对象多是群众中的刁民，而“野蛮执法”者也是从群众中产生的刁民。刁民遇刁民，这就是矛盾；用“野蛮”手段“执法”，这就是平衡。如果把一万个中国最文明的人挑出来组织一个社会，他们当中一样会折腾出刁民和“野蛮执法”者，这就是矛盾，这就是平衡。就是说你作为特定的人，作为超人力量特定的产品，无论如何折腾，你走不出宿命，走不出超人力量的规定，就像孙悟空一跳十万八千里，却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
（陈嘉珉，200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