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河，那么在上万年的流淌过程中，一定发生过无数次的“易道”。N年以后，当我们成长在这条河边的时候，早已经忘记了它本来的样子。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像《水经》这样的书，为我们记录下河流一路变迁的过程。

   这是我对写历史一贯的看法，今天读完范泓先生的《隔代的声音》，又加深了我的认识。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温故书坊”书系的其中一本，是本好书，希望大家看完我粗浅的介绍以后可以找来一读。我们或许早已忘了一些名字——有人反驳：我根本就不知道，何忘之有？好吧，这也没关系。兹举四人为例，我们来温习温习或认识认识他们。

一、高宗武和陶希圣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二十五岁从日本留学回来，先在中山大学任教，后给《中央日报》做特约撰稿人，他所写的关于日本问题的分析格外精辟有深度。不久，他被政府征聘。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高宗武加入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组织。陶希圣原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是“食货学派”的创始人。一九三七年生死存亡之秋，陶希圣弃学从政。但是很不幸，在洪流中他迷了航，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高、陶二人都不是有个人野心的政客。一九三九年一月，两人在香港会面。当他们得知汪精卫要在南京另立政府，都大不以为然。一九四○年一月三日，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两人从上海逃到香港，脱离了汪精卫的组织，史称“高陶事件”。他们本来都是优秀的学者——特别是陶希圣，却因为染指政治，最终落得为后人诟病的下场，这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启示啊？

 二、陶琴薰

   陶琴薰是陶希圣的次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陶希圣追随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陶琴薰爱国之心如铁，一定要和丈夫沈苏儒留在大陆。陶希圣当然很失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分别竟然就成了永别。共产党自接管大陆以来，对“反革命分子”清算的可怕程度是众所周知的。而在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中，陶希圣名列四十一号，这让陶琴薰万分惊恐。一九五七年毛×ד引蛇出洞”，陶琴薰也上了当。她上书这样写道：“领导对党员说话亲密，对非党员同志冷冰冰。”你看她多单纯！单纯的结果就是被整，她和丈夫沈苏儒被整得死去活来，在此不细说。只说陶琴薰死时的惨状：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肿胀，皮肤被撑得发光，轻轻一碰就破裂；每两小时要翻一次身，否则压在下面的皮肤会烂掉，每次翻身都遍体鳞伤。呜呼！谁能想到当初的爱国之举，换来的是这般下场呢？

三、雷震

   如果你连雷震和他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都没听说过，而且你还是大学毕业，那么你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悲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亡国的教训。思考的结果，一部分认为是“专制不够”造成的，另一部分则认为是“民主不够”造成的，雷震和他的同伴（如胡适、毛子水、殷海光等）就属于后者。于是，他们聚在一起办《自由中国》杂志，一办就是十年。他们以“是什么，就说什么”为宗旨，大力鼓吹自由民主。一九六○年，雷震因欲组反对党而被判刑十年，《自由中国》杂志最终衰亡。可是，正如殷海光说的：你可以消灭肉体，但是消灭不了精神。若干年后，国民党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自由中国》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路子是正确的，也不得不走了这条道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大费周折？真搞不懂这些政客心里怎么想——吃饱了撑的。

   我们推翻满清快一百年了，可是一百年来封建主义阴魂不散，歌颂清朝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甚至有人至今还怀念康雍干。哎……我实在觉得我们对民国的历史关注得太少。其实，民国时期有很多知识分子被我们长期误解，他们是很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番的。这不仅需要像范泓先生这样的独立写作人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每一个中国人主动地去寻找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