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强劲，总体收入水平上升。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总量增大。扩大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基数，为储蓄的高增长提供了必要前提，同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表明投资需求较强，通过银行等信用纽带，较高的储蓄水平容易被投资吸收转化，是高储蓄率在长期内得以维持，这在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被看作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即消费者不会随收入的变化立即改变原来的消费水平，所以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社会整体消费率会有下将倾向，相反，储蓄率则有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消费率之间的政策困境。所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储蓄率的高水平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一般而言，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市场经济实现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对人们经济贡献大小差异的理性反映，而造成的不公平是否在“人们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解决不了的，这就取决于政府经济管理水平，宏观调控能力以及相应的法律道德环境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从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上看，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初期，往往比较强调效率的第一性，以使实现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这时的政府一般又缺乏必要的避免这种经济自由化演变为无序化的经济驾驭能力，加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会很快形成两极分化的分配的格局，族群分裂的社会格局，使这种由人们主观评价形成的“不公平”在整个社会弥漫。显然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会造成作为社会有效需求和消费中流砥柱的广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缺失，社会总体支出意愿较弱，相对于总体收入水平的高增长，储蓄的居高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些学者引用夏皮罗的话，即“与凯恩斯通论问世后的早期年份一般所持有的信念相反，经济学家不再相信再分配来提高总消费支出水平是一件他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提出了用在分配调节对提高总消费支出的质疑。甚至通过按基尼系数高低进行排列所出现的个别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低的数据分析来否定收入分配对消费，从而对储蓄状况的客观影响。关于夏皮罗认为的“不像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笔者觉得这是在强调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愈加复杂和各种非市场因素干扰增多的情况下，经济运行出现扭曲现象的几率在增多，使以前属于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变的结果难料而不是在否定收入分配与消费支出的关系。关于这些经验数据的分析结论，显然具有片面性，我们不能拿个别来代替一般做出最终结论，虽然这种现象对我们深入研究基尼系数（或收入分配）对储蓄状况的作用机制有着宝贵的研究价值，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基尼系数与储蓄率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进一步说，决定储蓄率的因素并不只有收入分配一种，正如本文分析的一样，它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个别的案例我们应从可知的或仍不可知的因素着手，以对整个理论的完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把它当作整个理论的谬误来看待。
（三）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缓慢形成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收入满足一定必要生存和发展条件后，进一步的储蓄和消费取决于自己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如失业医疗保险等），而这种预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备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各项经济社会改革成本基本上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现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如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体制的改革，相当一部分成本都转为社会承担。一般而言，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次要的、暂时的。从实践上看，改革所带来的阵痛也必须有相应的一定量的止痛药，来加以缓解和平复，以避免出现休克。显然我们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而是出现阵痛时的一针镇定剂，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保障框架体系。现在虽然有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系统表述，但在实践上仍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实际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经济管理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情。正是由于我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对未来预期的保守态度也会保持较长时间，这种对储蓄和消费的一增一减的作用，显然是我们高储蓄率形成和保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社会投资结构不合理，消费品市场不规范。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之初，政府投资总是扮演着重大的、积极的角色，在我国由于传统上的原因，这种情况体现得更加突出，虽然我们一直重视发挥私人投资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体制上的障碍和客观的“挤出效应”的影响，我国民间资本并不十分活跃，造成能适应市场需求多变，经营灵活的广大中小企业的不足。同时从投资对象来看投资主要用向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等部门，且重复建设严重，而下游产业投资不足，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高质量中低端消费品相对匮乏。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前消费品市场的各种不规范现象，更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欲望。行业垄断所形成的各种“霸王条款”，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物业管理的不成熟，令人防不胜防的各种商业欺诈等等，使本来愉悦的消费行为变得令人疲惫和厌倦，显然如果这些状况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很好的处理，人们就会产生这种不愿意消费而被动储蓄的行为。
