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政治大变局与“自由中国运动”

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局势发生逆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面临不容回避的选择。

以台港学者任育德对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几种选择路线的分析，认为大致可分成四种：即“一，对国民党、中共均不支持，如张君劢等。二，不支持国民党，并不反对中共，如梁漱溟、罗隆基、储安平、陈寅恪、沈从文等（动机不同但行动相近）。三，不支持国民党，支持中共，如‘救国会’诸人。四，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共。如胡适、傅斯年，殷海光、雷震等”[1]。其中第二、三种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即投身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度成为中共的同路人及亲密同盟；而第一种人士，如张君劢、左舜生等，在政治上虽与胡适、傅斯年、雷震等人有一定距离，但持有的反极权的态度则颇为相近，主要分歧则反映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张君劢、黄宇人（国民党团派人物）等人在“淮海战役”后即立主蒋介石下野，并对由蒋来领导政府改造中国的现状不抱任何希望。这一派人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选择非蒋控制的港澳地区，成立“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即时人所称的“第三势力”，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他们“倾向与落实民主宪政的中华国民政府合作，以召开救国会议，落实民主宪政，为合作对抗中共的前提”[2]。由于在政治上并无优势，又偏于香港一隅，张君劢等人的政治期待最终还是落空，这些人当中甚至有不少人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不得入台”的黑名单中。相对于这一派人士，以胡适、王世杰、雷震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与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持着一种较好的互动关系。1949年前后，他们虽然对动荡时局有所不满，但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如胡适奉命出国，雷震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厦门等地，在行动上支持蒋介石，致使蒋日后在台湾复职时对这一派人士另眼相看。但胡适、雷震等人在政治上对蒋的支持并非无条件。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时，雷震不断劝说友人拥蒋，却也明确表示，这种立场是以蒋能否尊重自由派人士意见为前提的，“否则各行其是”[3]。1949年春，胡适在赴美途中，颠簸在太平洋上，写下两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一篇是《自由中国的宗旨》，一篇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彰显他本人对民主自由的笃信不移。《自由中国的宗旨》包括四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与民主的社会”。有过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经历的雷震，在这一年三月与许孝炎、傅斯年、俞大维、王世杰、杭立武等在沪上聚会，草拟方案，号召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士团结起来，成立自由中国大同盟（即自由中国运动），预备组织自由中国社，并以出版刊物与办报的方式，对时局发表他们的看法。《自由中国的宗旨》显然“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人，……要想办一份报纸或刊物，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起始”[4]。只是当时局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胡适、雷震等人最初在上海办刊或办报纸的设想遂成为泡影，“但这种在政治、军事力量之外，以思想言论结合人心，以对……极权进行长期斗争的信念，广泛存在于19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心中”[5]，除《自由中国》外，其他在台创刊者如青年党的《民主潮》、民社党的《民主中国》、香港发行的《民主评论》也都是在此态度之下开办的。

大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反映出对时局认知的复杂心态。自1947年春夏之交以来，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方面，由于二战后中、东欧一时间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形成“苏联之所以能在战后迅速地在这些地区伸展其势力的重要因素”[6]。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发表咨文，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体”，并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名，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宣告失败后，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提出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这项计划原本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则加以拒绝接受，“这就是胡适所谓‘两个世界’的形成，也是后来历史学者所谓‘冷战的开始’，实为战后国际关系最暗淡的时期”[7]。在国内方面，“急剧恶化的现象也很明显。黄金美钞飞涨，外汇存底空虚，物价管制政策失败，显示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行政院长宋子文因而在各方责难批评声中下台……到了民国三十六年五、六月间，因为物价飞涨，维生困难，……全国学生更是展开‘反饥饿’的全面罢课示威。同时政治军事的发展，也是阴霾四合，出现大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8]。1947年3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观察》第二卷第三期上一篇署名杨人楩的文章《国民党往何处去》，对执政当局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先须重整党纪，健全自身组织，使之成为真能与民众福利配合的党；第二，今后一阶段中的统治，应以获得人民的信仰为第一；第三，国民党既已决定还政于民而实施宪政，便该调整今后的党政关系，以表示具有领导民主运动的诚意和决心。这篇文章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问题演变得最厉害的时代”，“在这演变中国民党究竟往何处去”，尽管途径很多，但目标却只有一个：“不能离开中国民众。一个政党离开了民众，必将失却其存在之理由；国民党如欲施展其解决中国问题的抱负，只有针对着这个目标”，因此文章呼吁“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勿专注于枝节的议案而忽略了根本”[9]。这个根本就是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尽早实施宪政，但同时对不可避免的内战也深感忧虑。杨人楩在给《观察》主编储安平一封信中表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无法阻止内战，到少不应助长内战”[10]。这封《关于“中共往何处去”》的公开信刊于1947年11月《观察》第三卷第十期，由于附带谈及自由主义者在目前对于中共所应采取的态度问题，引起过一些讨论。如1948年1月《观察》第三卷第十九期上一篇署名李孝友的文章，尽管承认“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但到十九世纪的末期及二十世纪以来，共产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人们除了要求选票以外，又有要求足够的面包的呼声，使自由主义者开始处于最尴尬的局面”，因此“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遭遇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的两大潮流‘自由’‘平等’的激荡，一方面中国又有着特殊的国情。历史所交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则二者见解悬殊，互异其趣。这便是自由主义者苦恼的渊源。杨先生所谓自由主义始终不能接受共产主义是事实，但谓二者无法妥协则似乎未免言之过早”[11]。《观察》杂志虽以“自由思想”相标榜，但在对待现政府的态度以及具体观点、价值判断与胡适等知识分子差异悬殊。《观察》主编储安平在《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一文中就认为：“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党争实际上意味着内战与否，同时又是中国人在政治上的一种选择[12]。胡适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非常了解世界大趋势，一生为自由呼唤而不遗余力。1947年5月，胡适发表文章认为“‘两个世界’壁垒的形成有助于增加彼此认识，减少彼此误会，是‘世界和平的新起点’”[13]，到了七月则又呼吁党内党外改变政党的内容和作风，共同走一条政党政治的民主道路，明显放弃了早先“调和”的立场，又回到了战时曾经坚持的以民主对抗极权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胡适先后有过几次重要的广播讲话，认为民主自由的趋向是近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他说：我并不否认我“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从来不讳饰，更不否认……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表达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到人民的同意；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来（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在胡适看来，以上三点是他之所以“偏袒”民主自由大潮流的根本理由，并认定“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同时希望“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心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14]。胡适这篇广播演讲在全国四十多家报纸上发表，台湾学者张忠栋认为这是“当时中国人面对尖锐对立冲突必须有所选择的艰难时刻，一篇深具[指]南针意味的代表性文献”[15]。天津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因胡适的这篇广播演讲与之成了忘年交。十几年之后，“陈之藩写悼念胡适的文章，提到《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仍说它是‘中国几十年来不得了的一篇文献’，并说胡适‘那种斩钉截铁的声音，至今仍作金石响”[16]。

