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扩张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参与了这一运动，美国尤甚，并因此而声名卓著。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正经历着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这种转型在中外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根据我国“九五”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看，1996年—199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稳步发展的良好趋势。在这三年中，本专科在校生的规模从1995年的547.7万人，发展到1998年的623. 1万人，年增长率为4.4%；1999年以后国家提出了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当年高等学校的本专科在校人数就由623.1万人增加到718.9万人，增长率为达到 15.4%；而招生数量的增长率则达到31.2%，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增长率更是达到42.9%。2000年在前一年扩招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根据2001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高等学校在校生的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人数。如果我们要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目标，那么年招生规模将达到500万左右。伴随着高校扩招的是学费的大幅上涨。1995年一些高校试行“并轨制”收费，1999年所有高校取消“双轨制”，实行收费上学，2000年高校收费标准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达20%，平均年上涨幅度在1000元左右。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尽快摆脱福利型模式，进入为接受高等教育付出相应经济成本的消费型模式。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正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具有的独特性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是具有现实依据和稳固基础的。
首先，它的实施具有补偿性，适应了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已愈来愈高，知识和人才将取代货币资本、自然资源而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成为新的全球竞争的关键。然而，相对而言，我国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或高层次的人才的数量和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祥地和全国教育中心之一，在人才与教育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比照纽约、东京、香港等国际大城市，比照上海“到2002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人才与教育方面仍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技术人才的总量、结构以及高级人才所占比重尚嫌不足。上海现有专业技术人才11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仅占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25%左右，这个比例比纽约、东京、香港低50％─60％，且在结构上分布于教育、卫生、财会战线；二是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和专业结构同城市需求不相适应。上海目前拥有大学在校生30万人，平均每万人口拥有量为2.2%，在国内尚低于南京（3.06%）、武汉（2.9%）、北京（2.24%）,更不能与其他一些国际大都会城市堪比了。要改变这种态势，我们在推进国家经济、金融、贸易的同时，应着力抓好高等教育建设，以改善人才资源匮乏，教育研发投资力度较弱的状况。
其次，它是教育系统本身均衡和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到2000年我国已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小学净入学率在95%以上，已初步达到现代化的起限，中学净入学率1990——1995年平均增长8.04%，依此增长速度，至2012年可达到90%的教育现代化的起限。入学率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程度的标志。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提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只有达到适龄人口的15%—30%时，才能由英才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其高教入学率基本超过40% 。而我国的大学毛入学率离高等教育大众化尚有较大的差距。我们花了20年时间才从1%增至2%，9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加快，1990—1995年递增20%，1999年启动教育消费，招生数量增长率达到32.1%，依此增幅，至2004年可达至15%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点，至2012年就可达到30%的教育现代化的起限，从而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的明显滞后这一状况。
第三，它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增长的现实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和愿望越来越强烈。世界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从哲学的高度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正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与发展的需要的一种外化，它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完善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为了增强人的自由个性而产生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长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价值理念的影响，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更是变得越来越强烈。满足人民群众这种美好而高尚的希求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神圣职责。