（五）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投资工具匮乏。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高风险的运行状态使政府和银行如履薄冰，这使我国消费信贷向纵深发展的步伐停滞不前，而消费信贷的发展和完善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较低的利率和简便的手续得到消费贷款，从而可以更加灵活的安排长期的消费储蓄比率，也就是说消费信贷可以提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人们的消费能力；各种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使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投资风险,作为一般投资者无外乎希望自己的资金能保值、增值，面对较高的风险环境，谨慎的投资者们宁愿把资金放在银行里，也不会投资于很可能带来巨大亏损的金融市场之中；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差异，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期权、期货以及各种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等金融投资工具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很不成熟。显然作为投资载体的缺乏，会减少人们的投资选择，降低投资欲望。可以看出以上三个方面无一不对我国的高储蓄率产生着重要影响作用。
（六）传统生活哲学及其相对独立性。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中，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属于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以求适应，同时这种思想文化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独特的运动发展规律，有超越经济基础的倾向。所以说文化传统生活信条和一些精神意志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经济行为并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这种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发展阶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说我们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良好的经济运行效率等客观条件，可以想象我们会很自然地接受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千金散尽复还来的生活消费观念，相反，就会突现出我们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养儿防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影响作用了。现阶段，我国这种传统消费文化仍有其根深蒂固的肥沃土壤，加之延续五千年的熏陶，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着较强的惯性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统除了塑造人格意志直接影响人们消费行为决策外，还会对影响储蓄率的其他因素起到一定强化作用，所以说我国的传统生活哲学对当前高储蓄率的影响作用还不容忽视。
（七）人口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在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他强调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一般为负储蓄状态的年轻人（比如说大、中学生中的时尚追求者）和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比例的增多会使社会的整体储蓄倾向下降，相反，如果处于整储蓄状态的有工作的中年人群比例较大，则储蓄倾向上升。由于在年龄段上的相对固定性，我们用人口结构来分析储蓄率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自上世纪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同时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潮的到来，一个家庭要照顾四个或四个以上的老人的几率大大增加，社会的整体储蓄能力在不断增强。城乡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广大农民工的绝大部分收入转移到农村，用于整个家庭微薄的土地收入，甚至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补贴，而对未来极端不确定性的预期，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后，储蓄变成了他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当然，由于人口结构变动的缓慢性，其对储蓄的动态影响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一般只能通过“代际效应”体现影响，我们不能期望在短期内以改变人口结构来调节储蓄水平。
（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一般而言，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市场经济实现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对人们经济贡献大小差异的理性反映，而造成的不公平是否在“人们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解决不了的，这就取决于政府经济管理水平，宏观调控能力以及相应的法律道德环境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从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上看，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初期，往往比较强调效率的第一性，以使实现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这时的政府一般又缺乏必要的避免这种经济自由化演变为无序化的经济驾驭能力，加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会很快形成两极分化的分配的格局，族群分裂的社会格局，使这种由人们主观评价形成的“不公平”在整个社会弥漫。显然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会造成作为社会有效需求和消费中流砥柱的广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缺失，社会总体支出意愿较弱，相对于总体收入水平的高增长，储蓄的居高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些学者引用夏皮罗的话，即“与凯恩斯通论问世后的早期年份一般所持有的信念相反，经济学家不再相信再分配来提高总消费支出水平是一件他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提出了用在分配调节对提高总消费支出的质疑。甚至通过按基尼系数高低进行排列所出现的个别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低的数据分析来否定收入分配对消费，从而对储蓄状况的客观影响。关于夏皮罗认为的“不像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笔者觉得这是在强调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愈加复杂和各种非市场因素干扰增多的情况下，经济运行出现扭曲现象的几率在增多，使以前属于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变的结果难料而不是在否定收入分配与消费支出的关系。关于这些经验数据的分析结论，显然具有片面性，我们不能拿个别来代替一般做出最终结论，虽然这种现象对我们深入研究基尼系数（或收入分配）对储蓄状况的作用机制有着宝贵的研究价值，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基尼系数与储蓄率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进一步说，决定储蓄率的因素并不只有收入分配一种，正如本文分析的一样，它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个别的案例我们应从可知的或仍不可知的因素着手，以对整个理论的完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把它当作整个理论的谬误来看待。
