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刘洋打电话给我。
“天哪！”我叫出了声，“你们要做《摇滚青年》的回顾？！”
第二天，刘洋便派出了美女导演韶丹，紧紧地“缠”住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独家消息”。真佩服电影频道的执着，我少女时的记忆像一支已经干了很久的牙膏，一点点儿被挤了出来。
韶丹问：“你学过表演？”
我答：“没有，玩会的。”
“3个女人一台戏！”我们家的3个女孩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小时候，我们三姐妹之间的游戏是演戏。我总是当仁不让地扮英雄，大姐姐长得好看，演女特务。二姐姐大力气，演坏人最好。一天，刚看完《红色娘子军》，一进家门，只见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说！你把人藏到哪儿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女特务”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我的头实实在在地撞上了桌角，顿时鲜血如注。桌上的小收音机也掉在地上，壮烈“牺牲”了。妈妈闻声进屋，见状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缝针、包扎，忙了大半夜。回到家，妈妈把二姐狠狠地骂了一顿。我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心里没有丝毫懊悔之意。但看见妈妈焦急的目光，我还是忍着疼，咬着牙说，“妈……如果我不行了，等爸爸回来，把他买给我的巧克力分给姐姐们吃吧。”一句话让妈妈泪水涟涟。
说起爸爸，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听说他是新华社记者，从我出生还没满月的时候开始被派驻国外，一去就是六年。每逢妈妈要教训我们的时候，只要姐妹们怯生生地说一句: “等爸爸回来……”，妈妈高高抬起的手总会无奈无助地放下。这次也不例外。
刚上中学，爸爸就被派到香港长驻，妈妈随行。北京的家中只有姥姥照顾我们姐妹。爸妈因工作已经分居10多年了，第一次能携手同行当然异常兴奋。当他们把最担心的目光投向我这个老疙瘩的时候，我心里乐开了花，“以后不用开家长会了。”
初三的暑假，我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和校服模特，曹颖也是同一批的玩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触电”。汇报演出时，听说教育局领导要出席。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地往下看。只见几位同学的家长也坐在台下，用笑容在脸上写满了“自豪”二字。可我这个主角家里却没有一个人到场。我突然很想妈妈，抱着大幕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呜呜大哭，谁劝跟谁急，哭声响彻整个后台。这时只听得开场铃声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了。
老师一脑门子冷汗。
1985年的我，爸妈在国外
1987年，中学生校服模特队，前排右一是曹颖，左二是朱迅
1988年，《摇滚青年》定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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