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出版的《翁文灏日记》，尽管这只是翁文灏（字詠霓，1889—1971）日记的一部分，仅从1936年至1942年，其一生中几个关键时期（早期从事地质学研究，中期内定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后期出任行政院长等）均不在其内，但对于我们在今天了解或研究翁文灏在战时主管经济工作之况，仍有最直接的帮助，此文献的史料价值亦自不待言。不过，由于历来对于翁氏的评价褒贬不一，尤其海峡两岸视角不同，其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因此，若对翁文灏其人与事能有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了解，这七年的日记显然不够，还需参阅其他的文献史料。

以该日记的主要整理者、大陆近代史专家李学通先生的说法，“翁文灏有记日记的习惯，...

（一）

1931年12月26日，周佛海被派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顾墨三（祝同）时为江苏省主席，之后，是陈果夫。此时的周佛海甫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第一名的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被朋侪戏称为“状元中委”，他在《往事矣》中写道：“蒋先生原意，仍要我在身边帮忙，因为墨三因军人而任封疆，没有把握，要我帮忙，所以蒋先生只得徇其请求了。”（周佛海著：《往事矣》，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页76）

次年1月4日，周上任，即驰电邀请留日同学易君左（家钺）担任该厅编审主任一职。彼时易君左正在安徽省会安庆，任安徽大学教授，兼安徽省民政厅主任秘书及安徽《民国日报》...

  有一年，与蓝英年先生聊天，谈当年“中国三少年”往事，这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三位人物，因其在民初创办《少年中国》周刊，标榜“屏绝因缘，脱离偏倚，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闻名一时。蓝先生的父亲蓝公武即为“三少年”之一，另外两位，是张君劢(嘉森)和黄远庸(远生)。蓝公武与张君劢同庚，生于1887年，黄远庸生于1884年，但黄远庸却不幸死得太早，民国四年，即1915年，被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上海楼菜馆，年仅31岁。

作为名记者，黄远庸横死海外，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他是民初以来因文字贾祸而丧命的第一人。不过，黄远庸之死，与三年后(1918年)...

我们一直认为北大有自己的精神，即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以北京学者张耀杰的理解，“北大精神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及学生为现实载体的一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且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北大三任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身上，曾经有过较为集中也较为充分的体现，其中以蒋梦麟最具代表性”。

早在1923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纪念会上，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身份发表标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其内容就是进一步阐述蔡元培所提倡的北大精神。蒋梦麟这样说：“……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 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

（一）

很多年前，读过一篇浦薛凤（逖生）追忆清华级友闻一多的文章，留有深刻印象。因为他对这位教授老友1946年在昆明死于非命，尽管“叹息不已”，但又说“何以致此，迄今不明”，让人徒生疑惑。实际上，以浦薛凤专业的政治学素修以及个人从政的经历，怎会不知道闻一多之死的真实原因，原来他只不过是想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已，即闻一多这个人“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尤其在抗战初期，“即曾高谈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毁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最近在大陆首次出版的《浦薛凤回忆录》中并没有专门提及此事，...

徐复观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的曲折》，谈的是1946年筹开制宪大会时，蒋公邀请胡适先生竞选总统或担任行宪后的行政院长一事，认为其说法与现存的文献资料颇有出入。徐与胡适在许多观念上有所不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适去世前，有过一篇英文讲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也是胡适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他针对东方文明与精神文明进行了毫不容情地批判与质疑，结果遭至徐复观、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不过，徐复观在回忆当年往事时，少了些“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率性，以其亲身经历谈及此事鲜为人知的一面，从史料角度看，这一回忆，仍不失其参考之用。

1946年，胡适时任北大校长，并参与制宪工作，经常往返于北平、...

 2009年9月，《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在大陆出版，此距陈布雷之死已整整六十一年过去。这次东方版的《陈布雷回忆录》较之1949年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的影印手稿，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翻印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根据影印手稿重新校雠排印的版本，在附录内容上有更多的扩展与充实，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可谓是一个翔实丰富的新颖版本，尤其在某些关键处，适以“按语”而延伸阅读，从中亦可见编者之用心良苦。

 一，从政不是他的始愿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陈布雷其人与事，仍不能简单地从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来加以认知或解读，从他的回忆录以及...

2010年第二天，网上就传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不上课”的消息。

开始不敢相信，去看萧瀚兄的博客，有答某君的文章，才知确有其事。萧瀚兄这样说：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程序，什么理由，以及什么人作出这个停课决定。报道上说停课是“或因介入公共事务太深”，是记者问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可能吧，并非我自己这么认为。我只知道下学期的选课单上没有我，本来至少有《中国宪政史》（本科部）或《经典著作导读》（研院）。至今院方也没有人跟我谈这件事情，可能他们太忙，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谈吧，这些我都理解，唯一不理解的是停课本身。当然，这件事还没完，我先看看再说。

 1955年初春，迁台后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代理院长朱家骅邀请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出任筹备处主任。

开始时并没有办公的地方，先后借过两处房子。直至这一年秋天，中研院迁南港新址，近史所亦随之搬入。这时中研院有史语所、数学所、近史所（筹）、民族学所（筹）四个单位（抗战后有十三个单位，完整迁台只有两所，其他十一所均留在大陆），相互挤在史语所的那幢二层小楼里办公，条件十分简陋，不少研究人员连摆放参考书的地方都没有。

南港中研院建在地壳断层之上，有人说这个地方曾经是鹭鸶的天堂。不过，近史所从一开始并未能真正成为培植专门人才的优质土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