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7日，乃“七七事变”72周年。
    当年这一事件最直接的亲历者大都业已故去，其中抗日名将秦德纯(绍文)，已于1963年在台北逝世。“七七事变”发生时，秦为华北最主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第29军副军长)，同时任北平市市长。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显得十分吊诡。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蚕食及其野心，引起国人的巨大忧虑；另一方面，某些舆论不断指责政府抗日不力，其声势日甚一日。1935年冬天，在北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各大学的同学发起“一二九”大游行，学生打...

    到了民国18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

   “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在碑的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石碑，究竟为何人何时所立，历史上尝有辨议。明清大儒顾亭林，即写《日知录》的那个人，铁口直断：此碑“非秦碑”，而为汉武所立；有人不以为然，驳之：刘彻本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立其碑而“绝无字痕”，似不像他的性格……所以，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无字碑为始皇嬴政所立，“隐然于来者，此意即焚书”，这是万历年间进士钟惺的一首五言古诗《无字碑》中的末二句，直指秦始皇，不满其“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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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政治大变局与“自由中国运动”

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局势发生逆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面临不容回避的选择。

以台港学者任育德对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几种选择路线的分析，认为大致可分成四种：即“一，对国民党、中共均不支持，如张君劢等。二，不支持国民党，并不反对中共，如梁漱溟、罗隆基、储安平、陈寅恪、沈从文等（动...

    当我信手在电脑上写下这行字时，感到自己有点“不合时宜”了。确实，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崇拜英雄和伟人的时代，却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时代可以没有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和伟人。大概受这种时风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在二十几年的广泛阅读中，对各种名人自传、评传的兴趣始终不减，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作祟，追究起来已无多大意义，总之，我还是一直在读着这类书籍，大凡能找到的。若干年前，京城掀起一股“格瓦拉”热，就去读手头边有关格瓦拉的所有资料，这些资料是从旧书摊上廉价挑回来的，现在已是“物有超值”；随后又翻出上世纪七十年代刊行的《勃列日涅夫》、八十年...

 屈莱果(Donald W .Treadgold)是一位研究俄国史的美国教授。上世纪50年代末，屈氏所在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与台湾大学有过一项教授交流计划，屈氏来台大，台大赴华大的是外文系主任夏济安。夏济安教授后留美不返，数年后客死加州。不过，这是另话。

    屈氏在台大讲授俄国史。在那个年代，台湾“反共抗俄”的口号处处可见，然而大学生对于俄国历史以及共产主义仍十分陌生，当局对这些课程亦视为禁忌。屈莱果教授在台大半年，只有一个学生选修他的课。屈氏在台大教了一个学生，但也只交了一个朋友，这人就是殷海光。说起来，两人专业不同，一个研究历史，一个研究哲...

许多悲哀大都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想读哈维尔，却找不到。多少年前，一度听说是有版社要准备出版了，李慎之、徐友渔先生也为之作了序，后来也读到了，可《哈维尔文集》出版最终还是夭折了。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还不能接受哈维尔先生的诸多思想和观点的话，尽管可以解释成国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所造成的。捷克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体制内遗留下来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大同小异，哈维尔先生正是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并行动将体制内的种种痼疾切除，从而唤醒人性的回归，真正使公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够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哈维尔思想并不代表一种什么主义，事实上，他更是一个思想上的行动者。对捷克人民来...

 杨苡先生来电话，告诉我，某晚报转载我的文章，就是《名门之媛陶琴薰》一文，她说看了之后，心里难过，又想起当年的往事。杨苡先生与陶琴薰在抗战时，是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同学，同住一宿舍，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在电话中，杨苡先生纠正文章中的一个小错误，即陶琴薰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并非陈琏，而是昆明西南联大时的许湘萍，当时她整天就听到陶琴薰说起许湘萍这个人。从陶琴薰长子沈宁从美国寄来的纪念册中，我也读到过许湘萍怀念陶琴薰的文字，其中谈及1978年7月，陶琴薰病危时，许专程从太原赶到北京看她，陶却说你不要来医院，还是去我家帮着辅导孩子，准备考大学，可见两人同窗之谊非同寻常。杨苡对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