胡适对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大趋势的肯定以及对苏俄式专制极权予以否定，在其本质上是对民主政治理念的一种落实。1948年1月21日，胡适在批评法学家周鲠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谈及个人对苏联的深刻体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略，——老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来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他甚至指出：“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胡适对于苏俄式专制极权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因而要求大家选择民主自由的大方向”[17]。1948年8月，胡适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又强调：“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世间的民族，在这个大运动里，努力有早有晚，成功有多有少。在这个大运动里，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18]。胡适的看法与国民党内部一些自由派人士不谋而合。1949年1月，当蒋介石宣布下野时，胡适、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人从南京相继到了上海，这时“他们深感时局紧迫，商谈‘如何挽救国家的危机’，因为当时中国尚有半壁江山存在，若以长江为界，或尚有可为之处”[19]。据雷震后来回忆：

胡适之先生看到南京住不下去，亦于一月二十二日晨到沪，住八仙桥上海银行里，他和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是老朋友故也。我和王世杰住在上海贝当路十四号章剑慧先生家里，时杭立武先生亦在沪，不久由胡先生推荐就任教育部长了。我们经常见面，对于时局应该如何来尽国民一分子之力量来图挽救，因为中国还有半壁江山存在也。我们集谈结果，主张办个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以之挽救人心。……因此《自由中国》刊物就主张在上海办……以《自由中国》为报刊的名字，亦系胡适命名，盖仿照当年法国戴高乐之《自由法国》也。我主张办日报，因为在影响沦陷区人心上，定期刊物已经时间来不及了。胡适倒是主张办定期刊物，为周刊之类，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者，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可以保存，不似报纸一看过就丢了。”结果，由我决定如何进行，我决定筹措十万美金在上海办日报。[20]

从胡适认定自由主义是人类的一个大运动，到发动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意味着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置身动乱时局中在政治上的一个抉择。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中点名唾骂胡适、傅斯年等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21]当胡适等人决定在上海办一份报纸时，一方面是为了对抗，另一方面则是大力拥蒋并宣传自由主义之真谛。只是还未来得及实施既定方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很快就失去了对整个大陆的控制权。这一年胡适奉命去了美国；雷震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厦门；而流亡至港澳的一些著名人士王云五、左舜生、成舍我、阮毅成、金候城、徐复观、陈伯庄、程沧波、张国焘、许孝炎、卜少夫等人，则不计前嫌，相约每周六聚会一次，这就是有名的“星期六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不分党派，无所不谈，各抒己见。但亦有一原则，就是所谈内容，都必须是……如何救国，如何争取自由民主，此为‘星期六座谈会’的基本原则”[22]。他们由此想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协会”，与胡适、王世杰等人呼吁发起的“自由中国运动”相呼应，并委托雷震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汇报此事。

依照雷震的设想，“自由中国运动”原则上是一个超越任何党派势力、以宣扬民主自由为理念的政治文化行动，由胡适先生出面来领导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人选。雷震在给王世杰之子王纪五的一封信中说：“我等意见（包括杭先生及雪公暨傅校长）以为中国自由党不好组织，就是不易找到有号召力量之党员，因社会上才智之士多入了国民党，倒不如由适之先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或名曰自由中国同盟，不论有无党籍，凡属志同道合者均可参加，但有信条（即政纲）、有组织，凡过去官声不好或见解为极权主义者均不允许参加，以此……可汇成一巨大力量，而以适之先生为领袖，在政治上则支持蒋先生……”[23]这一期间，雷震多次致函在美的胡适，认为“先生不愿组党，犹有理由可说。而先生不愿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实在是说不出道理。前次求征，先生组阁，我是反对的。因如此必然牺牲了先生个人而于国事毫无补益。请先生领导这个运动，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只有先生才配领导这个运动”[24]。1950年2月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刊发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一个自由中国大运动》的专栏文章，作者署名朱启葆，显然是在响应胡适、雷震等人的号召。他同时又致函《自由中国》编辑部：

目前中国正迫切地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自由运动。就国家言，要自由；就个人言，也要自由。所以我想这个运动的名称，就以贵刊的名称——《自由中国》为最好。在香港居留的人士，精神上觉得自己是一个游魂，东张西望找不到一个寄托之所。他们有的是体力、脑力，甚至资力，但目前既存的政治集团，都没有吸引力来吸引他们。如果长期如此的话，他们是悲哀的，国家的前途也是悲哀的。所以我想藉贵刊篇幅刊登一篇呼吁性（为国家呼吁，为人类自由呼吁）的拙作。如果能藉此引起大家的共鸣，由舆论见诸事实，则幸甚幸甚。[25]

对雷震个人来说，创办《自由中国》实际上是在积极准备和落实这一场运动。朱启葆的文章见刊后，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一位署名宁远的读者，以“读者来信”表示支持这一场运动。这时雷震再次透过王纪五劝说胡适最好能够回台湾一次，以筹划和领导“自由中国运动”等具体事宜。不过由于时局的艰难，胡适、王世杰、傅斯年、杭立武、雷震等人意欲发起的这场“自由中国运动”，事实上并未真正形成大规模的声势，最终只是以《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办而成为一种真正的落实，这既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一个传统，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当局对这些知识分子宣扬民主自由理念、倡言民主宪政缺乏足够信心。关于民主党派人士配合“自由中国运动”拟成立“自由中国协会”一事，著名法学家阮毅成在《自由人参加记》中这样回忆：“雷儆寰（震）曾报告总统，奉批交中央改造委员会研究。在改造委员会中，有人顾虑统一战线，是否将会蹈过去政协之覆辙。亦有人以为国民党改造工作，尚未完成，本身力量不充，宜暂缓谈统一战线”[26]。很显然，这场广泛的政治文化运动如果不能得到国民党高层的默许和支持，其范围无疑是有限的。而此时胡适已去了美国，杭立武就任教育部长，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用马之骕的话说，傅斯年“一向以学术第一，对政治不感兴趣”，王世杰不久即为“总统府秘书长”，“这些人已各安其位，再谈什么运动，岂非‘心余力绌’？现在只剩下雷震一人是无官一身轻，但若谈发起一个‘政治运动’，他就再有本领，也未免是‘自不量力’了”[27]。

