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目前“啃老族”的构成主要有六类人群： 第一类是对就业过于挑剔的高校毕业生；第二类是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自动离岗离职的熟龄工作者；第三类是“创业幻想型”的青年人，虽有着强烈的创业愿望，但缺乏真才实学又不愿“寄人篱下”当个打工者；第四类则是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漂”到无事可做；第五类是无可奈何从单位里下岗的年轻人；最后一类是文化低、技能差，怕苦怕累，只好索性躺在家中“啃”父母。
日前，一项对大学生和青年中的“啃老”现象的网络调查令我大感意外，一周之内，竟然有10万名网友参与，他们70％以上认为：身边的确存在着“啃老”现象。对此，专家曾经指出，家庭教育模式和就业压力成为诱发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在上海某区做了一项调查也显示：不在读的未婚子女85％需要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这么详尽的资料显示，中国“啃老族”并不鲜见，劳动部甚至早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就指出：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
好于研究的我也恍然发现，在众多“啃老族”中，“心高气傲”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在我的朋友圈子里，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小黄刚刚辞掉了原本不错的外贸工作，他跟我说：“看着投身律师界的大学同学如今已能独当一面，我越来越强烈感觉到，从事法律工作才是我应该追求的。”说此话的他本想凭借自己科班出身的优势以及三年的工作经验“敲开”法律界大门，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找工作的无功而返，让无奈的小黄也成为了“啃老”一员，终日只得窝在家里，落得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而硕士研究生杨丽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家中独女的杨丽从小受尽宠爱，凡是女儿的要求父母无不想方设法满足。杨丽毕业后欲谋一份月薪上万的工作，然而眼高手低与缺乏工作经验，使杨丽屡屡碰壁。因此距离毕业已经一年光阴，她仍旧待业在家。杨丽父母却称：“孩子还需要时间适应，反正家里也不缺她这点钱糊口。”这让我深感忧虑。
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仍不缺乏。一对在街坊邻居的眼中行为举止非常奇怪的小夫妻李林辉和王静：他们30岁出头，每天却不是吃饭就是睡觉，极少与外界接触，俨然一对与世隔绝的“隐士”。笔者曾经探访获悉，李林辉的父母是退休老干部，原本可以在90多平方米的新居中养老。不想，一年前，在某大型小区当物业保安的儿子因打架被“炒鱿鱼”，从此一家大小就蒙上了失业的愁云惨雾。于是父母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为了他，父母卖掉宽敞的新居，折换成一套4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和一套小面积的房子，匀给儿子住一套；接着，儿子夫妇每周定期回家吃两次饭，临走时少不了拿走一些钱、粮、油什么的，寻常日子就是这么过了很多年。
父母的“娇惯”是“啃老族”的温床，这点毋庸置疑。徐安琪研究员也曾分析：“啃老族”的产生，从观念上看，中国父母觉得穷其一生的努力正是为了子女，他们会尽全力让孩子成年后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家庭的温情、溺爱让年轻人以为接受父母的支援是理所当然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师孙立平也颇为赞同，他说：“从社会成长的环境分析，‘啃老族’、‘傍老族’绝大部分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应试教育中，他们没有得到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在就业市场中无优势可言。即使是短暂就业，他们所从事的也大多是靠吃‘青春饭’的服务业，如售货员、服务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得到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会率先成为‘4050’群体。”广州市劳动就业指导中心的情况显示：与“4050”人员被迫下岗不同的是，很多二三十岁青年（包括大学毕业生）是心甘情愿地主动失业。他们对工作本身没有强烈的渴求，或者对现有工作反感。当希望和现实存在较大偏差时，他们多数拒绝参加社会培训，认为那是专门为中年下岗者设置的。对自身定位不准，是阻碍他们找工作的重要原因。
而从我个人来看，“啃老族”存在于半独立和半依赖、半服从和半叛逆，既刚强又脆弱，崇尚自我又不善定位，追求享乐安逸时尚，又不愿吃苦拼搏的矛盾之中。实际上他们很多人就在想：既然现在收入过低，不如在家养着，等待更好的机会出现。
“啃老”现象也许会成为社会的疾症，所以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地去改变。专家们指出，改变“啃老”现象，需要多方面的合力：父母不应妨碍子女独立意识和责任意识；而“啃老族”也应该意识到，他们这样的做法不仅降低了父母的生活质量，也是没有责任的表现，自己已经是成熟的社会人，就必须履行成年公民的责任；学校则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淘汰教育”，实施真正的“树人教育”，除了教给人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教会人们独立的意志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立人、立德、立心、求知，这“教育的四大功能”一个都不能少。这样才能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意志、心态健全的人，“啃老族”的人数也许就会在这些努力中得到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