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海南兄，大作《上海上海》最近在央视一套和东方卫视播出了，听闻收视率还不错？
邓海南：我只有苦笑笑而已。
范泓：作为编剧，自己的电视剧终于播出了，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苦笑呢？
邓海南：你看了吗，感觉如何？
范泓：我几乎是在每晚十点半坚持看这部电视剧的。开始的部分，我感到还不错。无论故事还是情节，都较从容和舒缓，对旧上海的精神内核多有把握。
邓海南：平心而论，前三分之二还能一看。但后三分之一就被改得太不像话了，错误百出、逻辑混乱、因果倒置。一般不知情的观众反正稀里糊涂地看完就是了，也不知他们作何评价。但对我这个花心血写出它的编剧来说，看这个剧实在不是一种享受！好在我还有先见之明，出了一本书，保留了一个我自己的版本，否则的话，在电视剧的后半部上挂我的名，我会觉得脸红。
范泓：从故事前面来看，你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可以成立的。刘恭正这个演员没有选择错，左小青也胜任，我当时就是这样一路看了下来。至晓男被抓前后，我真的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对那一段历史没有这样来解释的，这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在从中作祟。所有人物的后代都成了革命者，至少也是激进者，这与现实就有一定的距离。“观念先行”的痕迹太明显了，近乎于闹剧。所以，我看过之后说，这是半部好剧，后半部可以不看，既没有情节，也没有冲突，甚至连纪录片也不如。所以，对这样一部电视剧，我内心感到可惜。其实，从结构上看，只要写到二战结束足矣。
邓海南：其实我结束得更早。按照惯例，剧本开拍前总要听取制片方和导演的意见再改一遍。制片方最初请的导演是梦继。2006年春节前我去上海和导演梦继、制片人鲁书潮见面谈修改拍摄的问题。鲁书潮认为剧本的最后几集比前面弱些，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剧本原来的时间跨度是从1911年写到1949年的三十八年，但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这一时间段的戏对几个主人公来说已是强弩之末。有一些大事件如金圆券风潮和蒋经国打老虎等在别的剧中也屡有表现，没有必要在我的剧中再写一遍了。在和导演梦继的交谈中我忽然悟到，其实这个剧除了人物之外还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是租界。剧中所有的重头戏，都是在租界这个地方发生的。
按照过去的观念，租界是个坏东西，是旧社会丧权辱国的象征。但在阅读了大量有关近代上海的文史资料后我感觉到，这个看起来很坏的东西其实也有它的另一面。对于清政府来说，外国人强行租去了一块地自己经营，明显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但是对生活在租界里的上海人来说，它就是一块好地方：在旧中国，哪里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是租界；哪里的工商业能够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是租界；哪里的言论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是租界。鲁迅如果不是住在租界里，很多文章恐怕都发表不出来。在哪里人身安全能够得到较好保护？是租界；甚至连中国共产党都是在租界里诞生的。哪里的平民百姓能够利用法律保障自己的利益？还是在租界。在剧中我写了三场官司：一个是洪正秋替茶役李本初诉大世界老板的官司，现在被他们删掉了。另两个是杜兰春诉王鼎松的离婚案和哈逊遗产案。这三场官司都是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的。在旧中国，在租界以外，哪里的平头百姓能为自己的权益打赢官司？还有，一碰到天灾人祸，周围地区都有大量的人口涌进租界以求庇护，这其实就是老百姓在用脚投票。所以对租界这个东西，要看到它是外国列强欺负中国政府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给了上海居民莫大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租界在上海造成了一个国际环境，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一个温床。
范泓：租界有它的两面性，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早引进现代文明的一块地方。我曾经与一位台湾文史学者讨论过这个观点，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可在事实上，租界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有着积极的一面。