二，                      《自由中国》半月刊筹办三阶段

《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式创办于1949年11月20日，至1960年9月1日发行最后一期为止，前后出刊二百六十期，总共存活了十年九个月又十天，横跨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这也是国民党政府自退守台湾岛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中国》的创办并非想象中的顺利，而是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经历了三个筹办阶段。1949年3月底，雷震与许孝炎、傅斯年、俞大维、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在上海聚会，设想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大同盟，即所谓“自由中国运动”；之后，又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动议在上海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或日报事宜，认为“除军事战之外，更应注意政治战、文化战、思想战。政治战的意思，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保障人民权益……”[28]。这实际上是创办《自由中国》的第一阶段，即“京（南京）沪倡议阶段”。为了尽早创办一份报纸或刊物，当时有一个筹款方案，即由王世杰负责向陈诚筹款，杭立武负责向胡宗南筹款，雷震负责向汤恩伯筹款。

第二阶段从1949年4月至8月止。大陆局势吃紧后，不少知识分子先后流亡港澳，也有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前往台湾。这些人莫不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自许，接过了胡适、王世杰等人在上海倡议办刊的号召。这一阶段《自由中国》的筹办工作就由这些人在具体操作，其中主要人物大都与胡适有密切关系，如他的学生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等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王聿修为华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亦属于胡适民主理念中的“自由学人”。这些人对于这份刊物究竟办在哪里（原定于上海，后又想在香港）以及参与者资格问题而意见不一，再加上经费毫无着落而一时陷入了僵局。6月18日晚，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长陈雪屏约餐，雷震、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王聿修等人参加，再次讨论了《自由中国》“是否接受省府津贴”等问题。崔书琴表示不赞成，“认为省府可自办，我们的刊物应在香港举办，张佛泉之意见亦大致相同；毛子水赞成，只要我们独立举办，不受省府之干涉，因筹款不易，接受省府辅助，可使刊物早日问世……”[29]雷震显然是赞成接受台湾省府资助的，以他当时的身份来看似乎顺理成章。两个月后，雷震赴厦门协助汤恩伯军事防卫，无力过问此事，第二阶段的《自由中国》筹备工作实际上无果而终，王聿修等人虽有一番民主事业的改革之心，却因没钱而“心余力绌”。

1949年10月19日，雷震从厦门返回台北，再次接手这项工作，《自由中国》进入名副其实的第三筹办阶段。10月26日，雷震、傅斯年、陈雪屏、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等人在聚餐时商议，预定先出两期，预算为五千新台币，即教育部三千、空军总司令部一千，剩余一千由雷震负责筹措。11月14日上午，雷震访陈纪滢、梁实秋二人，请他们为《自由中国》半月刊撰稿；11月20日，《自由中国》创刊号正式出版，从策划、组稿、清样、印刷乃至出版，前后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雷震的风格与办事效率。“下午竟有人上门定购或购买，闻有一家书店，十本立刻销售，可见对外声誉之隆。其原因当归发行人（指胡适，作者注）之大名也。”[30]《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初期，一切从简。分设编辑、经理两个部门，另有一个编辑委员会。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发行人负责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并作为法定代表人，负有相关的法律责任。《自由中国》社第一任发行人为胡适先生，此时他仍在美国，有关发行人责任问题，均由雷震一人代表。雷震身为社长，系杂志社的权利主体。编辑委员会当时有若干人，定期开会讨论内外时局问题，督促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改革，并确定其言论方针。不过，在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崔书琴等人看来，“雷震是国民党里的强人，也是政治核心人物，所以对雷震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的利用，要划清界限，于是私下计议确定一原则，就是《自由中国》刊物，如果能办成功，一定请胡适先生做发行人。……否则就不参加。”[31]实际上这也是雷震本人的意思。在这之前，他与王世杰等人去奉化会晤蒋介石时，说好就是“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的。

《自由中国》编委会早期有十七人：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聪、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艺、胡适、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崔书琴、黄中、雷震、戴杜衡、瞿荆洲、罗鸿诏，稍后聂华苓出任文艺编委。这些人在大的理念上基本一致，但还是呈现出多元态势。以马之骕的观察，当时编委们大致可分成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唯我主义”的思路。其中以“少壮派”最为壮怀激烈，他们认定国民党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由于贪污、腐化、独裁的结果……就创办《自由中国》而言，开始时确实得到过国民党高层的鼓励和资助。虽然筹办初期拒绝了台湾省政府的资助，但依靠教育部每月提供的三百美金，还是如愿以偿地运转了起来。《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即拥有军方的大量订户，此时是《自由中国》与当局合作的蜜月期。1951年，陶希圣身任国民党改造会第四组组长时，每月拨一千五百元新台币以作为邮寄费。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底，教育部补贴经费约在新台币三万元左右。吴国桢自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从1951年3月至1953年春，每年也资助二万元。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自国民党方面的资助直至1953年春天才完全结束，至此《自由中国》社与官方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真正成为一本民间的政论刊物。此后就是雷震利用私人关系四处寻求赞助，以维持杂志的运转，其中以旅日华侨张子良开办的民营侨丰实业公司支持最多；其他热心者如吴铁城、柯俊智等人负责向菲律宾华侨进行募捐；陆根泉、刘梧桐、吴开先等人负责向香港工商界进行募捐；杨管北等人负责向台湾工商界进行募捐，这些人均为雷震的旧雨新知，“他们对于《自由中国》的成长，都是功德无量的”。[32]

