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教育发展观、教育价值、教育公共政策继续调整和转向之年。在基础教育领域，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中央和省级政府分担的经费保障机制，全国农村开始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概念正在得到贯彻，对假市场化之名、行营利之实的中小学“改制学校”进入了强力清理的阶段，变化十分显著和令人鼓舞。高等教育发展观的转变，可以圈点的是首次大幅度降低高校招生的增幅，今年控制为5%，传递了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走内涵发展之路的重要信号。
    与基础教育领域相比，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慢了不止一拍。可以说，还处于问题发酵的阶段，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露。今年上海、郑州、南昌等地高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正是此前“教育产业化”路线和无序发展积下的苦果。被频频曝光的学术腐败事件，显示学术制度、学术环境多年之积弊，已到了高危和高发的时期。上海交大“汉芯一号”等重大学术腐败事件得到公开处理，也显示了某种进步。而天津大学校长炒股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聊城大学耗资800万元修建豪华校门等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显示高校在“教育产业化”的道路走得有多远。邱成桐对我国高校学术生态、人才引进的强烈批评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与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的几次争论一样，凸显的是国内著名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仍在下降之中。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杨振宁和邱成桐是持不同意见的两端。杨的一贯观点是“建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办得很成功。中国学生的基础远较美国学生扎实，不要急于改革高等教育”。邱的盛世危言是“如果中国高校的不良学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我们可能忽视了另一位大师的声音。去年7月，钱学森在医院对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请注意，钱老在这里说的是“没有一所大学”！这正是温总理着急，召集大学校长研究对策的原因。
    几位大学校长与温总理的座谈，从教师素质、人才引进、国家科学布局、基础教育改革、高考改革、严格教学秩序、校园文化等不同方面发表高等教育改革的见解，应当说都是正确的；但同时令人感到“不解渴”，回避了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重要问题或核心问题，就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制度改革的问题。这凸显了当前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先进的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尖锐矛盾。比较一下医疗体制改革的热烈，就不难认识这种落后状况，教育体制改革几乎还没有进入国家和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
教育领域各种深层次问题的暴露，都显示了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迫切性。今天，我们已经十分明了，无论大国的崛起还是大学的崛起，都是制度文明的产物。我们所渴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气象，绝非几项急功近利的优惠政策所能催生出来的。我们虽然确立了参与国际竞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计划体制下建立的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基本没有改变，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许多大学设立了驻京办事处，必须事事“跑部前进”。与此同时，副部级大学的设立，使大学的官场化、行政化达到了新的阶段。大学校园里盛行的是官场、商场的机制和文化，而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制度、学术本位的管理则日见消沉萎顿。显而易见，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仅仅靠增加投入和引进海外人才，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大学的研究水平和竞争力。
    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明确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能，强化政府的教育责任和义务，恢复公办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向地方、和学校赋权，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和办学自主权，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很多人会担心，大学问题那么多，自律的能力那么差，还能扩大它的自主权吗？其实，大学缺乏责任感、自律能力与它缺乏自主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象一个被严厉管束的小孩不可能有自信、自理、自立的能力。当然，新型政校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放权，而是建立一整套基于社会参与、民主管理、能够追究和问责的现代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现代大学制度并不需要我们去发明创造，取“拿来主义”即可，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在中国有效地扎根生长过。时不我待，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