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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章归档:范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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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学,在查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雷震晚年致香港《明报月刊》的一封信,刊载在该刊1976年4月号上。这封信似未被收入后来的《雷震全集》之中,但从历史的脉络看,这封信十分重要,不仅可以洞悉晚年雷震对台湾社会政治走向的某些看法,并见他对“台独”问题所持有的鲜明立场与态度。
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先生为“孙中山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并不准确的称呼。我曾经注意到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称先生更多的是“孙文”,而不是通常人们习以为常的“孙中山”。说起来,其中的差异很大,并非简单的就是一个姓名问题,实与孙文先生的革命历史有关。
2008年10月,我与广州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杨女士合著的《重说陶希圣》一书由台湾秀威资讯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亦予推出,书名改为《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关于这本书的缘起,主要是想通过对当年北大著名教授陶希圣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即投身中国现实政治,从此卷入隐微复杂的权力漩涡,以及陶本人种种复杂心路历程的探讨,透视乱世潜流之下书生从政的局限性何在,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知识与权力”在现实中互为冲突和消解的两难之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又不仅仅是在论述陶希圣其人与事,更多的想法是将其纳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人从政这一政治生态现象的框架中,审视这些人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