三， 与威权体制渐行渐远

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北；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至台湾，标示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执政时代彻底终结，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也跌入低谷。12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研讨台湾问题。会上分为两派：一派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为代表，主张派军事顾问团赴台，帮助蒋介石防守台湾，否则菲律宾、日本等国也将受到威胁；国务卿艾奇逊则认为共产党在事实上已控制了整个大陆，其原因是国民党自身所导致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杜鲁门支持艾奇逊的意见，决定抛弃蒋介石和台湾。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告美国政府无条件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政府决定以低调回应，雷震参加了这次在台北草山由蒋本人亲自主持的计设委员会会议。会上决议对美国的这份声明“蒋介石本人暂不说话，于十日内或两周内由政府发表一篇扼要之答辩，政府人员不可随便发言……”等策略。10月4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暂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仍未给蒋介石政府亟需的军事援助。美国发表“不介入台湾的政策”[33]，显现对国民党政权的一种失望，更不愿浪费有限资源，同时预测中苏之间必将发生利益冲突。这时在台的国民党政府为营造一个民主改革的形象，争取美国的好感，并以此获得军援而作出相应的姿态。蒋介石任命在台养病的陈诚代替文人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1949年12月5日，台湾省政府再次改组，由前上海市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吴国桢出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官。外交老人顾维钧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美方提出任用吴国桢并授其充分权力，全力与美国顾问进行合作，是美国恢复其军援的先决条件之一。“蒋介石对吴国桢任命案，曾考虑良久始同意。同时国民党也预备进行改造，进行土地革命、地方自治，以加深美方改革与民主印象。在蒋介石于1950年复行视事后，孙立人升为陆军总司令，国民党自由派的王世杰、雷震亦分获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国策顾问。”[34]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安全与国民党政权得以暂时维持。国民党为了在台湾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地位，从1950年起至1952年止，对党政军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改造。主持其改造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斯大林时期留苏十二年、曾为苏共预备党员的蒋经国。他把整套苏联的组织方式引入台湾，采用纯粹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奉为拯救国民党和社会的宗教信条，蒋介石不仅作为政治领袖，同时也被加以高度的个人崇拜。蒋经国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企图以这种方法肃清内部，凝聚人心，重建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对于国民党如何重整旗鼓，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和选择：“其一是以胡适、雷震为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贯彻民主政治，导致政府腐化，人心尽失，因此国民党必须彻底反省，在台湾实施充分的民主宪政，如此才能对大陆百姓产生号召力；其二则是以蒋经国、陈诚为首，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正在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渗进内部和煽风点火的机会，国民党本身却绑手绑脚，无法施予有效的反击。为了记取教训，国民党在台湾应将内部不稳定因素彻底清除，广设政工制度，巩固领导中心，以确保政策的顺利推动。”[35]1950年1月13日上午，雷震在国民党改造方案讨论会议上，以政治改革为考量，出语惊人，坚决主张“军队必须国家化”。他指出：

再也不能在军队有党部，军人不必入党，过去已入党者，应暂准其为党员，既讲民主，既认今后要行多党政治，国民党可参加军队，其它党派渗入军队又将如何，必须使军队脱离党部。今后军队政治教育应以政治机构主持，惟政工工作必须改善。过去方法既失败，尤其所派人选，必须彻底刷新，应请有资格、有能力、对国忠贞之文人担任政工工作，方可使军事首长不怀疑，而可合作，一矫今日之弊。[36]

赞成“军队国家化”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张其昀、萧自诚等人。以雷震的政治敏锐，他当时感到“有两种思想与见解在流露着，一者是自由与民主之思想，一者就是统制思想，前者为英美式，后者为苏俄式”。雷震无疑选择前者，他主张应采取英美式的民生政党型态：即党只管组织和宣传，平日不过问政府决策；有关党的名称问题，雷震同意维持其原名，但“六届中委”必须全体辞职，以示对大陆失败负全责；有关政策政纲等问题，雷震则提出制订一个最低限度的政策，不要专喊“三民主义”，要做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37]……不过，这些主张均与最高当局的想法背道而驰，未得到任何回应。就在国民党准备公布改造委员会名单前夕，1950年7月23日，雷震打电话给中央常委谷正纲，“建议总裁注意人选”，其理由是这次内部改造有关国民党未来的前途，“不能以CC为基础，亦不可以青年团为基础，大部分要超越派系，而有号召新分子之能力者充任”。然而公布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名单让雷震等人大失所望。单从这十六人的背景加以分析，其中固然包括了各派系人马，但这十六人大都与蒋介石有师生或部属关系[38]，仍未摆脱一种亲疏。这次“改造”的最终目标，不过是以党的组织来取代旧式派系的运作而已，仅以陈果夫、陈立夫等原先控制中央党部的CC派人物被排除之外，其强硬派人物蒋经国被任命为改造委员会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种政治变局中，蒋介石的强权政治与胡适、雷震等人的民主宪政理念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自由派人士原本期待的改造运动未能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直接影响《自由中国》办刊的最终方向。

当国民党在台湾的权力基础逐渐趋于稳固之后，党内自由派人士与党的关系再也不会如先前那般融洽，当局也不再需要以改革的象征来团结各方力量向美国示好。事实上正是这样，随着吴国桢、王世杰、孙立人等人相继与蒋介石、蒋经国发生矛盾与冲突，雷震本人与蒋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自由中国》对当局的批评更加激烈了。意味着当时一批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威权体制在其理念上的冲突，很快就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程度。以台湾学者薛化元的研究，从1949年11月起至1960年9月止，《自由中国》在与国民党当局的互动关系中，经历了“由密切交融而磨擦，进而形成彼此关系的紧张，由紧张而破裂，最后导致彼此对抗”的五个时期。就历史脉络而言，1949年的蒋介石，虽然采取了联合自由民主人士的政治方向，也为了争取美援，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当局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将向单一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相反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希望得到自由民主人士的拥护，另外一方面也期待透过更严密的组织，以及其它的方式来反共。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更为清楚了。由于国民党当局得到的资源逐渐丰富，美国与国民党当局也逐渐形成准同盟的关系，使得蒋介石以他个人为中心所建立的强人威权体制，有了一定发展空间。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由夏道平执笔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政府金融管制引发情治人员（情报和治安）贪污案件提出严厉批评，这是《自由中国》创刊以来首次触怒当局，其结果导致军方停止订阅杂志。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员闯入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雷震为避免事态扩大，曾与多位党政要员商讨，他们认为社论所言均为事实，但没有必要发生正面冲突。王世杰建议再发一篇社论加以平衡，主管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陶希圣也认为应缓和处理。《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又刊发一篇社论，其观点基本回到了与当局金融管制的统一口径上。远在美国的胡适见到这两期刊物后，表示不满。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说：“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在信的空白处又附言：“此信（除去最后括弧内的小注），可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吗？《自由中国》若不能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39]。在胡适看来，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倘若《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或不能以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的耻辱”。这封信刊于《自由中国》第五卷第五期，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不少人对《自由中国》提出批评，认为这使“胡适之与政府对立”了，王世杰甚至担心“台湾今日风雨飘摇，受不起这个风浪”[40]。这时胡适在美国从中英文报纸上又获悉《自由中国》已被查封的消息。9月11日，他给雷震、毛子水、罗鸿诏、殷海光等人写信，要求查证合众社的这一消息是否确实？“如果不确，请你们通告合众社，请他们更正，并请电告我。如果《自由中国》真有被禁发售的事，那么，我们更应该为此事向政府力争，……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41]

