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49年发表算起,作为一部经典,德·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60多岁了,之于西方妇女而言,这本祖母版的女性圣经,已经显得过时而唠叨。女性主义在经历了1960年代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浪潮之后--妇女史称第二次解放浪潮,直到1990年代走向平静期。30多年的历练,妇女问题从社会公共舆论的视野中淡出,这也许表明“女人处境”不再构成一个公共性的话题,《第二性》中被真切描述与审慎分析的、左右为难的女人们,生生不息的女人,朝向生活的同时,迎面而来的是整个社会之于女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终于有了一个恰当的态度,一些毋庸置疑的公共标准,...
作者文章归档:张念

199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批评家、作家,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思想和文化研究,著有《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心理气候》。现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是“同济批评”中唯一一位女性批评家,曾经任职于国内著名的政经杂志《南风窗》;由于她女性意识高张,力挺女权主义并由此奠定声名,是同济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四人帮”(朱大可,张闳,王晓渔,张念)之一。
从2000年起,在国内思想文化刊物发表女性主义研究及批评文章近百篇,曾在《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开设相关专栏,著有《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持不同性见者》。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政治。于是,政治平等的关注范围被划定为这样一些种类:性别、种族、阶级、阶层以及族群等。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仅仅是政治平等的一个类别,或者性别是否与阶级、种族以及族群差异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当然,从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将曾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女人,代表着正义的实践与政治的进步。现代之后,就国家权力所颁布的权利清单而言,似乎该授予的都授予了,并以成文法的强制力予以保障。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只不过是经由女人自身的意识觉醒,逼迫现代国家行为所做的一种偿还,看起来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受辱。但与权力起源相关的性别范畴,性别平等的复杂性...
犬儒主义和中国式的启蒙逆子
不知从何时起,“年代”成为了一种抒情叙事指标,当《80年代访谈录》还余温尚存的时候,一本题为《70年代》的书也上市了。如果年代能启动思考的话,年代也许是代替历史和人民的又一造物主,在年代的掩护之下,我们-时代-历史的互文性得以成立,成为英雄的意愿并没有磨灭,这是福柯为现代性所作的最为经典的辩护。当然,如今,谁也不敢承认这个使“年代现在”英雄化的意愿,这意愿被囚禁在日常理性、常识底线以及生活秩序的围栏中,英雄的反题就是犬儒,正如自然的反题是文化一样,活着就是一切,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犬儒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非理性的,它内在于理性逻辑...
批判是为了解放自我——重读《第二性》
如果从1949年发表算起,作为一部经典,德·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60多岁了,之于西方妇女而言,这本祖母版的女性圣经,已经显得过时而唠叨。女性主义在经历了1960年代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浪潮之后--妇女史称第二次解放浪潮,直到1990年代走向平静期。30多年的历练,妇女问题从社会公共舆论的视野中淡出,这也许表明“女人处境”不再构成一个公共性的话题,《第二性》中被真切描述与审慎分析的、左右为难的女人们,生生不息的女人,朝向生活的同时,迎面而来的是整个社会之于女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终于有了一个恰当的态度,一些毋庸置疑的公共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