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常青树

——写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华诞之际

王照伦

　　今天，国内的读书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或使用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这家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以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卓越贡献确立了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00周年，我作为一个基层方志工作者和该馆所出图书是忠实读者，感到有必要为这件中国出版史上的大事说点什么。

　　商务印书馆是夏瑞芳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创办的。最初以印刷为主，后逐步发展成为一家集印刷、出版和发行于一身的综合性出版机构，并创办了多种杂志，还办有藏书达50万册的东方图书馆。解放前，它以出版教科书、辞书、学术著作、古籍为主，至1948年共出版图书15000余种。抗日战争时期，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日军所毁，为避战火，商务印书馆将总馆迁往重庆。1954年总馆迁入北京。现在主要出版中外语文辞书、读物和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中，发行量最大、再版重印次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当推《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一批汉语辞书，几乎当代学习中国文化和创造中国文化的人都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过商务印书馆这些工具书。不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书成为目前我国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必备书，而且它出版的另外许多图书也成为治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在国内目前的许多行业或部门中的人员中，如教育、新闻、出版、文化、史志等，如果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虽然不能说根本无法工作，但起码在工作中会感到不便和有困难。

　　谈起商务印书馆，特别是对它解放前的情况有些了解的人，不少认为这是一家较为保守的民间出版机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商务印书馆虽以稳健著称，但绝不保守，而是一个古今、新旧、中外兼容并包的出版单位。我们从它不仅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一批古籍善本书，也印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纯粹语体文、全部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中学教科书——《白话文范》（4册）；不仅在它身边聚集了一批较为保守的文化人，而且吸纳了像陈独秀、茅盾那样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化新人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可以看出它的这一重要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得商务印书馆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各个方面的人士所接受，提高了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像一颗常青树那样历经百年沧桑仍青春常在。

　　说商务印书馆，我们不能不说到为它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这位曾中进士并在晚清中央政府任过职但因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的国学大师，1902年为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投资商务印书馆，后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工作。张元济加盟后，创办编译所、创办杂志，使商务印书馆逐渐变成综合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兼容并包的特征实际上是张元济个人风格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活动中的一种反映。张元济虽然是进士出身，并在清廷做过官，但不是一个守旧的人。这从他早年参加维新运动，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婉却”孔教会派来的人向他募捐、拒绝推销和代销《不忍》之类的守旧杂志、瞩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中可反映出来。对此，张元济津津乐道，他在给高凤池的一封信中说道：“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不仅于1924年请陈独秀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名誉编辑，并力荐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早在1919年就不满杜亚泉“实太偏于旧”而解除了杜在《东方杂志》所担任的职务，后又决定商务印书馆所办的杂志全部采用白话文发稿，使《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馆办杂志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全国解放后，张元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有许多社会事务缠身，仍致力于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为商务印书馆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今年正巧又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30周年，在此，笔者对这位出版界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

　　商务印书馆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之大、涉及的人和事之多，可以说不可胜数，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讲得清的。笔者撰写此文，一是感谢商务印书馆对我这个读书人的帮助，二是祝商务印书馆在下一个百年中创造新的、更大的辉煌。

大众日报，1997—05—05（7）（原载）。

平邑县报，1997—08—06（4）（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