一
启动教育消费的政策的实施，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以及教育自身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显示出了政策的积极效应。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育消费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内需是近几年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教育是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产业，它的关联性和扩散性比较强，发展高等教育产业，能极大地增加高层次的劳务消费。高等教育消费对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用都很大。我国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的命题，认为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消费中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提高消费质量，就能从根本上提高消费力，从而促进生产力与消费力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规模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尚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据调查，城乡居民的家庭储蓄中有30%准备用于教育，而原有的教育规模及其增长速度还很难具备消耗这部分储蓄的能力。1999年全国高校大扩招，自费生数量剧增，依此增速，三年内招生数量可扩大一倍，自费生每人每年学费二万元，则每年高校可多收学费200亿元，这部分学生在校消费40亿元，此外，国家计划内招生按300万计，在校食宿消费约达120亿元。并可带动学校附属业务及有关行业的发展，可以拉动1000亿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可以给下岗职工提供500——600万个工作岗位。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高等教育是扩大国内需求最有潜力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领域。若按50%可实现购买教育的比例计算，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约2500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预测中心对“居民储蓄消费”意愿的抽样调查，居民储蓄中准备用于高等教育支出的占30％，远高于用于购买住房开支7％的比重，这说明高等教育消费在居民的支出所占比重之大，居民对教育消费的预期之高。
第二，实现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高等教育收费政策来源于“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布鲁斯·约翰斯通提出的。约翰斯通认为，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境遇不一样，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同，所以这一阶段的教育根据谁受益谁分担的原则，理应收费。具体实施是指高等教育成本完全或几乎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负担转向至少部分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他们交学费补偿部分教学成本，或支付使用费补偿由政府或大学提供的住宿费和膳食费。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进一步认为，目前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在整个教育结构中所占比例过大，应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投入中小学教育，特别是乡村小学教育的步伐。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历史上是典型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办学模式，它是融投资者、办学者、管理者为一体的集中模式，深深地镌刻着计划经济的烙印。这种办学模式的投资者是国家，基本上是以财政拔款为主。这种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元经济明显不协调。随着高等学校的扩招，国家教育规模的的膨胀，经费短缺的残酷现实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经费短缺不仅限制了高等教育的规模，而且限制了高等教育在教学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等方面的发展。这种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留下了严重的弊端，因而个人承担部分教育成本，能有效减轻国家对高等教育金额投资的负担。
第三，有效缓和了高教领域的供需矛盾，提高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处于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时期，离高等教育的普及尚有较大差距。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人才，并寄厚望于发展中的高等教育，精英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当前我国每10万居民中的大学生数在195－478人之间，国际教育现代化标准为2000人以上，大多数发达国家超过3000人。目前在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同龄青年中所占比重仅为9％，而发达国家的比例为30％－50％，每年参加高考的350多万名考生有70％不能迈入高等学府的大门，同“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①的目标规划尚相距甚远。这种高等教育规模过小的现象直接造成了许多恶果：一是难以消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以高考为教学指挥棒的教育模式难以消解，从而从源头上抑制了素质教育的推行；二是阻碍了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数量的增长，无形中钳制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民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供需矛盾。
高教领域的矛盾还表现在教育资源的闲置方面。目前，我国高校的师生数量比是1∶10，在医学类高等院校甚至为2∶1，在发达国家师生数量比是1∶15到1∶20。具体而言，美国为1∶37，日本为1∶20，法国为1∶22，德国为1∶15.7。许多高等学校的实验室、仪器、教室、资料室、图书馆的利用率还偏低，教育教学资源普遍存在闲置现象。扩大招生政策的实施不但使师生数量之比更为科学，而且还能充分提高高校资源的利用率。
