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硬制度环境筑起了企业公平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壁垒，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从而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打破垄断可新增就业岗位5000万个

    何谓企业硬制度环境？即企业生存与发展中所涉及的外部刚性规则，譬如约束企业的文本性法律法规、行政规制、方针政策，具有权力象征的管理企业的红头文件，执法和行政部门所具有的针对企业的自由量裁权行为等等。从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般规律看，非公有制企业是劳动力从业的主要载体。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公有制经济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虽然宪法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仍然是处于公有制经济之下的低等级经济主体，国家在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引导"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正是这种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所谓"引导"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的宪法条文，不但使我国的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物权法》和破除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等有利于公民创业和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正式规则迟迟不能出台，而且使我国的法律法规、行政规制、方针政策、红头文件和自由量裁权行为等等充满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特别限制甚至歧视，并构成了企业公平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壁垒和硬制度环境，从而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营企业面临传统垄断经济领域的巨大进入障碍，打破垄断可新增就业岗位2000万个

    譬如，现在的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石油等10多个传统垄断行业基本上将民营企业挡在门外。据估计，如果放开这些垄断行业，至少可以为社会提供2000万个增量就业机会，其中，仅金融业的多元化发展就可以逐步新增1000万个以上的知识型劳动岗位，容纳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的就业增量。

    第二，民营企业面临社会事业服务领域的巨大进入障碍，打破垄断可新增就业岗位3000万个

    目前，如果允许民营企业公平进入教育、医疗卫生、传媒文化等社会事业服务领域，其创造的增量就业机会将超过3000万个，其中，仅广播影视、报刊、出版、新闻等传媒业的全面放开就可以逐步新增2000万个以上的知识型劳动岗位，容纳未来几十年的文科大学生的就业增量。

    第三，民营企业面临在竞争性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打破行政限制可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

    民营企业不仅在汽车、钢铁、矿业等重要竞争性行业的发展受到种种约束，而且在一般竞争性行业的经营环境也大大低于公有制企业，其主要表现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行政社会干预。譬如，目前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经营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等民营经济实体，需要缴纳的税费极其繁多，包括１７％的增值税，３３％的所得税，营业、教育、城建等税和附加税，个人所得税，部门收费和罚款，办事攻关费，以及政府权力部门的乱收乱罚，等等，其创业和经营环境的严酷程度可想而知。据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引用的统计资料，1999年到2004年我国个体工商户净减少770万个，仅2005年，法人企业净关闭30万家；依此估算，因政府各部门收费罚款而减少的从业岗位就达1840万个。如果民营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能够公平地享受到与公有制企业同等的制度环境，人们创业和经营企业的激情动力将得到大大提升，仅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每年就可以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以上，这个数字超过每年度提供的劳动岗位总量。这无疑会给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企业软制度环境既耗散了人们的创业激情又销蚀企业的生命力，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从而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

    企业软制度环境主要是企业所面临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传统习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非正式规则所构成的意识形态氛围。现实表明，我国的软制度环境具有严重的时代滞后性，并先天性地构成了对企业的渗透性约束，其既耗散了人们的创业激情又销蚀了企业的生命力。

    第一，官本位的社会等级观念将担负社会财富创造功能的企业劳动者划入卑贱者等级，使社会优秀人才不是流向企业，而是向着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行政事业单位集中。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01年底，全国有各级各类干部4051万人，其中机关占17.11%；事业单位占52.1%；企业单位占30.8%。目前，在全国3089.3万人的专业技术人才中，国有企事业单位达2186.0万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70.76%。这就是说，全国7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官本位的观念所致，因为只有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才有所谓的体制内干部级别，民营单位是无级别可言的。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官位等级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官职及政治待遇成了人才流向的坐标。关于这一点，可以在各级政府的科技人才政策方面得到印证。譬如，为吸引留学生回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就规定了以官位吸引和使用人才条款。2004年，黑龙江、甘肃等省份在引进博士后时，明确规定给予正处级待遇。这种政策导向，更加大了民营单位人才匮缺的程度。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第六次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私营企业经营者中大学学历的人数比例仅为14.16%，大大低于国有企业的水平。缺乏优秀的人才，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根本制约，其对一般劳动者和大学生的吸纳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第二，长期的抑商传统思想不但造成了各次产业间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使就业吸纳力强的商贸服务领域长期处于抑制状态，而且造成了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使商人不是更多的将增量财富投资于实业，而是不得不用于非正常消费和积累。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仍然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8%，第三产业仅为30%。而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60%，农业就业人口降到20%以下。现代发达国家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比重已经高达60-80%。显然，作为我国第三产业主力的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是严重滞后的，这一领域的投资长期处于偏居一隅状态。商务部2005年发布的《中国流通产业发展报告》虽然称2004年全国流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仍只有1．9％，仅比2003年所占比重上升了0．2个百分点。长期的抑商，既使商业的发展受阻，又使商人不是更多地将增量财富投资于实业，而是不得不用于非正常的消费和积累，甚至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惊人，1989- 1997年累计数为2909亿美元，近年来进一步加速，仅2004年就达到了2062亿美元。虽然这些资本外逃大多属于过渡性资本外逃，具有较强的回流倾向，但它却是民企外资化的反映。为什么内资要披上外资的"羊皮"？这显然是内资商人受到抑制而外资商人享受特权的原因所致。可以想象，在一个抑商的社会怎么能使商业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呢？

    第三，公有制情结使大量的国家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既效率低下又缺乏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既没有国家的正规投入，也没有正规的融资渠道，其发展过程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据统计，1990- 2004年我国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公有制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占到了85%以上；从增长速度上看，私人投资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下期也明显下降了，而公有制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近年来却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譬如，2000年国有经济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3.5%，2001年升至6.7%, 2003年跃至14.7%，2004年则达到了15.5%。与此相反，公有领域的就业却没有随着投资的增长而成比例的增加。譬如，国有单位就业人数自1995年以来就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态势，1995年为10955万人，2000年减至8102万人，2001年减至7640万人，2002年减至7163万人，2003年减至6876万人，2004年减至6710万人。与国有单位就业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逐年快速增长。譬如，2000年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1268万人，2004年则达到了2994万人，四年翻了一番多。实践已经证明，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力，但由于社会的公有制情结，更多的资金还是优先地投入了公有制单位。显然，在人们充满了对公有单位无限幻想的情结下，社会资源将很难配置到社会所亟需的领域，大学生乃至其他劳动者的大规模失业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