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先生为“孙中山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并不准确的称呼。我曾经注意到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称先生更多的是“孙文”，而不是通常人们习以为常的“孙中山”。说起来，其中的差异很大，并非简单的就是一个姓名问题，实与孙文先生的革命历史有关。

从相关资料看，“孙文”为本名，由其生父所起：“逸仙”是他的英文名，在中法战争时，孙文自愿受基督教洗礼，区牧师区凤墀给他取了一个洗礼名，即“逸仙”，有其“飘逸如仙”的感觉，从此西方人都以“孙逸仙”而称呼；至于“中山”，则是当年孙文逃亡日本时，日本的“支那浪人”替他签署的一个假名，这是在当时情急之下的一个应付，考虑得并不周全，因为“孙”是中国姓，“中山”是日本姓，“孙中山”分别是中国姓和日本姓，两姓相加，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成对孙文先生的一种“尊称”。

以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许介鳞先生的考证，孙文1896年伦敦蒙难，1897年逃亡日本，当时日本的文相犬养毅命其食客平山周帮他安置住宿的旅馆叫“双鹤”，这位浪人平山周认为孙文是“通缉犯”不能用本名，于是便以日本人的某个门牌“中山”，帮他签署了假名“中山樵”以登记，孙文也就潜称自己为樵夫的“樵”。就这样，孙文先生在日本乃以“中山樵”这个名字隐居了下来。很显然，“中山樵”是一个假名，日本外务省对他在日本一举一动的监视，均以正名“孙文”，并未采用日本浪人替他签署的假名“中山樵”记录之，而日本学者更是一直称之为孙文先生。

孙文先生在国际上享有声誉是在“伦敦蒙难”之后。清末有其革命党和立宪党，此为推动历史的两大改革历量。以革命党来说，孙文在1894年5月，曾上书李鸿章倡言改革，与后来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力陈维新并无二致。上书经其友人陈少白、王韬润色，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救国大计。不过，当局未予重视，孙文亦始终未能见到清廷中的洋务派大官李鸿章。后这篇“上李鸿章万言书”在基督教系统上海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刊出。孙文合法的建议未被采纳，遂到檀香山组织秘密结社“兴中会”，孙文担任其主干，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试图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铺路。次年，孙文回国设“兴中会”总部于香港，筹划在农历九九重阳节，各地仕绅返乡探亲之机，从香港潜往广州举事。未料遭内奸告密，事迹败露，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文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孙于11月避往日本。同年秋天，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遭清廷特务缉捕入清使馆，酿成一个国际事件。

1896年孙文的“伦敦蒙难事件”，可说是中国人在国际媒体最早出名的事例。孙文被清使馆扣留了十多天之后，得以释放。不久，孙用英文写成的《伦敦蒙难记》一书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伦敦蒙难事件，无论是在孙文的一生中，还是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897年8月，孙文离开伦敦抵达日本横滨，当时清廷向各国发文称其是遭通缉的政治犯，日本政府不能藏匿政治犯，“中山樵”这个假名由来于此。至于将一个中国姓与一个日本姓连辍成名，即“孙中山”，有一种说法是：章士钊先生在年轻时，翻译过一本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的书。章在翻译时，将“中山樵”写成了“孙中山”，此书出版后，“孙中山”这个名字不胫而走。此书为日本人宫崎滔天编撰，孙文本人作序，讲述了“中国革命故事”，其目的是为孙文从事革命活动造势。

当然，“孙中山”这个名字被传开来，在中国人看来也并无不好，甚至也习惯了这个名字。为了纪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也因此改名为中山县，即现在的中山市。只是从历史的本真看，“中山樵”为孙文先生早年从事革命、在日本逃亡时所用的一个名字，尽管其背后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但孙文系先生之本名，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签名，则从未用过“孙中山”。所以，我以为今天的中国学者在做其研究时，还是采用先生的本名更为准确。而若以许介鳞先生的看法，不至于“两个姓在打架”，有点“不伦不类”；至于一般人称“孙中山先生”，或可看成是历史的一种“约定俗成”，不去计较也就罢了。

 刊于2009年1月4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