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百余年的抗争，经济学被推到了至尊的显学地位，它总是透出一股霸气，在各个领域扩张自己的地盘，就连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它也染指；“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而这一切，无不是经济学家的功劳，也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 由于历史等原因，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一路坎坷，历经沧桑。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回忆文革时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时说，“以读‘禁书’的心态，以彻底批判的眼光，偷偷读了起来…”。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虽兢兢业业从事经济学研究与政策建议，但也大都是在计划经济这个大圈子中打转转。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这些经济学家，在环境、理论、思想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的客观条件下，和中央及各级政府一道，摸索出了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与改革之路。虽然代价是沉重的，但他们却称得上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前不久，首都经贸大学刘纪鹏教授撰文回忆体改委时，劝告现在的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时，应善待在改革一线直接指导改革战役的体改委等部门。他说，“对中国改革在通向成功之路上所必然付出的一代价和做出的一些今天看来似乎不能理解的一些选择，要予以包容…”同样，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学家在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时，一样不能对昔日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横挑鼻子竖挑眼，称他们学识浅薄或思想僵化。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以契机，更赐中国经济学发展以良机。市场化进程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渊博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建议以实践的平台。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今天，新现象的不断涌现，与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甚至打成结，本身就唤求经济学家出谋划策。比如，腐败现象一直是国人深恶痛绝的顽疾，当政府及学界正在为如何抑制权力寻租绞尽脑汁的时候，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了“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的论说，并称自己“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条件下，官员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与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的私有化方案不谋而合。当国人为中国经济存在后发优势兴奋不已的时候，经济学家杨小凯（已古）从澳大利亚专程跑到北京，做了《后发劣势》的演讲，指出“发展中国家仅仅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模仿或难以模仿其制度，会给经济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 然而，我们现在却为更多所谓的当代经济学家感到担忧。寻租理论丰富了经济学界，而租金的丰厚也诱引许多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际”，开始了自己的寻租历程。根据公开信息，截止2001年底，中国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其聘请或提名的500多位独立董事中，有131名经济学家。如果这些经济学家运用自己的知识，通过合理、合法地为上市公司效力而获得了丰厚回报，但却被媒体及公众误认为是“相互勾结”“牟取暴利”，那确实是冤枉。而这131名经济学家当中相当一部分，分别担任着各级政府经济顾问及其它要职（包括兼职）！这便可怕了，因为他们的言论影响着公共政策，当在制定产业政策及公共政策时，他们可能人为地使政策向其受雇的利益集团倾斜。这是一种公然“创租”及“设租”的行为，比寻租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损害的是万千持股民众的利益。 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当代经济学家深谙此道。于是，大到上市公司，小到一般的商业公司，当代经济学家的身影无处不在，美其名曰“要素的自由流动”。他们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学术研究专家。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走”：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勾结，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与我们常说的“形象大使”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的身份不公开）；第二步是政府这一关。由于这些经济学家在政府担任了经济顾问、╳ ╳ 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他们“公平地”将天平偏向了幕后老板；第三步，这些经济学家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是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的。这一步很绝，因为，这不但赢得了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了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有加”的利益集团的信任，为下一轮的“三步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套用一下当代经济学家将片面言论都称为理论的作法，我将上述“三步走”论说称为当代经济学家的“循环寻租理论”。 这是一个令当代经济学名利双收的年代，更是呼唤经济学家良知的年代。当国人及各大媒体都在讨论企业家“原罪”问题的时候，我们假定那些企业家真是“凶手”，那么“帮凶”又有哪些？当代经济学家离原罪到底有多远？最近几年学界对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口水仗，对实际的行为改进与局势优化并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前两日读报，看到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谈到经济学家良知有关问题时称，“我们社会所认为的经济学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二是做经济知识的技术人，三是经济学家的道德人”。我对照了一下易主任的标准，发现我上文提到的所谓的当代经济学家原来只是“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根本配不上做经济学家（因为真正的经济学家是讲道德的），顿时哑然失笑。然而我又觉得易主任的说法有瑕疵，那就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他所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家”恰恰大都是从“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与“做经济知识的技术人”过渡或“进化”而来的：对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与“知识人”的无良知我们可以纵容，却奢望讲道德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现世，未免有点异想天开。 先哲曾言，学术无知是灵魂的毁灭。在当代经济学家的言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多一个无良知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政进程就会多一个污点；多一批这样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就有偏离正常轨道的危险。我们不奢求每一个实践或准备实践“循环寻租理论”的当代经济学家都在顷刻时金盆洗手或打消念头，我们只希望这些经济学家明白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在自己力促利益分配格局偏袒化而不是经济社会整体和谐的过程中，牟取再多的经济租金，其边际效用也是极低的（甚至是负效用），而这个过程中极高的交易费用则使他们无不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