邓海南：确实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后的深圳特区不也一度被人说成是租界吗？上海的租界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屈辱的，对住在那里的老百姓却有实惠的一面。在抗战的前四年，甚至中国政府都从中得到好处。“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后日军占领了上海，成为孤岛的租界依然在为中国发挥着它的作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并摧毁了租界。从此，上海这个东方巴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命脉便被侵略者之手掐断了！于是我的修改方案就是将人物命运截止在孤岛沦陷。从1911年故事开始到1941年结束，正好是三十年跨度，从而将剧本从四十四集改到四十集。
再写下去，有些历史层面上的东西也就不太好把握了，制片方说后几集不如前面好看，盖因于此。我改出了四十集的剧本交给了制片方，没想到不久之后制片方莫名其妙地换掉了梦继，另觅的这位导演从接手以后没有和我通过一次电话，更不要说和我当面探讨了。好吧，你不找编剧商量，能把剧本拍好也行，可是拍出来的《上海上海》，你越往后看就会觉得越不对劲。我也是看到后来才知道他们又舍弃了我改定的四十集剧本，又捡回了被我舍弃掉的前一稿四十四集剧本，并且做了许多不合常理的改动，有些改动之处真让我哭笑不得。
范泓：虽然是一部电视剧，但以十里洋场的旧上海作为大背景，与真实接近最为重要。我知道剧中人物佟光夫是以陈光甫为原型，顾业成以杜月笙为原型。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诠释就不能凭空想象，至少要重新加以解读，才可获得新的角度和认识。看得出来你对这位导演有诸多不满意之处，不过作为编剧，你的任务已完成了。至于导演的水平与认知，既然制片方选了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是他对剧本的阐释确实有问题。
邓海南：对剧本前半部分的改动还不多，主要是把刘恭正、顾业成、佟光夫和韩如冰统统都改成了同学和发小的关系。并且屡屡要展现韩如冰和刘恭正上小学时的一张纸飞机，上面写的竟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觉得实在是别扭。
范泓：把剧中人物关系拉紧一点，好像也可以吧。
邓海南：编剧技巧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原本没有关系的人物给建立起关系；但是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弄成同学和发小的关系吧。就像毛泽东和蒋介石有关系，是一种斗争的关系，你不能硬把他们弄成同乡；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是爱人关系，你也不能把他们弄成亲戚。在我的剧本中，刘恭正和顾业成确实是小时候的玩伴，而刘恭正和韩如冰、和佟光夫的关系是由事件来建立的，完全没有必要统统用同学和发小关系来黏合，这样事件的作用反而被削弱了。
范泓：我们来客观评价一下对你原剧本改编的得失如何？
邓海南：不客气地说，失大于得，而且失得太多。当然也有些可取之处，比如在大新舞台要斩刘恭正那一场，让王鼎松和顾业成也在场，就还可取。但加分之处和减分之处完全不成比例。越往后拍，就乱改得越不像样子，有时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程度。我可以举几例：在我原先的剧本中，写到了军统刺杀丁默邨这一历史事件，是用刘恭正的小女儿刘若男代替了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郑萍茹。在刘若男陷入险境时，刘恭正对韩如冰有一句台词：“她不是你生的你当然不着急！”而在电视剧中，导演用刘恭正的大女儿刘晓男取代了刘若男，原来的台词“她不是你生的你当然不着急！”竟被演员毫无改动地念出来了，可刘晓男明明就是韩如冰生的！这么荒唐的错误，居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播出了！还有刘恭正为了营救刘晓男，一方面转手万国西菜社，出让大世界，另一方面却又故意刺激森口义雄和李乐为，分明是刺激对方早点杀掉刘晓男。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行为呢？那是因为导演把时序弄错了，演《明末遗恨》向日本人示威，应该是营救不成后的反抗；用一个撤空了的万国西菜社来戏弄李乐为，应该是三个月以后的事，可导演统统提前到了晓男没救出来之前，于是观众就看到精明的刘恭正变成了一个大傻瓜，要用自己的愚蠢行为害死自己的女儿。而刘晓男在狱中时，对森口义雄说你们日本人已经占领租界了；可是等她被杀之后，才出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的情节推进。如此等等，连最简单的逻辑也不顾了。还有前面刘恭正对赫尔曼说韩如冰和梅倩要唱绍兴戏，镜头一换，她们俩唱的却是黄梅戏。犯了如此多的低级错误（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网友挑出的错误远比我挑出的多），开句玩笑说，这样的导演是在导演还是在捣蛋？连常识也不顾了？
