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悲哀大都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想读哈维尔，却找不到。多少年前，一度听说是有版社要准备出版了，李慎之、徐友渔先生也为之作了序，后来也读到了，可《哈维尔文集》出版最终还是夭折了。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还不能接受哈维尔先生的诸多思想和观点的话，尽管可以解释成国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所造成的。捷克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体制内遗留下来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大同小异，哈维尔先生正是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并行动将体制内的种种痼疾切除，从而唤醒人性的回归，真正使公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够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哈维尔思想并不代表一种什么主义，事实上，他更是一个思想上的行动者。对捷克人民来说，面包、房子、汽车、还有其它种种福利，有时确实比什么“主义”更为现实。不过，作为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先生还是看到了一种比以上这些都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人的真实性。
人的真实与否，往往体现一个国家的自由度。哈维尔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为了仅仅建立起一种所谓“国家的秩序”，以其“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为代价，人就不可能生活在“真实”之中。所以，任何一种形式上的“稳定”，对捷克人民来说，都是不真实的。哈维尔先生以1968年苏军坦克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为例，从表面上看，当时的社会确实有了一种“安定的局面”，可整个社会却“噤若寒蝉”，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哈维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信，就指出了所谓“安定之下”所掩盖的社会危机和全民族为此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恐惧”。在一个国家里，人们因恐惧而不能真实，人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套用一部中国电影的片名来说，只不过是“活着”而已。而活着，只要有房子和面包就可以了，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人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的原因。事实上，人在有了面包和房子之后，还可能去渴望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权利还是在被不断地受到侵犯时，比如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与之相比，这是比面包和房子更为重要的东西。有了这种东西，人们才可能向政府去要求面包和房子，而不是听天由命地去等待施舍。
人应当关心自己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更是自己的事情。人与国家是一种相互依存和互动的关系，人的自由往往受制于国家的利益。可实际上，国家的利益再大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利益，任何一个极权主义总是强调它代表了“人民”的一切，并以“人民”的名义来推行它的种种纲领。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就说过：“极权主义制度通过允许改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来实现其权力统治。由于破坏了组织社会的途径，它失去了活力，因而也恶化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捷克在“布拉格之春”后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人民生活或许有点改善，但思想上的禁锢却越发严厉，这就是典型的以失去“人的真实”为代价的痛苦经验。在前苏联也是如此。作家罗曼·罗兰曾作为高尔基的朋友访问苏联，他后来在《莫斯科日记》中这样描述，当他在前往高尔基郊外别墅的途中，看见一些农民和工人，目光是“阴郁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甚至向他挥动着拳头。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党的官员“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他们总是拥有给自己带来好处，并给亲朋带来方便的无形的影响力……”罗曼·罗兰在震惊之余，预言式地发出了自己的警告：“可要小心震动，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发生的。”这话不幸而言中。为了生存，人们有时虽然不得不说一些假话，甚至违心地去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情，表面上的顺从，骨子里的怨声载道，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啻于“地火”在那里燃烧一般。若干年后，捷克终于发生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天鹅绒革命”。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这场革命中，半年前还在牢狱之中的哈维尔不久即当选为捷克总统。
在哈维尔看来，个人的权力应高于国家的权力。他认为：“民族国家的荣誉，作为每个民族历史的顶峰，作为世俗的最高价值——事实上唯一允许为之杀戳或为之捐躯的价值——已经过时了”。这个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许是当顺民太久了，从来就以为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高于一切，而没有任何怀疑。哈维尔曾在加拿大国会演说中对此作出解释：“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价值就是人。……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人为其国家服务，此服务只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有必要使国家更好地为它的所有公民服务。”然而，不幸的是，为民服务是国家多年来一直提倡的义务和责任，可它的前提却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首先认同国家的理念，服从政党的需要，大凡与此相悖的人在事实上是不在其被服务之内的。这就等于说，“个人主义”在专制的社会中还无法生根，更不要说什么法律化了。因此，这又牵扯出一个民主政治的问题，看来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很值得当下的中国人认真思索一番。
一个人若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即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他要么随波逐流，应声附合，这可能是一种最保险的生存方式；抑或自我压抑，沉默不语，任其调遣，这也是最保险的一种办法。前者是不需要思索的那种人，跟着“生活”去生活就好了；而后者，已然经意识到了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由于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对抗，在某些时候，只好放弃自由的理念。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是取决于自己，还是国家，这的确是一种选择。但问题是：一个根本就已经忘记了自由是什么回事的人，又怎能体验到自由的可贵呢？在一个历史时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从更高的思想层面去思考自己的命运，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强大的意识形态之教育，使更多的人还无法一下子就摆脱极权国家理念的影响，而这种理念在历史上也曾经感召过许多人。仍以捷克为例：1948年和1989年两次决定国家命运的群众运动都是在广场上进行的，前者民众游行是“要求结束民主”，后者则是“要求结束极权主义”，但作家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这样写道：“我回忆得出我的国家40年代前极权主义制度建立时的群情激昂，我也记得德国向希特勒上台致敬的野蛮的兴奋。这个世纪前50年表明，极权主义制度吸引了整个社会，全体民族……”可见人们对社会的种种理想也是经过若干曲折、反复或选择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建立与每一个人的选择有关，这恐怕就是“人在路上”的一种局限性。所以，目前对哈维尔思想的接受还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觉醒之上，这就需要更艰巨的启蒙运作来逐渐完成，于是时间又成了我们一种新的期待。
在当时的情况下，捷克大多数人的生活，其“真实性”就是在现存的国家秩序中“安分守己”地去生活，或者通过其它途径去改变一下个人的生存状态，这可能是最具共性的一种。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对大多数人来说，“安分守己”已然是生活的最后一个底线，他们几乎不能超越这样的“生活”，他们害怕失去一切，包括工作、汽车、房子、妻子和孩子，也许还有情人。而这一切，恰恰是以放弃“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为前提的，这种精神与物质在现实中的断然割裂，构成了大多数人生存的“真实性”。这种“人的命运”，就像哈维尔先生分析中的那个“蔬菜店经理”一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之中，所谓“良知”的支点就是建立在“我沉默，我才生活”这样的逻辑之上。也就是说，他宁可放弃生活的真实，而去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这恰恰就是国家秩序所能认同的一种方式，也是稳定的一种实质，可对国家来说，这同样也是不真实的。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一眼看穿了人的这种不真实的生活状态。与其说这是人的一种懦弱，还不如说是专制秩序的无比强大。所以，作为有思想的戏剧家，哈维尔一再强调个人与国家价值这样的问题，尽管哈维尔的思想与我们当下处境尚有一段距离，可作为一个问题的存在，对我们来说，依然有着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关于人的命运，在更多的时候，实际上要比什么“主义”都来得重要，人的命运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太具体，而主义中的每一个观点又太抽象。所以，秦晖先生认为“自由优先于‘主义’”，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方法》1999年第一期）。应当讲，人的命运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人就不可能真实的生活。法国大革命时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是列在第一位的，“因为人类生存的天性是自由的”（任剑涛语），这充分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一种漠视人的自由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漠视人类本身。哈维尔作为当时的一个国家元首，他是不能接受的。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提出“国家职权下放或上交”这样尖锐的问题，不能不让人惊叹这位戏剧家兼政治家的思想远见，他明白无误地指出,“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出于各种原因，发展趋势必定是如此”。哈维尔的思考与人的现实处境环环相扣，因而使他的人民获益多多。尽管他的论著目前还只能在第四媒体上或其它方面读到的，但哈维尔的思想终有一天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被视为人类思想之结晶。其理由是，人类最终是热爱自由的，这就是希望所在，也是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