1952年5月，《自由中国》第六卷第九期发表徐复观《“计划教育”质疑》一文，针对计划教育提出批评，造成《自由中国》与教育部门之间的一次磨擦。9月16日，《自由中国》第七卷第六期又以《对于我们教育的展望》为社论，对正在筹备中的青年救国团发出建言，指出办教育的人不应是“偏激的党员”，因为与青年救国团筹备宗旨相抵触。刊物出版后，军方政治部下令禁止阅读《自由中国》，并派人将旧刊物撕去。“这是官方第一次以明显的行动查禁《自由中国》。虽然，采取行动的是军方，不过，这也标示了以往官方与《自由中国》的冲突都是在台面下的冲突，自此以后，官方才开始公开的限制《自由中国》流通，而官方与《自由中国》的磨擦自此正式浮上台面。”[42]这时国民党七大即将召开，《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刊发由毛子水撰写的社论《对国民党七全大会的期望》，雷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所论或厉害一点，但是为了党前途着想，辞严而义正，我们觉得到了今天，应该不避斧钺了。”之后《自由中国》又发表一篇徐复观对青年救国团的建言文章，主张救国团可以进学校，但不能妨害正常教育……此文发表后，救国团团长蒋经国勃然大怒，不久即公开诬蔑徐复观与雷震“有帮助共产党之嫌”。蒋介石也公开放言，声称“《自由中国》社内部有共产党”[43]，1953年3月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44]致函雷震，对《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九期《再期望于国民党者》、《监察院之将来（一）》两文提出严重警告。实际上“这两篇文章可以被理解为希望执政党能够放弃自我本位，结合其它在野人士，并落实政治上的主张。但情治单位及执政者却未必认为这是善意的建议，甚至还认定它多少已逾越了可以接受的程度。” [45]据雷震日记透露：蒋介石看到这两篇文章后“赫然震怒”，下令免去雷震的“国策顾问”。3月24日，雷震即接到“总统府”人事室公函，告知被解除“国策顾问”一职。

从当时政治时空环境来看，并非这两篇文章触怒了最高当局，而是可以解释为执政当局在政治上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歧越来越大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一年4月，一直蕴酿辞职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由于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和，又与蒋经国发生冲突，终称病赴美不归；同月，台湾《自立晚报》因刊载有关孔祥熙的报导被处罚停刊七天，言论与新闻自由遭到严重打击；11月17日，王世杰因“陈纳德民航队欠款事件”被免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王世杰作为国民党内部自由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去职意味着自由派人士与高层的关系失去了一条沟通的管道；1954年初，设计委员端木恺遭至开除党籍的处分，此时在美的吴国桢则严词抨击国民党政府[46]；这一年底，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雷震被注销了党籍，同时被免去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大会筹备委员等职；孙立人将军则因所谓郭廷亮“匪谍案”辞职，并遭到软禁。在短短两年之内，这一系列内部冲突与整肃并非孤立的事件，实际上是两种思维模式与治台路线的冲突，也可看出国民党威权政治控制其局面的态势明显加强，并以放弃重用党内自由派人物这一策略为代价，将台湾社会带入一个“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在台湾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全面控制。不仅在校园内散发反共宣传读物，还要求每一位学生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这一做法激起了强烈反弹，学生、家长们无不怨声载道，这是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党化教育”在台湾社会的一种延续。1954年5月底，余燕人、黄厂风、广长白三位家长在来信中指出：“……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47]鉴于当时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已经恶化，《自由中国》社不少人不同意刊发此信。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则认为：这封来信不仅反映了台湾教育界的真实现状，还指出了诸如“救国团”这类组织非法这一事实，进而可以进一步检讨国民党的“党纪问题”。

1956年10月31日，适逢蒋介石七十大寿。蒋故作姿态，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雷震与一些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共同策划了一组系列文章对“国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寿专号”。这一期《自由中国》共发表十六篇文章，除一篇社论之外，其余十五篇均出自于专家、学者或在野党领袖之手，其中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在当时政治气压甚低的情况下，这些人“直率抒陈所见”，实属难得。胡适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取艾氏比蒋公，劝后者要做到“三无”，即“无智、无能、无为”。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视角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蒋介石的性格，他说：“蒋公的机会和才能，本可以当中国的华盛顿或林肯，但他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是成功的华盛顿或林肯，这是什么原故？因为华盛顿和林肯，心里不满意国会，但非常忠实于国会；心里不满意宪法，但非常忠实于宪法；心里非常讨厌那些异己的人，尤其是华盛顿，但对于异己的人在公务的接触上，是非常诚恳而亲切有礼；遇到两方有争执的时候，总是克制自己的情感，抛弃自己的成见，站在超然的立场，作诚恳底（不是伪装底）折衷调处……”徐的这番话，巧妙点中蒋介石与民主政治不相兼容的专制形象，同时建议“把学校中教授三民主义的时间，分一半出来教授宪法”。夏道平的文章从言论自由说起，要求从现在起就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是诸项基本人权中之一项，人权而冠以‘基本’二字，是表示这几项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件。基本人权不是邦国或政府所赋予的，而是先于邦国或政府而存在”。陈启天系青年党领袖之一，他站在民主党派的立场上，在文章中强调“一党在朝执政，他党在朝监督”的重要作用，“据我看来，依据民主政治原则，讲求改革政治的具体方法，当以培养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对党为第一要务，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党，便很难促进实际政治的不断改革。因为任何政府党，如果缺少反对党在野的监督，便必然酿成专权专利的流弊，并养成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气”。陶百川的文章针对台湾社会法纪废弛之严重提出批评，他呼吁“第一要司法独立，法官要有独立审判权；第二要缩小军权范围……；第三要守法，老百姓守法，执政的人更要守法。因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定要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不可有‘例外’的事和‘特殊’的人”。民社党常委蒋匀田在文章中主要强调有两点，第一，自由与权力，属于个人者为“自由”，属于政府者为“权力”，并以英国为例，说“……政府自身羁勒权力，使不侵犯人民的自由，不如以人民的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永闭权力侵犯自由之门”；第二，军队国家化问题，又以美国为例，“……美国现在处两党争夺政权剧战之际，而能全国宴然无事者，即由于美国的军队、警察、特务皆能严格地超然于党争之外，拒受任何政党的影响。……今日国民党党化军队的设计，还是黄埔练兵时，受苏俄顾问的影响，所生的观念的回顾，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惰性，没有什么新的内涵，发生不了新的奇迹。打破历史的惰性，如同断绝嗜好一样，需要痛下决心。”[48]……这一期“祝寿专号”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前后再版十三次。虽然是在回应蒋介石的“求言”，但这些主张和建言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却引来当局激烈的反弹，甚至被视为是对威权统治的一次严重挑战。官方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以及军方的《军友报》、《青年战士报》、《国魂》、救国团的《幼狮》，党方的《中华日报》先后对《自由中国》发起围剿，称批评《自由中国》是“要揭穿为统战工作铺路的个人自由的阴谋”。[49]1956年11月16日，雷震撰写《我们的态度》一文，表明《自由中国》一向“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公正立场，同期的《自由中国》也发表社论，认为“这许多的意见，固然我们不能都说是非为政府采纳不可，但是其中有不少的是针对时弊，且为大众一致的要求，政府决不应予忽视，必须真实不虚，毫不折扣的做几件出来给大家看。如果大家说了许多，而只是变成汇集的档案，束之高阁，则不特有违‘求言’的原意，我们深恐从此会再没有人愿意说话了。”[50]