第四，启动教育消费，不仅增加了人力资本的数量，而且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21世纪是知识不断创新、科技突飞猛进、世界深刻变化的世纪，知识和科技的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大大缩短，世界各国的竞争紧紧围绕着国家创新力进行，这一切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在美国的硅谷，白领工人大大超过蓝领工人的人数，因而在产品创新中知识价值的含量大大超过自然物质资源所耗费的价值的含量，一个半导体芯片，形成芯片的价值中90％以上是脑力劳动、是创新劳动的贡献。据估计，OECD（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教育已成为推动新经济不断增长的关键因素。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江泽民一再强调：“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们现代化的根本大计。”高校扩张政策正是对邓小平、江泽民优先发展教育战略思想的科学践履。
第五，启动教育消费政策，暂时缓解了目前社会的就业压力。从整体上看，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但从结构上看，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矛盾造成的冗员与空位并存，主要表现为普通劳动力资源过剩，而智力人才严重不足。我国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不会改变。据劳动部门测算，今后15年将是我国劳动力增长的高峰时期，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在1000万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将达到3000万，国有企业冗员2200万。而在如此巨大的劳动力供给面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依然十分短缺。在城镇1.2亿企业职工中，高智力、高技术工人所占比例很小，象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高智力、高技术工人亦只占职工总数的5.2％，乡镇企业中技术工人所占比例更低，高素质劳动力的短缺已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积极扩大高校招生，既能减少当年城镇劳动力供给，又提高了以后若干年进入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的素质，使之成为优质劳动力的蓄水池、人才储备库，从而有效地预防因劳动者素质低下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
二
启动教育消费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两方面互动的现象与后果：一是高等院校的扩招，二是高校收费的上涨。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学费为每年3000元至4000元之间，紧俏专业为4000元至4500元之间。而高校林立、名校集中的北京市一般专业每年学费介于4200至45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000元至50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收费位列榜首，北京电影学院的两年制高职走读的表演、广告专业学费达到25000元。音乐、美术、设计类专业学费为6000元至18000元不等。目前，我国学生所缴学费约占培养学生所需经费成本的20％－25％，国外公立高等学校学费占30％－40％，相比之下，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并不算高，但与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相比，则使人难以承受。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210元。全国尚有13个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如山西（1884.20元）、内蒙古（1969.91元）、安徽（1973.2元）、河南（1909.81元）、四川（1946.33元）、贵州（1786.84元）、云南（1802.95元）、西藏（1975.95元）、陕西（1804.84元）、甘肃（1723.73元）、青海（1869.34元）、宁夏（1866.97元）、新疆（1946.82元）。一个在校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和其他开销，需要两至三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或者四至五个农村居民的年收入才能勉强支付和维持。因此，过高的高校收费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偏重质量的数量表征，忽视质的扩张。
世纪之交，我国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其发展之迅速令人始料不及，高校规模的急剧扩张，万人大学的不断出现，高等教育的非发展性问题暴露无遗。
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用数量、质量、结构、效率这四个指标来表征，这四个指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这种认识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精神实质在政府的有关文件中也得到了反映，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较大的偏差。其思想根源之一就是“质量的数量表征”的潜意识或习惯做法的普遍存在，在发展中不抓质量，只抓数量。在质量的数量表征思想的驱动下，广泛采取的是自然粗放型扩张方式，而不是真正的集约式发展。在总体上是国家依靠私立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发展实现数量扩张；对于各高等院校而言，则表现为忙于花样繁多的招生，忙于办自学考试进修班，成人教育进修学院，忙于增扩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忙于争取“211工程”学校资格，忙于争办各种专业学位的试点等等。
第二，一味追求“大而全”，泯灭学校个性。
人是有个性差异的，我们高等教育要培养的就是其有健康个性的高素质人才。学校也是有个性的，个性是高校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它可以通过办学理念、校园环境、教育风格、学习风气以及历史传统、学科设置等表现出来，鲜明的个性是大学形象的重要表征。我国的高等教育近几年在培养规格、类型、层次、科类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是需要注意的两点是：一是多样化不是平庸的多样，不是你上我也上，你有我也有，你要我也要，而是个性闪光、充满竞争的多样化；二是多样化是就整体而言，而不是指每一局部都面面俱到，它是由竞争中各自表现出来的个性相互适应、互相补充而构成的多样化。但就在高等教育积极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许多高等学校却逐渐泯灭了学校、学科的特色与形象，一味追求大而全，“忘我”地追赶潮流，迷失了自身的发展方向。如为了扩大规模和争抢生源，任意降低入学标准，在没有专业教师的情况下任意开设专业，超承受能力地扩大招生规模等，这都是迷失自我个性的无序竞争。
第三，过高的高等教育收费在拉动教育消费的同时，也严重抑制了即时消费。