（三）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缓慢形成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收入满足一定必要生存和发展条件后，进一步的储蓄和消费取决于自己对未来的风险预期（如失业医疗保险等），而这种预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备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各项经济社会改革成本基本上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现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如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体制的改革，相当一部分成本都转为社会承担。一般而言，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次要的、暂时的。从实践上看，改革所带来的阵痛也必须有相应的一定量的止痛药，来加以缓解和平复，以避免出现休克。显然我们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而是出现阵痛时的一针镇定剂，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保障框架体系。现在虽然有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系统表述，但在实践上仍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实际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经济管理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情。正是由于我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对未来预期的保守态度也会保持较长时间，这种对储蓄和消费的一增一减的作用，显然是我们高储蓄率形成和保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社会投资结构不合理，消费品市场不规范。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之初，政府投资总是扮演着重大的、积极的角色，在我国由于传统上的原因，这种情况体现得更加突出，虽然我们一直重视发挥私人投资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体制上的障碍和客观的“挤出效应”的影响，我国民间资本并不十分活跃，造成能适应市场需求多变，经营灵活的广大中小企业的不足。同时从投资对象来看投资主要用向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等部门，且重复建设严重，而下游产业投资不足，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高质量中低端消费品相对匮乏。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前消费品市场的各种不规范现象，更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欲望。行业垄断所形成的各种“霸王条款”，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物业管理的不成熟，令人防不胜防的各种商业欺诈等等，使本来愉悦的消费行为变得令人疲惫和厌倦，显然如果这些状况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很好的处理，人们就会产生这种不愿意消费而被动储蓄的行为。
（五）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投资工具匮乏。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高风险的运行状态使政府和银行如履薄冰，这使我国消费信贷向纵深发展的步伐停滞不前，而消费信贷的发展和完善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较低的利率和简便的手续得到消费贷款，从而可以更加灵活的安排长期的消费储蓄比率，也就是说消费信贷可以提高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人们的消费能力；各种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使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投资风险,作为一般投资者无外乎希望自己的资金能保值、增值，面对较高的风险环境，谨慎的投资者们宁愿把资金放在银行里，也不会投资于很可能带来巨大亏损的金融市场之中；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差异，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期权、期货以及各种基金和金融理财产品等金融投资工具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很不成熟。显然作为投资载体的缺乏，会减少人们的投资选择，降低投资欲望。可以看出以上三个方面无一不对我国的高储蓄率产生着重要影响作用。
（六）传统生活哲学及其相对独立性。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中，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属于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以求适应，同时这种思想文化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独特的运动发展规律，有超越经济基础的倾向。所以说文化传统生活信条和一些精神意志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经济行为并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这种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发展阶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说我们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着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良好的经济运行效率等客观条件，可以想象我们会很自然地接受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千金散尽复还来的生活消费观念，相反，就会突现出我们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养儿防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影响作用了。现阶段，我国这种传统消费文化仍有其根深蒂固的肥沃土壤，加之延续五千年的熏陶，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着较强的惯性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统除了塑造人格意志直接影响人们消费行为决策外，还会对影响储蓄率的其他因素起到一定强化作用，所以说我国的传统生活哲学对当前高储蓄率的影响作用还不容忽视。
（七）人口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在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他强调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一般为负储蓄状态的年轻人（比如说大、中学生中的时尚追求者）和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比例的增多会使社会的整体储蓄倾向下降，相反，如果处于整储蓄状态的有工作的中年人群比例较大，则储蓄倾向上升。由于在年龄段上的相对固定性，我们用人口结构来分析储蓄率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自上世纪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同时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潮的到来，一个家庭要照顾四个或四个以上的老人的几率大大增加，社会的整体储蓄能力在不断增强。城乡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广大农民工的绝大部分收入转移到农村，用于整个家庭微薄的土地收入，甚至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补贴，而对未来极端不确定性的预期，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后，储蓄变成了他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当然，由于人口结构变动的缓慢性，其对储蓄的动态影响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一般只能通过“代际效应”体现影响，我们不能期望在短期内以改变人口结构来调节储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