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上半年，我的《与李敖打官司》一书正式出版，曾有人质疑我对萧孟能先生的采访，说为什么要在萧先生去世后才出版此书，甚至在李敖来大陆时“热卖”，似有炒作之嫌。其实，这些说法皆属误会，我之所以一直未予答辩，其理由就是与事实不符。我采访萧先生，经其好友陶恒生先生介绍。陶父陶希圣，萧父萧同兹，均系民国著名人物，前者主长中央日报社，后者创办中央通讯社，彼此之间，不仅同道，且为好友。若干年后，下一代若陶恒生、萧孟能者，在美国相识并结为至友，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2005年我采访萧先生时，他还未发病，采访结束十天左右，他就患病住进了上海的医院，三个月后离世，这是我和陶先生始料未及的。萧先生当时对我说过，十分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但事与愿违，或许是天意，这就是《与李敖打官司》一书为什么在萧先生去世后才出版的真实原因。至于李敖来大陆，更是为我有所不知。他本人一直声称是不会来大陆的，结果还是来了。《与李敖打官司》2005年5月出版，李敖好像是在这一年秋天来的，在时间上纯属巧合。至少几个月前，我怎么会知道李敖这个人要来大陆呢？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凑巧的事，结果还是让我给遇上了。只是作为当事人，我在当时并不想为此做什么“解释”，主要是不想赶那个热闹，或许“越描越黑”亦未可知也，既有了“误会”，就让它误会好了，问题在于我的书是否失实，是否偏袒了某一方，是否“信口雌黄”，大凡读过此书的人，心里总会有一本帐，自己去算就好了……直至前几天，有朋友告诉我说著名杂文家吴非先生写过一篇《听萧孟能忆旧》的短文（2005年），提及他本人曾与萧先生谈及当年那些不堪往事，其中当然包括李敖其人与事。我找不到吴先生的文章，便写信索要。昊先生很快就给了我。吴先生的文章与我书中所述的史实基本一致，其来源均出自于萧先生本人，只是萧先生对我说的更多，包括提供当年打官司的所有原始资料。今旧事重提，只是感到可叹而已，并无深意，不致再引起什么误会罢？
听萧孟能忆旧
吴 非
原以为李敖不会回大陆的，毕竟还是回来了；不但坐了飞机回来，落地后前呼后拥，到处作秀，在追捧热潮中找到了在台湾失落的感觉。那几天，看到衣锦还乡的李先生春风得意，就想起提携他的萧孟能来了。
去年萧孟能先生在上海去世，坊间没有动静，是意料中的。大陆知识界知道萧孟能的人并不多，只有极少数研究李敖的人能知一二。想到李敖也许会说点什么，于是去看“凤凰”的论坛，果然看到李先生的言论，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与其说是悼念逝者，不如说借此自吹。不禁感叹李敖毕竟是俗，没有正视历史的勇气。
对南京作家范泓采访萧孟能后写的《与李敖打官司》，曾有人质疑，为什么萧孟能去世后才出版，岂非死无对证？我不认识范泓先生，也不知道他采访萧孟能的经过。看了书中的部分章节，我可以证明，他在书中记录的是事实。那些事，我在1992年秋天亲耳听萧孟能说过。
大概是1990年，萧孟能携夫人回母校，适逢我有事，没能谋面。校友会将他们夫妇安排在我宿舍邻楼的客房，不过二三十米的距离，我见过他们夫妇出入，但无人介绍，也就没有招呼。但是同事传过来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台湾没有人不认识我的。”我就想过，他或许是有过什么重大新闻。恰巧在那一天，表兄从台北打电话过来，我问：“有个叫萧孟能的，你认识吗？”表兄笑说：“认识呀，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人？”我说了原委。表哥说：“应当说，台湾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认识他的。一是因为他是《文星》的老板，主张民主进步，二是他和李敖的官司。”——我是那时候才知道他和李敖的恩怨的。
1992年10月初，萧孟能独自来南京参加母校90周年校庆，结束的次日，学校诸人都忙于各种事务，要我陪萧孟能。我陪了一天，晚上，他乘船去南通，临别时说：“和你在一起，我今天很愉快。”我听了很感动，应当说，和萧孟能在一起的那一天，在我也是少有的愉快。我之所以一直不喜欢别人把萧孟能称为“《文星》的老板”，是“老板”一词和我印象中的萧孟能简直联不上。萧孟能的气度风采，当年在台岛颇能倾倒一些人的。他很健谈，刚好那天我们都没什么事，有时间对一些感兴趣的话题交流看法。因为我看过几十本他赠给母校的《文星》，所以先谈《文星》始末，再说台湾的民主运动，后来又议论蒋经国。萧孟能儒雅持重，对别人有一种很自然的关切。问我平时写点什么，大陆审稿制度以及稿费标准；又问我在台有无亲属，有没有什么需要转致之物，等等。说着说着，就说到李敖了。也许萧孟能很不愿意提到这个人，但是又不能不说。这可能是他晚年最苦痛的事。我曾想过此后他在上海与夫人独处之际，和他40年前在台湾风口浪尖上闯荡相比，是多么的孤寂。这一切都和那个大恩不报、反目为仇的李敖有层层难解的关系。这种灰暗的人生警示令人心寒，但是谁又能保证有朝一日不落在自己的命运之中？
萧孟能是绅士，他没有说李敖的坏话，如果不是因别人不理解而问，他肯定不会主动说的。萧孟能说，李敖的确是才子，要论文章，才思过人，那绝对是一流的。问起那一段恩怨，萧孟能说，当年的确是他发现了李敖，其时李敖生活极为窘迫，穷苦到极点，“不夸张地说，连条像样的裤子也没有。”萧孟能说，“我找到他时，看着他生活清苦，我很心酸，想着怎样才能帮助他。”后来是萧孟能将李敖收留到《文星》，并非像传说的那样，是萧孟能的三顾请出了真神。“我给了他很多钱，他拿到钱就去买衣服了。”——“敖迷”们津津乐道的有关李敖讲卫生乃至于有洁癖肯定是那以后的事了。说到李敖由“代为保管”直到侵占萧孟能私人财物的事，萧孟能说“自然有公论”，因为二人之人品，人所共知，不是凭一张如簧巧舌就能颠倒黑白的。萧孟能施恩本不图报，不意惹出一生的不快，是以极为伤感：“可惜啊，以他的才干，本可以成为胡适之那样的人物，可惜人品不好。可惜呀。”记得那天上午，他大概把这话说了两遍。这以后我读了李敖的一些书，觉得难以认同萧孟能的这个评价。李敖诚能斯文，知道不必骂遍天下，也不大可能成为胡适那样的人物。
那天下午我们还一同去了瞻园的太平天国纪念馆，路过中山东路军区后勤部时，萧孟能说，我小时候在这一带住过。他说的地方应当是上乘庵，那老房子当时还在。萧孟能出身名门，他的尊人是萧同兹，曾创办中央通讯社并任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