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海南兄，大作《上海上海》最近在央视一套和东方卫视播出了，听闻收视率还不错？

邓海南：我只有苦笑笑而已。

范泓：作为编剧，自己的电视剧终于播出了，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苦笑呢？

邓海南：你看了吗，感觉如何？

范泓：我几乎是在每晚十点半坚持看这部电视剧的。开始的部分，我感到还不错。无论故事还是情节，都较从容和舒缓，对旧上海的精神内核多有把握。

邓海南：平心而论，前三分之二还能一看。但后三分之一就被改得太不像话了，错误百出、逻辑混乱、因果倒置。一般不知情的观众反正稀里糊涂地看完就是了，也不知他们作何评价。但对我这个花心血写出它的编剧来说，看这个剧实在不是一种享受！好在我还有先见之明...

    我刊于《凤凰周刊》（2010年第28期）上《李昌，爱吃糖果的革命家》一文，最近两次被屏蔽，不知什么原因，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下？网易近来称要做“有态度的网站”，可现在看来，这个态度值得怀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李昌先生并非什么不同意见者，他是中共老一辈的革命人物，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的去世，中共高层十分重视，胡锦涛、江泽民包括其他政治局常委都送了花圈，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居然也要屏蔽有关他的文章，这样的事情真令人感到莫明其妙，对此，表示我个人的不满，并希望网站管理员能够恢复这篇文章，或再次表明一下你们的“态度”，不能处处都显惊弓之鸟状，否则，...

这一天，在扬州接到电话：李昌先生去世了。

尽管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李昌先生住进北京医院已有三年了，但这一刻，真的到来时，心里的那种“怅然”，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若失”。因为，不久前，是谢韬先生，再之前，是朱厚泽先生，他们就这样，一个个地走了。丁东兄说，今年是中国痛失思想家的一年，李昌先生虽然不是思想家，却是体制内具有鲜明个性的觉醒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他是一位对国家改革抱以极大热诚的身体力行者、推动者，改革三十年之后，仍在不停思考，寻找济世之方，这可能就是他的宿命，也是“一二.九”那一代人的宿命，从革命，到反思。

接下来，就收到李昌二女儿、万润南的妻子李玉发来的短信：我爸于九月三...

1926年，张季鸾主持天津新记《大公报》笔政，提出办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是复刊后的《大公报》，将以国家与民众利益为唯一利益，以社会公理与正义为唯一前提，真正发挥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这种独立的办报意识与主张，在当时，赢得民众对《大公报》的信任，复刊后不到八个月，发行数即有数倍之增涨。

张季鸾之所以代表《大公报》同人提出办报的“四不方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作为刚刚复刊的《大公报》，不得不对现实做出自己“审时度势”的考量。在他们看来，“如果报纸依附军政界的任何一派，都会随着该派的失败而倒台。……早晚革命军会打败军阀”（李瞻：《...

记者曾在沪上与他相见于程巢父先生家中，那晚暴雨如注，范泓姗姗来迟，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不停地道歉。原来他临时遇到了朱永嘉（曾任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组总负责人），遂决定不能错失良机，跟朱永嘉相谈甚久。

在范泓看来，这些特定人物拥有难以复制的历史记忆，稍纵即逝，决不能就此擦肩而过。

范泓很低调，他说自己是“边缘人”。

如今，他家住南京，但在扬州另购一套房，将主要书籍运到那里。潜心学术研究和写作，与区域中心的六朝古都相比，扬州安静祥和多了，更适合一个人将时光倾注于过往的历史烟云中。

对 话

本报记者 朱桂英

    我对李敖的为...

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比较关注扬州牧羊集团股权纠纷这件事，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其中的重要股东之一徐有辉是我的高中同学，之前，徐曾任扬州牧羊集团董事长。牧羊集团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共有五位大股东，即徐有辉、徐斌、李敏悦、范天铭、许荣华，徐有辉在董事长这个位子上坐了许多年。2005年，董事会选举李敏悦为董事长，接替了徐有辉，范天铭连任总裁，这两个人，原是徐友辉的手下，徐对他们多有信任，想不到后来竟招来祸事。按其董事会的章程，董事长三年改选一次，然至2008年，李敏悦突然不再召开每月例行的董事会，其中必有内因，徐有辉、徐斌、许荣华三人多次要求召开董事会，均遭到李敏悦的拒绝。不仅如此...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到底是朝代循环还是一场革命，尝有辩议。

不过，在某些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仅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而是包括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若从甲午战败之后朝野人士纷纷要求政制变革，以及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一史实看，这样理解亦未尝不可。因为所谓“革命”在事实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酝酿的一个结果。只是当时的“革命”在清廷看来，不过是一次次乌合之众的“造反”行为，手段为传统的暴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兴中会时期和同盟会初期)频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会的一系——— 会党，...

胡祖望是胡适先生的长子，高寿，在美国活到了86岁，较之其弟胡思杜多活了整整50年。胡祖望的夫人曾淑昭在胡适百岁诞辰之时写过一篇怀念文章，谈及她眼中的“家翁”胡适先生，曾淑昭平时是不大写文章的，因其一个人的百岁纪念，“这日子一世纪仅只一次，很特殊，很难逢”，所以，她要以其一瓣心香来恭祭先生的冥灵，“着重在家庭生活中生活点滴”，这种心情十分自然也很真实，可让人看见胡适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

1949年，大陆易帜后，胡祖望一家人暂居曼谷，四年之后定居台北。1958年，胡适先生从美国返台接掌“中研院”，胡祖望一家“每逢周日必至南港陪同午饭”，听先生畅谈掌故、时事及朋友间的趣闻。这时胡...

三十年前，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台湾，旧友陶希圣不胜伤悲，隔海撰文，追忆当年两人的交谊。其中有一个细节十分温暖：1935年前后，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杂志，顾颉刚与谭其骧办《禹贡》半月刊，并行于世。他们两人同在燕京兼课，顾每次开车途经西四牌楼陶的住处，总要把陶接上；各自完课，再同车返城，无论春风秋雨，从未间断，约有一年时间。顾与陶同为北大人，在学术上皆有建树，彼此之间，惺惺相惜。顾一直认为陶是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而在陶希圣眼中，顾则是一位“循循儒者”，每每谈及自己的事，“总是谦退不遑”。

不过，陶对顾颉刚当年某些选择却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