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音，《IT经理世界》，2004年10月5日,第20页) 

经济学在中国是“显学”，因为它经世济国，乃堂堂正正的学说。经济学家们不但能预知未来，还能够主持现实公道。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国家，有如今日中国之经济学家一样被整个人群赋予道德上甚至是法律上的重托。于是，经济学家们的社会政治地位空前提升。像商学院这样在国外视经济学为边缘科系的地方，在国内却多由经济学家们来掌控，成为中国特色的学界奇观。

 

经济学家们果然不负众望，于是便刮起了这股郎咸平旋风。

 

朗教授其实并非“纯粹”的经济学家，他是学金融出身的。跟我们这些学管理的小人物一样，同属商学领域，在商学院教书。但郎教授在商不言商，而言公众利益。

 

经济学关注公众福利、社会效用；金融学、管理学讲求企业效益、股东价值。双方如欲沟通，实有“鸡同鸭讲”之虞。偏偏郎教授不顾惜自己国际一流金融学家的身份，要同内地的经济学家们对话。而内地的经济学家们怎甘“失语”，不管支持还是反对，纷纷回应。于是原来没名气的便出了名，原来有名气的便更有名了。

 

郎教授原来便很有名，他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大概超出了迄今为止国内所有学者在这些高端学术刊物上的产出总和。海外华人学金融者虽众，能有此成就的实属凤毛麟角。

 

但郎教授的名气仅限于狭义的学术界，也就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试图从数据中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期对金融学或管理学理论有所贡献的人。在国外的商学院中，他们是决定学校学术声誉的人。他们的一大爱好是在参加学术会议时，被人恭维自己发表在发行量只有几千份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

 

如果不是在中国，郎教授肯定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但就因为是在中国，因为有无限风光的经济学家们在诱惑，郎教授再也不甘做一个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学者。正如郎教授自称的，他喜欢做明星的感觉。

 

郎教授当然知道他自己的看家本领是学术研究，而那是不能让他成为明星的。于是，他选取了一个能经世济国的话题来“开炮”，那篇题为《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文章便是。在引起当事人强烈反弹后，郎教授更高调回应，誓言捍卫学术尊严。与此同时，“理论旋风”、“郎式研究”之类的赞语不绝于耳。

 

我满怀兴趣地在网上查到这篇文章，一看之下，不禁哑然失笑。这分明是一篇基于财务分析的商业报告，跟学术研究毫不沾边。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来说，学术研究是受过博士阶段学术训练的人试图对本领域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而进行的工作。但这篇关于“国退民进”的报告却是任何一个受过基本财务分析训练的会计师或MBA都可以做出来的。郎教授称之为基于公开渠道真实数据的学术研究，竟也没有受到多少异议。

 

再说说郎教授的“案例研究”。但凡是“研究”，就应以学术为目的；即使是非研究性的教学案例，也是旨在训练分析技能和思维方法，而不应给出道义结论。郎教授的“案例研究”，明显以揭露为目的。

 

我在美国、加拿大两个商学院学了六年得了两个学位，又在国内商学院教了三年书，还真没见过这样意在对一个现实企业或企业家作出道德判断的“案例研究”，更没有事先发出挑战书，发誓要让更多被“研究”对象发抖的。我倒是经常看到这样的标准用语：“本案例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试图说明某种管理方法或企业战略有效与否。为保密起见，作者隐去了某些名字和可识别信息。”

 

话说回来，郎教授意在揭露非法运作，力保中小股民权益，当然没什么不对。问题是，既要做大英雄大明星，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而不该借学术自由与尊严的名义，把整个学术界拉来做抵挡法律诉讼的人质。

 

郎教授的做法有点像国内一些小报记者常做的事他们假扮成寻欢客去娱乐场所采访，在发表报道的同时却又去向警察告密。反观国外，有警察假扮记者去解救被歹徒挟持的人质，却被记者组织严厉谴责，认为警察的做法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诚信与安全。

 

换一个角度来说，保护股东权益本是金融学的天然宗旨。但是郎教授为了做一个风光的“经济学家”，却从手边的个案材料扯到了国有资产流失和产权改革这样的普遍性经济学话题上，怎么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警惕。

 

那些从“左”到“右”的国内经济学家们，不知道是故意将计就计以大显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感，还是真不明白个案不能得出普遍性结论的道理。

 

至于有经济学家指责郎教授“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而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则更是凸显经济学家们的“帝国主义”倾向：喜欢对管理案例、财务分析等其他领域指手划脚，甚至不懂装懂——难道投资者应该获取内部信息来做判断吗?再说，假如看到一份“好”的财务报表都还不能全信的话，有哪个分析师看到一份“坏”的报告还需要深入企业搞调研的?

 

总之，我是看不懂这些经济学家们，只能给双方各打50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