高校扩招，政府的本意是启动内需、刺激消费，在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的同时，让受益者分担部分教育成本，缓解政府教育投资不足问题。让受益者家庭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子女就学的开支花费，同时，这项措施还能强化居民为子女上大学作准备的储蓄动机。有些经济学家据此而忽视了大部分的储蓄属于少数人这一事实，想当然地认为扩大招生，高校收费就能够拉动消费。事实上，高等学校大规模的扩大招生，使大家认识到，考上大学将逐渐不再是难事，这就无形中鼓励居民为子女上大学而储蓄，从而把自己现实的钱袋看得更紧，不敢即时消费。有的家长反而把自己的其他消费都降到最低点。“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是中国扩大内需的一个重大举措，但据调查显示，随着高等院校取消年龄限制，有19％的年青人群愿意把多余的钱用于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有60％以上的父母都需要为子女上大学而储蓄，三个黄金周对许多的父母都还只是个奢望，真正在三个黄金周出去旅游拉动内需的只是一些年青情侣、未育夫妇，许多高中学生的家长甚至把生活费用都降到了超低。
第四，高等教育收费过高无形中使教育的公正性受到侵蚀。
教育成本补偿在全球实施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仍有争议。反对者认为由于技术上、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教育成本分担会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高校扩招使上大学不再是梦想，不再是奢侈品，具有了相当的公平性，但中国还不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还存在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每年以15％－20％速度递增的高校收费大大超出了部分低收入者的承受能力，这样，农民、下岗工人的子女就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一些贫困地区的家庭凭借接受教育改变生存环境的美好梦想也将被贫困粉碎。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建立在经济状况调查基础上的助学金制度，还不具备完备的学生贷款体系，学生贷款的私人资本市场限制了学生贷款的总量，学生得到的政府贷款是政府用税收及财政赤字提供的，这些都限制了学生贷款项目对公共投入不足的替代性。据调查，在一些地区，一些贫困家庭既渴盼子女考上大学，又害怕儿女考上大学。高昂的大学收费，已使一些家庭望而却步，早早让孩子辍学。长此以往，将直接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目前600多万在校大学生，其中60％来自农村，学费的调整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有些贫困大学生因无力交费而辍学，有些大学生因打工维持生活而影响学业，有些大学生因而不敢报考名牌大学。这样一来，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须以公正性为前提。
第五，过分扩大招生规模将使高校容量紧张，教学设施与条件特别是后勤问题突出，导致质量下降。
一些后勤设施和教师、教室、实验室等教学资源都比较差的学校，为了争取更多的投资，为了自身的“大而全”，不切实际地把自己硬挤到万人大学行列，而面对学生人数“超载”，只能把小班专业课改成大班课上，课堂成了“学术报告会”，200人共上一堂课已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些课没有专业教师就由其他专业教师客串；师资不足就临时聘请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顶上。课时量增多，老师耽于讲课，校际交流和社会交流活动减少，成为“讲课机器”。后勤工作在为教师服务方面表现为：大班课增多而多媒体教室不增多，教师上课声嘶力竭，头昏眼花，没有充沛的精力进行科研和学术活动。后勤工作在为学生服务方面则表现为：校舍紧张，本科生十二人挤一个宿舍，学生没有足够的自由空间；教室紧张，学生上课得轮班，因此才会有一个学校每天白天安排满满十二节课的情况，从早上8：00点到下午9：45教室都是爆满，轮空的学生无场所进行学习，而最晚下课的学生只能到食堂吃些剩饭冷菜，或者到外面的饭店吃。这或者使学生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或者使学生加重经济负担；学校实验室不够，许多实验课只能由教师口授，变成理论课；学校的食堂、开水房、澡堂场地没有扩容，学生吃饭、打水、洗澡都得排长队，耗去许多宝贵时间；学校体育场地，体育设施不够，学生锻炼没场地，身体素质无疑会大受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教育质量的好坏可想而知。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说：高等教育好比一辆车，要提速得看路面情况（如政府重视程度、老百姓承受能力、观念转变得怎样等）；另一方面要看车况如何（高等教育本身的条件：师资队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仪器设备、校舍房舍及各种硬件等等）；如果车况好、地面平坦、提速的条件就具备。如果路面不好，车况也不好，盲目提速车就要散架了。
第六，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将导致大批毕业生失业，造成人才浪费和社会隐患。
前面我们论及扩大高等院校招生能暂时延缓中国现时就业紧张的局面，但这也给未来就业增加了压力，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发展经济学家发现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差离奇的关系。受教育越多，失业率越高。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刚好相反，在西方，文化程度越低，失业率越高。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造成这种奇异现象的基本原因是，接受某种等级学校教育的劳动者不再变得那么稀缺，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只能获得竞争性的工资或较少的垄断差价。在经济发展无法保持高速增长，无法创造更多的现代部门（现代部门是指那些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比较高，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以吸纳大批高校毕业生的话，高校蓄积的巨大的“人才洪潮”就会给未来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冲击主要导致知识失业，文凭贬值，读书无用。这种知识失业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由于不满传统部门而失业，而另一部分怀才不遇者只能屈身俯就，寻求低一级的工作，抢占原来适应中学毕业的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二是小学毕业生首先失业，中学毕业生紧随其后。这意味着，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才、人力的需要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的情况。“教育过度”导致知识失业，知识失业也助长教育进一步扩张。二者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国家资源配置不当，教育投资效率低下。最终会抑制整个社会的进步。如果书读的越多，收入反而越少；如果单纯注重扩招，不好好解决未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昂贵的教育投资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收益率，不仅社会的稳定会受到冲击，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三