1957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刊发《我们的答辩》，再次强调《自由中国》从未认为自己的主张与言论“是惟一的、终极的真理”，但刊物发现其面临陷构与诬蔑，“却无法沉默”。同期还刊发成舍我以笔名范度才（谐音反奴才）撰写的《〈中华日报〉鼓吹暴动》一文，回应《中华日报》上《蛇口里的玫瑰》一文对《自由中国》的诬蔑攻击。军方刊物《国魂》则在继续围剿《自由中国》，宣称“毒素思想的渊源”就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2月5日，《自由中国》以社论《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再次作出回应。胡适在给老友赵元任的一封信中说：“你大概不知道，或者不很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51]这一时期的雷震日记透露：《自由中国》在许多地方被当局禁止出售，并询问购买《自由中国》的是哪些人？铁路局不再续订《自由中国》，在许多学校也被管制起来，“连教务处都不能放，要完全收藏起来”[52]；而对《自由中国》造成最直接的影响是情治人员对印刷厂所采取的行动，“单单从《自由中国》的印刷须不断地换印刷厂的曲折过程来看，即可显示政府对《自由中国》所施的压力”[53]。

根据当时《自由中国》对台湾社会的认知，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各种政策与措施，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存有诸多弊端和问题。从1957年8月至1958年2月止，《自由中国》推出的这十五篇文章，并以社论形式来表达，这在《自由中国》前所未见。十五篇社论依次为：一，《是什么，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多数人都在说假话，尤其是当局以“反攻大陆、国家利益、非常时期……”为政治之口实，掩盖其专制的实质；二，《反攻大问题》，提出必须从公算和透过现实来加以考虑，不能借此来推延台湾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三，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四，财政问题；五，经济问题；六，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和浪费问题；七，小地盘大机构，呼吁压缩并裁剪政府机构；八，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九，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十，立法问题；十一，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十二，青年反共救国团系非法体制，破坏教育正常运作；十三，党化教育应立即停止；十四，《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对台湾岛的政风败坏提出了严肃批评；十五，《反对党问题》，以此制衡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统治……《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让国民党当局进退失据，与《自由中国》的关系越发紧张了。8月12日，在党部宣传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提出《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问题，认为对于台湾社会及民众影响颇大，应予以“停刊处分，必要时还可捉人”。1958年11月15日，“立法委员”许孝炎约谈雷震，国民党高层下达四点指示，即让《自由中国》“不评蒋介石，不评既定国策，不评宪法，不评国民党”。许孝炎希望《自由中国》在今后能否能“缓和些”？雷震则说：“国民党如不改革，纵把《自由中国》停刊和枪毙雷震，于国事无补。他们要能改革，我们可缓和，否则无法缓和……”[54]

这时台湾社会在各方面都受到严密控制。及至1958年前后，国民党对台湾岛内的控制更加完整、严密而成熟，在政、军、文教及地方上，威权式一元控制体系逐渐成形，其严密程度为大陆时期所未见。1958年3月28日，台湾“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出版法》修正案[55]。5月1日出版的第十卷第九期《自由中国》即以《出版社修正案仍以撤回为妥》为题，明确表示反对。该文甚至提出新闻自由的四项基本条件，“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之有无，最显著亦最有效的测验，是看下列四项基本条件，是否符合：一，人民办报，无须获得政府许可，如有所谓登记，也只是报告性质；二，没有事先的新闻审查；三，对报刊的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司法审判；四，报刊记载违法，犯罪者乃报刊法定的负责人，负责人受法律惩处，但并不影响报刊的生存……因为只有铁幕或法西斯国家，才会彻底否认这四项基本条件的存在”[56]。胡适一向主张言论自由，也反对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胡适于1948年4月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正值出版法修正案闹得风城风雨，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任何不经司法手续而迳由行政官署对出版机构加以警告、停刊、撤消登记的处置，总是不好的，危险的，甚至根本违宪的”。5月27日，胡适在《自由中国》社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时又说：“……我可以告诉诸位，无论旧出版法也好，新出版法也好，大家所希望的言论自由，还是要我们大家去争取的，相信大家一定胜利。旧的出版法不能阻止我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新的出版法也不能阻止我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这是我最后的一句话。”[57]《出版法》修正案于同年6月20日在“立法院”秘密通过，不仅引起主张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反对和猛烈抨击，更预示着当局将对主张民主自由的自由派刊物及言论采取合用于法律形式的压制。

1959年1月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刊出一封署名陈怀琪的读者来信，内容叙述作者在“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时的亲历记实，来信中对课堂上教官们污蔑或攻讦《自由中国》之种种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读过这篇“读者来信”的人，无不“觉得很有一种真实感，非亲自参与者，写不出这种‘报导翔实’的好文章。但没想到竟因刊登这篇‘投书’的短文，而招来一场大灾祸”[58]。1月30日，《自由中国》社收到陈怀琪的来信，声称这封“读者来信”非他本人所写，而是有人假冒其名义之所为，要求《自由中国》予以更正。这件事实为当局有关部门制造的一个阴谋，陈怀琪随后在《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联合报》及《青年战士报》上大登广告，其题目为《陈怀琪警告自由中国杂志启事》；雷震等人怀疑这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所为，因为“陈君于十八日、十九日两日登了《中央》等四个大报，十九日又有长篇记载，以一个中校之收入可以做到么？这显然有人背后操纵”[59]。3月2日上午，雷震即接到法院的传票。陈怀琪控雷震一案，成为当时台湾新闻媒体的热门报道，有人以为这“可能是抓住‘整垮雷震’的机会”。胡适、王世杰、成舍我、胡秋原等人都认为这场官司没有打下去的意义，并告诫国民党或当局无论如何“都要适可而止，尽管雷震可以败诉，甚至坐牢，都不重要，但政府一定因此而名声扫地，为世界民主国家所不耻”[60]。胡适、王世杰等人透过私人管道，意欲谋求其解决办法。蒋介石对胡适等人化解此事深感不悦，他在一次宣传会议上说：王世杰与胡适叫人家不要干涉司法，他们也不要干涉司法才好。这时雷震已掌握到一些证据，这封“读者来信”确系陈怀琪本人所写，只是在军中政治部的压力之下，迫于无奈才出面加以否认的。1959年3月14日，雷震在“陈怀琪案”之刑事辩诉状中说：“告诉人于伪造文书外提出诽谤，于法已有不合。乃又提叛乱条例第七条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一点，其以根据台湾省戒严时期军法机关自行审判及交法院审判案件划分办法惩治叛乱条例所定之罪得由军法机关审判，图假法院之手，置辩诉人于军法机关控制之下，而后以不公开之审判罗致之于罪乎？果如是，用心不可谓不深。但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之义理明显，司法机关当不会容人曲解。”[61]尽管在胡适、王云五等人的努力下，军方此后再也没有新的动作，但“陈怀琪事件”预示着当局对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政治构陷将随时可能发生。