范泓：错误确实比比皆是，有情节的错、台词的错，还有字幕的错。其实只要稍微敬业一点、认真一点，许多错误是不应该出现的。
邓海南：最让我觉得痛心的是他们对刘恭正这个人物的篡改。我给刘恭正定的人物基调是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娱乐商，他没有佟光夫的原型陈光甫那么高尚，也没有顾业成的原型杜月笙那么心狠手辣，聪明灵活是他的一面，讲究诚信是他的另一面，虽然唯利是图，但绝不坑蒙拐骗。他可以办赌场，但他绝不可以作弊。在我的剧本中，他让赢了钱的人拿走二十万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的赌场，只有让人真实地赢走钱，才会有更多的赌客把钱输进赌场，其实用不着作弊，赌场也永远是赢家。但是在电视剧中，不但让人赢走一万元都成了刘恭正做的局，他甚至在与韩如冰的赌局中用赌具作起了弊，这样的刘恭正还是刘恭正吗？
范泓：如此说来，我倒愿意对照着你的书看一下，电视剧的后半部分到底改成了什么样子？但是你也不必情绪过于激愤。
邓海南：不是编剧，自然不会有那种切肤之痛，就当个闹剧看看也罢。至于我，看的过程有一种吃苍蝇的感觉。记得当年鲁书潮看了剧本后给我发的短信是：“深动我心，一定合作。”现在我只能给他发短信：“当年深动你心，现在深痛我心！”戏拍成现在这个样子，导演是有责任的，而编剧与导演之间的理解误差，实际上暴露出现今影视界的诸多问题。
范泓：看来你对导演有意见不是一天了。指出剧中明显错误是对的，说明他们对剧本的不认真、不专业，甚至对史实的某些无知，才导致这部电视剧最终拍成了这个样子。这一点，你坚持批评是正确的。总之，你的剧本被糟蹋了，心情丧沮，甚至不满，但咱们就事论事，就不必骂导演了吧。
邓海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导演英雄主义》，批评的是某些成名导演感觉太好，作品却未必。比如张艺谋的《英雄》为专制招魂；比如何平的《天地英雄》，前半部堪称杰作，后半部却完全不知如何收场；还有冯小宁的矫揉造作和完全没有方位感，竟然可以让人从黄河的壶口瀑布掉下去再从西藏的湖边浮上来……
范泓：现在某些导演确实自我感觉太好了，恐怕是被目前这个浮躁的社会风气给捧坏的。
邓海南：真正认真敬业的导演不是这个样子。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影的姚寿康导演对我说过的话：“拍电影就好比双手捧着一捧水从一楼往四楼走，走上去后手掌里还剩下的那些东西就是电影。我们当导演的就是要努力捧好这捧水，尽量少损失一些，能有所增加则更好。”这段话说明了一个导演的认真和敬业。而现在我碰到的这位导演，只是在编剧提供的水里浸一下手，然后甩着手走到四楼，回过头来得意洋洋地宣布：大家看好了，这是我的《上海上海》！
范泓：这个比喻挺有趣，也挺刻薄！
邓海南：我写《上海上海》，贯穿其中的是一个“信”字。刘恭正和佟光夫经商讲信用；韩如冰做人守信义；顾业成虽然身为帮派头目，也有他的一套信和义，还有其他那些人物，只要不是反面的，基本都是守诚守信的人物。民国时候的那个大上海，那个商业、金融、文化和市民生活都很发达的东方大世界，并不是靠纸醉金迷堆积起来的，而是靠无数辛勤和聪明的经营者的诚信积累起来的。即便在那个老上海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改变了以后，上海出产的商品依然是全国老百姓心目中最能信得过的东西。人们信的是什么？是质量！而质量是由信誉来保证的。在这部剧的写作过程中，对那个已经消逝了的老上海，我是心向往之的；对那些上海人，我是充满敬意的。可现在，当这部电视剧终于播出，看看剧中我写的那些人，再看看拍摄这部剧的导演和改编者，还有制片人，我觉得，他们的为人做事比剧中人差了很多。所以，我要说出我的话：你想真正了解《上海上海》，就不要太把播出的这个电视剧当一回事。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找一本印在纸上的《上海上海》来看，那才是一个真实的《上海上海》。
刊于2010年10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对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