高等学校扩招实现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过渡，它同其他事物一样，也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有利也有弊，但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利是扩招带来的长期效益，弊是短期存在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扩招所带来的弊端，趋利避害，使高等教育健康而良性地发展。
第一，转变思想观念，纠正一些理论问题上的认识偏差。
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想的转变是先导，增加投入是前提，教学改革是关键，体制改革是保证。拓宽发展思路，改变发展观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1）改变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促进学校观念的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传统上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办学模式，它是融投资者、学校管理者为一体的“集中模式”，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就是多样化，没有多样化，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典型特征。这就需要办学主体多样化。让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民间团体和公民参与到办学过程之中，举办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既要有世界顶尖级的著名大学，又要有水平一般的大学，也允许学店性质的大学存在；既要有以科学研究为要旨的研究型大学，又要有专事教学活动的教学型大学，还要有以职业培训为目的的职业型大学。让它们在市场竞争中找到准确定位，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位置和空间，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在整体上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在办学模式上已取得两点引人瞩目的举措：一是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已达到1200多所。二是中心城市举办高等学校。此外以产业方式运作的教育集团、以各种融资方式组建的大学城、以改制为主要特征的二级学院和国有民办高校等新的办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将出现新的模式和运行机制，为我国建立新的大学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改变高校毕业生干部身份思想和转变就业观念。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瓶领”，之所以会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具有城镇户口，包分配工作、干部身份等诱人条件，目前在校大学生60％来自农村就足可证实这一点。中国每年有将近200万名大学生走向社会，使他们充分就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若不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仍抱有干部身份观念去择业，他们将首先成为知识失业者。这一方面造成教育浪费，另一方面给社会造成动荡。
（3）改变高等学校本位观念，实现教育重心从学科建设向市场服务的转移。长期以来，高等学校一直把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但学科建设并不完全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本位和出发点。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应该是更好地服务社会。在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今天，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更多地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高等学校的资源配置，按照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和变化整合高等学校的各种资源。
第二，增加教育投入，使高等学校的发展实现从“资源约束”向“需求约束”的转变，加大教育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
资源约束是指根据资源状况（包括数量、性质和特点），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和结构；需求约束是指根据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等。需求约束从外部关系出发，考虑和决定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它强调和重视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以这种需求的大小和特点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依据。要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教育投入无论对社会、国家还是家庭、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机会成本很高的富有远见的经济行为。对教育的投资，实质上是在积累人力资本。我们里是所说的加大教育投入，既包括国家投资、社会投资，也包括家庭投资和个人投资。我国目前依据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实行个人缴费上学政策，从理论上实现高学费、高资助，以力求在增加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的同时保证入学率及公平性。但事实上是，面临公共投资僧多粥少，可能造成一个局面：实行高学费，减少高资助，导致学费越来越高以满足国家经费的不足之需；而国家逐步退出高等教育投资领域，这样一些与市场相隔较远的基础学科得不到充足的资助，而逐步衰竭，如哲学、历史、基础物理、基础化学等学科的研究将得不到保障。因此，国家在逐渐淡出高等教育投资领域的同时,必须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要加快薄弱专业的发展,扶持新兴边缘专业的成长,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到高等院校的建设行列,允许通过诸如发行教育福利彩票、大学发展高科技产业、学校与银行合作、学校介入资本市场等形式,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保证高等教育能合法地获取公共经费，以满足广大人民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第三，改革高等教育体制，促进教育的真正发展。