此时正临近蒋介石第二任“总统”任期之末，公开或私下议论蒋是否会三连任已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胡适、雷震等人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张蒋不应连任，认为这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则相当暧昧。1959年5月18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谈话时，虽然表示反对修宪，却不排除三连任的可能。此时国民党内部劝进者大有人在。《自由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如果国民党修宪论者仍然转弯抹角在进行其修宪运动，人们自然会怀疑到蒋介石所谓不修宪只是一种姿态；如果不经由修宪也可达到连任的话，则更是明白的违宪行为[62]。7月4日，陶希圣在《中央日报》撰文提出“修改临时条款并不是修改宪法本身”，被视为劝进者尝试在蒋声明不修宪的前提下为寻求连任的一种法律依据。7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社论驳斥陶希圣，社论指出：“临时条款的制定，就是宪法的修改”，“临时条款实构成宪法的一部分”、“增加临时条款，或修改临时条款，也即是修改宪法”[63]。不过当局试图修订临时条款也面临难以克服的障碍。宪法规定修宪代表人数须有“三分之二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决议”方可进行。陶希圣于1959年12月又提出民法上所谓“死亡宣告”的办法可适用于修订临时条款，试图以此降低国大代表总额。《自由中国》刊发社论，认为陶希圣的这一主张无论从法律范畴加以分析，或从法定要件上来推论，都不能成立。“国民党如果硬想利用那种似是而非、强词夺理的说法，来打破国民大会修改宪法或临时条款人数的困难，自当首先负起‘毁宪’和‘破坏法统’的责任”[64]。国民党决策机构深感其中有诸多“缺陷”，又改以“行政院”及国民大会秘书处向法院提出对国民代表大会总额作出解释的申请。1960年2月12日，大法官会议作出“宪法所称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总额，在当前情形，应以依法选出，而能应召集会之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的惊人解释，为蒋寻求三连任扫清法律上的障碍。3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对大法官会议成为国民党“御用工具”表示不满，“大法官已放弃自己的超然立场，做了‘御用’的工具，实行所谓‘司法配合国策’！……大法官原来是仰承‘党’的‘御旨’，以党的‘理由’为‘理由’了”[65]。3月12日，国民党正式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十天之后蒋再次当选。

这一年4月，台湾举行地方省议员暨县、市长选举。《自由中国》将目光转向这一政治焦点。其态度十分鲜明：国民党如有诚意把选举做到公平合法，便该同意由各党及无党派候选人共派管理员，进而同意由各党及无党派候选人共同聘请监察员。4月24日选举结束，国民党在两项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胜利”，省党部发言人宣称选举“完全在公平的基础上作公开合法的竞争”。5月1日，《自由中国》在社论《这样的地方选举能算‘公平合法’吗》中指出：国民党在完全把持管理和监察工作的前提下，很容易将投票时的违法舞弊做得没有漏洞，加上此次地方选举采用违法的助选方式，又控制了投开票的全过程，国民党哪有不获得“绝大多数胜利”的道理。社论强调：“民主自由是要靠大家努力争取来的，今后惟一有效的补救方法，就是要靠这些笃信民主政治的人士，大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与国民党抗争”[66]。5月18日，雷震参加在野党及无党无派人士本届选举检讨会，雷震、高玉树等七人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会议一致抨击国民党选举舞弊违法，进而从最初对此次地方选举的检讨转到主张组织新党这一重大问题。对于这次组党，雷震心中一直有所不安。他在5月19日日记中写道：“我非主动者，但是赞成人，我们不参加，他们也要自动的出来组织，因选举舞弊太甚……，我们参加之后，还可以防止恶化。”尽管雷震对此持有一种谨慎态度，但他主导下的《自由中国》已然成为台湾反对威权政治的精神象征，他本人因此也成为新党运动中的核心人物。此次筹组新党的第一个目标，即为下一届地方选举作准备。相对于此间台湾反对党运动逐渐走高，当局加紧了对自由派人士的监视。台湾《新生报》南部版此时刊出新党背后有所谓共产党支持的新闻，无疑是国民党当局对筹组中的新党“抹黑与戴帽子”以便打击的一个信号。雷震以耳顺之龄全力投入到这次组党工作中，这种敢于为民主政治献身的精神与毅力，显示其无畏的人格力量，而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理想之坚持与使命感，更是无法以‘失意政客’或‘寻求个人政治复出’等个人利害思考方式概括认定的”[67]。正因为如此，雷震所主持的《自由中国》没有停止发声，仍在不断刊发支持组织新党的文章，殷海光执笔的那篇著名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则表示民主潮流像大江东流一样，谁也阻挡不住：

……近十几年来，国民党权势核心人物，使出浑身的力量，实行“加紧控制”，他们是否收到什么效果呢？从一方面看，他们的确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在这个小岛上，他们确曾收买了一些无思想、无原则、唯利是图之徒。他们正同在大陆掌握政权时代一样，在台湾把有人格、有节气、有抱负的人很有效的消灭殆尽了。他们控制了一群以说谎造谣为专业者。他们控制着一群藉着帮同作恶以自肥的人。他们控制着藉唱万岁而飞黄腾达的“聪明人”。他们制造了成千成万当面喊拥护叫口号的政治演员。他们控制着台湾一千万人的身体。然而，除此而外，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

这篇社论刊于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

殊不料，竟成了《自由中国》十年来生命中的绝响。9月4日，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以“涉嫌叛乱”遭到当局的逮捕，从而爆发了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自由中国》半月刊也被迫停刊，在万人痛惜之中与自己的历史使命戛然永诀，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史中的一座灯塔”（柏杨语）。……在对抗国民党威权体制整整十年中，《自由中国》不期然地扮演了一个传播民主思想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台湾民主宪政思想发展史上有其独特而不可抹灭的地位，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努力周报》、《新月》杂志、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的《观察》杂志等政论刊物，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漫长过程中，构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价值谱系，为台湾社会日后实现其政治转型提供了精神资源。“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基本上是受到胡适思想影响的，胡适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名誉发行人，又是他们的精神导师，《自由中国》继承了胡适思想的脉胳”[68]。

