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
在过去的十几年，有关西方和伊斯兰社会的关系的争论在两个对立的论题下展开：一些人认为是文明的冲突，主要指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根本冲突；而另一些人则呼吁文化之间的对话。
中国有句俗语，“冤家易结不易解”“怨怨相报何时了”。这从“911事件”后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变得更为紧张的关系可以看出。由于世贸中心遭到的破坏和美国的军事反应，使得二者互不信任、互为限制，甚至产生了互怕对方的情绪。我们也不时听到媒体中“拉登准备再袭美国”、“美国将加强防范”等类似的报道。可见，频繁的冲突、诉诸暴力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问题的解决需要彼此间的对话。
文化对话要达到应有的效果，必须首先认识到对话的困难所在，即各自要克服的认识中的偏差、要跨越的心理障碍。
对话变得艰难，首先是因为一些人认为，文化对话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特有的身份，特别是当对话受到各自不同的占优势的权力关系的有害影响的时候，跨文化理解就更为困难。自19世纪以来，穆斯林所经历的西方通常不是作为平等的伙伴，而是作为主导力量。许多伊斯兰人则指责西方在寻求霸权和使用双重标准。
对话双方所处的优势或劣势影响到对话的效果。自殖民时期以来，军事、经济、技术和政治劣势就影响到中东国家和西方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力量和技术水平的不平衡。明确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即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间的对话比相当水平国家间的对话更加困难。优越感诱使其中一方认为自己不仅强大、美好，且处于道德优越的地位，不把对话伙伴作为平等的一方对待，而总是以说教者的姿态出现。另一方则出于低劣感、自卑感，易于从对话中退缩，或逃避到倔强敌视的立场，或无批评地接受优势一方的立场，而没有进一步的反思。这样一来，真正的开放的交流就不仅变得困难，也常常变得不可能了。在对话中寻求谁是真正的主人、谁是谈话的对象这类错误的思想必然使对话受挫。因此，真正的跨文化对话者，不应该闭上眼睛去强化不平衡，而应该创造性地寻求在平等条件下产生交流的新方法。
文化对话需要心理上的平等，需要全面地认识、了解对方，而不能从刻板印象出发，即把对方机械地归入某一类群体当中，而不管对方社会内的实际差异。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所谓的“西方”也不是文化上的同质体，而是态度、价值、行为方式的连续体，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理解：西方同时包括宗教和无神论、世俗主义和宗派主义、启蒙哲学家、宗教法庭、人权、法西斯和民主，它既有高度适应性的信息技术和电信专家，也包括有密切的家庭联系和流动性低的农村社区。西方有重要的宗教和民族国家差别、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有家族思想，也有女权主义；有进步力量，也有反动力量；有固执，也有容忍。西方充满了差别和矛盾，它处于变化之中，无休止地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变化的平衡和反平衡。可是这些对西方人来说，由于离他太近、太熟悉的缘故，反而可能使他们容易忽视这一多样性、这一价值观的混合物，而对许多事情凭想当然。同样，在穆斯林社会中情况也正好如此：在这里你可发现既有理解，也有狂热；既有开放，也有厌女症；既有思想狭隘，也有启蒙。穆斯林社会不仅是伊斯兰的，正像西方不仅是西方的，他们都有矛盾和冲突合并而成。
问题是双方都倾向于主要通过他们的差别和不愉快的方面去认识和界定对方。许多欧洲人主要看到穆斯林社会的不熟悉的方面——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正像德国不一定都是光头帮（滋事青年）、仇外攻击、大屠杀（Holocaust，纳粹党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国家一样，伊斯兰社会也不仅以宗教偏狭为特征。但是这些现象很快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对话因此被相互批评对方的黑暗面所代替。真正的对话应该漠视这一破坏性因素或消极的方面，必须在较广泛的背景中的认识这些问题。
对话的成功需要西方世界和穆斯林社会消除彼此间对立的情绪，要从多元文化并存的观点出发，学会接受另一方的差异性。为此，西方是否应该更为主动一点？例如，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 就先后赞助了一系列的国家和国际间的对话，自1997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组织德国-阿拉伯媒体间的对话。德国人为改进与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的关系所作的众多的努力，例如清真寺开放日、反对仇外的联合游行、公开争辩、教学训练研讨会、学校的教学单元等，这些努力旨在了解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宗教，消除对穆斯林的偏见，等等。
文化对话从不断地倡导转变为现实还需进一步的努力。但愿其他西方国家也能像德国一样，认真反思，积极行动，以利于改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国际）综合消息：欧洲媒体亵渎伊斯兰教事件余波未平,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xwpdxw/2006-02/07/content_401617.htm
2. Jochen Hippler.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Deuchland.2002-1,p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