传统教育体制是阻碍教育发展的“瓶颈”，体制改革是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改革招生计划体制，制定统一的政策规定，学校可根据社会需求和办学条件自行调整招生规模；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有权与外单位合作；建立教学、科研、生产的联合体。但是这一切都应以制定统一的政策规定为前提。管理部门要对扩张数量进行限定，切忌不顾高校实际情况盲目扩张，既要划定学费的最高限线，也要考虑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切忌漫天要价和实行“分不够，钱来凑”的所谓“双轨制”。其次，实施“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为国立高等学校减压。一方面加大对普通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成人教育、民办教育、远程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它们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它们在招生、就业上还远不能同国立高校平起平坐，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均有待提高。国家应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给予政策扶持，鼓励民间办学，分担普通高校扩张压力。同时，充分利用日新月异发展的网络、电视等手段发展远程教育，达到普及高等教育的目的。
第四，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输送优秀人才。
提高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教育制度，学校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培养目标、管理模式、质量标准等在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受到了严峻挑战，而单纯的数量扩张造成了教育界自身和家长、学生及社会各界对质量下降的担心。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建立和健全质量保证机制，已纳入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特殊性。首先，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对象不是定型、定量、定格的物质产品，而是可塑性极大的年轻人，他们具有不同背景、不同的基础知识、能力、技能。对学校“产品”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参与，包括社会的参与。其次，质量评价的重要对象是教师和教师的工作。他们是社会上最有知识的群体，是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是由相对独立的或中立的机构或组织，并由同行来进行的公正、透明和权威的评价和评估。
建立合理、公正、公平、透明和权威的高等教育保证机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转变职能，把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上来,通过立法、拨款、奖惩、参与独立评审机构决策、任命部分评审机构决策人员等等手段，主导和影响评估进程。力争在三到五年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完成这一转换。（2）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的形成，建立独立、自治的专门评估、认可机构。该机构在有关法律指导下有权确定评估标准，有权选择和培训评估专家，有权独立评估并作出结论，不受行政干扰。其决策机构理事会的组成、选择和任命，秘书处专业人员素质要求和聘用，其工作程序、规范和工作作风都应当有利于机制的建立。（3）建立分层、多元的评估体系。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高等教育在投资主体、办学模式、体系结构、培养目标、质量标准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立足于这一现实，评估体系的建立，可采取如下方案：一是坚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独立、自治的评估、认可机构，下设分委员会，针对不同学校群体建立的评估、认可机构，都可作为平等的、独立的、自治机构。
第五，以后勤工作社会化为突破口，建立高校新的后勤服务保障体系，为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物质保证。
所谓后勤服务社会化，就是将后勤服务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调动社会资源，由社会力量为学校承担和提供后勤服务；同时将现有的学校后勤转化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并逐步融入社会第三产业的服务体系中，形成资产多元化，经营服务多样化、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后勤保障系统和服务体系。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后勤社会化服务体系。我们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使大部分地区实现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
第六，完善高等教育的保障体系。
据统计，美国46％的大学生接受各种形式的经济资助，每年来自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学校自身和企事业团体个人的经济援助有几百亿美元，其中政府和学校的援助占70％。联邦政府资助的主要项目有：助学金、辅助金、半工半读贷学金。目前我国教育部、财政部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资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资、助、补、减、贷”五项内容。其中助学贷款应是资助学生完成学业的主要途径，但在贷款金额、还款时限、担保条件等项上还有待完善。贷款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无需担保，只需学生证、身份证或录取通知书即可，还款时间不能只限于毕业后的3―5年内，偿还期可延长至15―30年，贷款规模应该扩大，助学金发放的范围和力度也应该扩大。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发展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能保证成本分担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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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