四，                      胡适——揭橥言论自由的一面大旗

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可说是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自由民主运动发展的三个重要关键因素。雷震被视为《自由中国》的“火车头”，但胡适对于《自由中国》或雷震而言，在那个形格势禁的非常年代，是一顶保护伞。《自由中国》创刊不久，胡适发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等多篇文章，既关注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干预，也在考虑如何善用言论自由的问题。他在《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言时强调：“我们当政的人，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什么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呢？舆论就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舆论的批评，只是要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的。至于代表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的立法机构，地方的立法机构，对政府的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69]胡适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就在于民主政治信仰的坚定不移。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与友人创办《努力周报》，共同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宪政的政府”，甚至强调这是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实施训政，胡适始终反对，不惜与友人打笔战以坚守自己的信念。抗战胜利后，胡适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及第一届国民大会，其热衷与心切实可视为对民主宪政的一种期待。在言论自由方面，“胡适不仅是提出主张，而且是身体力行。他一生主编或参与的杂志，包括《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和《自由中国》，结果这四份刊物最后都和有关当局发生冲突，乃至遭遇停刊的命运。在《自由中国》的后期，他曾劝告朋友们在运用言论自由的时候，也要怀抱容忍的精神，在批评政府的时候，也要讲究技巧，让别人听得进去……”[70]。《自由中国》编委、政论主笔殷海光虽然尊重胡适的意见，但同时指出近代中国最不容忍、最不给别人自由的人，往往是那些整天煞有介事高喊“主义”、“正统”、“道统”、“传统文化”和“革命哲学”的人，这些人都自以为“我不会错”，并代表“绝对真理”。殷海光说：“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向这类人士说法……”[71]不久胡适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上发表演讲时，特别针对殷海光的话作了一番说明，“我们这一班主持言论的人，不要太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努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虽然我们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72]。胡适善用言论自由的论述客观、理性、公正，准确地表达了在威权体制之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与态度，“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被北美周策纵教授认为是“胡适的最后的重要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胡适一方面支持雷震与《自由中国》，一方面也私下劝告雷震要有所约束。1960年3月16日，他对雷震坦言道：“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帐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灾害！”[73]六个月之后，“雷震案”不幸爆发，证实了胡适的这一担忧。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酒会上，胡适即兴讲话，话题从科学发展很快就转到言论论自由方面，他这样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74]这是胡适一生最后一次讲话，仍在强调言论自由是检验一个社会或国家民主自由与否的试金石。台湾学者张忠栋认为：“胡适为什么在院士会议酒会中大谈言论自由？他的语气之间何以充满激动？任何尝试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是多余之举。他和雷震等《自由中国》的朋友都曾努力争取言论自由，方法技巧容有不同，方向目标大体一致……”[75]胡适对《自由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支持始终如一，这种支持虽不是特定的政策主张，却坚信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讲，倘若没有《自由中国》十年抗争，民主宪政理念在台湾社会绝不可能深入人心。

雷震曾是国民党当权者极其信任的权力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抗战结束后曾任“政治协商会议”、制宪国民大会秘书长等要职。他从对争取言论自由到身体力行组建新党的过程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但他对胡适始终怀有莫大的敬佩之心。胡适与雷震结缘，诚如他本人所说，主要是因为《自由中国》这份刊物的关系[76]。胡适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三年多之久，至1953年2月才卸去其职。雷震特意致函胡适，表示虽然变更了发行人，《自由中国》在精神上仍是先生在主持。雷震说：“在过去三年多中间，在编辑方面，确系兢兢业业，守住先生手订之宗旨，以冀造成健全的舆论。……震仍一本初衷，从事于健全舆论之建立，尽管遭受若挫折，震决不灰心，此点请先生放心，并盼以后随时指示，务期本刊日有进步。”[77]从1940年至1960年十年间雷、胡二人的通信来看，雷震对胡适的尊重溢于言表，更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胡适对雷震的评价亦极高。1952年11月，他从美返台讲学时，正值《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在台北举行，这是胡适到台后第一次作公开演讲。据聂华苓回忆，胡适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78]。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胡适之所以对雷震有如此评价，大概是“胡氏鼓吹了一辈子民主，处处碰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谁知道在垂暮之年，却遇到这样了不起的‘传人’雷震。雷震所搞的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胡适民主’”[79]。台湾学者钱永祥在审视当年《自由中国》编委会那一批人时认为，“如果说他们是由胡适思想的脉络下来的话，我觉得，他们与中国其它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张东荪、《观察》的储安平等，多少是有些距离的。他们不属于中国四十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那批‘民主人士’的那条路线，而是与国民党比较贴近、甚至是国民党党内的人。然后，他们又接受了一些胡适的影响和关系。在1950年代，是由他们奠定了台湾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当时的主要诉求，是宪政民主”[80]。

雷震被捕及至《自由中国》停刊，虽与组织新党有关，但又是一批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落实民主宪政理念的必然结果。在这个问题上，雷震的认知与胡适多有出入，甚至认定胡适原本属意的国民党一分为二“于今是行不通的”；只有成立反对党，逼国民党退为普通政党，台湾社会才可能有一点点希望。于是雷震等人不甘于空言改革，试图以政治组织的方式直接挑战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在强人威权体制尚未松动之前，其悲剧发生注定不可避免。蒋介石三连任前夕，雷震问过胡适“今后该么办”？胡适这样说：只有民青两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和台湾人合组反对党，如果组成了，他首先表示赞成，自己不参加，留几个无党无派分子比较好……[81]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激进派与务实派的角力中，胡适的思想与作风是务实派最重要的代表。即使是历史转折的危亡之秋，胡适亦未改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这种对待民主政治的理性态度，其深刻意义需要长期观察比较后才能为人们理解与体会。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认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坚持民主，同时也会拒绝和满腔热血的革命者站在一起。……这不仅是胡适个人的问题，就广义而言，也是百年中国务实改革者的处境，他们提供的进步之道似乎太温和、太长期了，无法满足人们被撩起的一步登天的梦想与欲望。或许，只有革命的路走到尽头，满目疮痍的一刻，人们厌倦战斗，希望好好发展，找出长治久安之道时，如胡适者如沐春风的舒缓调子，才真正令人向往。”[82]在《自由中国》整整十年社务中，雷震固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胡适则是《自由中国》半月刊揭橥言论自由的一面大旗，他在台湾真正居住的时间不过四年，却播下民主自由思想的种子。台湾学者在总结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民主自由这一艰难历史进程时认为：唯有先辈们毫不吝惜付出自己的岁月，探索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各种可能性，后人才能享受得来不易的民主果实。在趋于多元化发展的今日，知识分子逐渐拥有言论自由，与公共论坛的空间时，是否能抗拒现实政治权力的诱惑，而能恒久以批判态度看待政治事务，则是值得深刻省思的。[83]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