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郭向阳 文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抗战精神，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抗战精神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品格。
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本性”品格，自强不息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刚性”品格，厚德载物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柔性”品格，艰苦奋斗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韧性”品格。中国抗战精神，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忠报国、艰苦奋斗等传统伦理精神相承接。“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利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3]640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抗战精神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品格。
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厦，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品格支撑。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伟大的中国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本性”品格。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天性”或曰“本性”。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表现为一种对祖国具有强烈而真挚的情感，而且体现为对祖国勇于担当的责任和义务。
关于“爱国”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典文献《战国策》。《战国策·西周策》云：“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中也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说法。《论语·宪问》中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称赞管仲为仁，其理由即是管仲为保卫华夏文化不受夷狄的凌侵。可见，中华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从“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屈原，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从“精忠报国”的岳飞，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文天祥；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到“一身报国有万死”的陆游；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孙中山，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等等，无不彰显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芒。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忠实地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壮举。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实践中得到了历史继承与时代升华，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迅速组织起来，仅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就组织40多个救亡团体3000多人的宣传队，奔赴抗日前线慰问演出，被誉为“文化战斗的游击队”。南京沦陷后，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武汉。
当时，国民党抗战比较积极，在文化领域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设动员群众、艺术宣传、对敌宣传3个处，成为中国共产党扩大文化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 《烽火》、长沙《抗战日报》、武汉《全民抗战》、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成都《金箭》等。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等报刊，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导向标。
随着抗战文化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如《保卫卢沟桥》 《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剧目，《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歌曲，《卢沟桥演义》等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卢沟桥事变》《八百壮士》等影片，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等，特别是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凝聚全民族抗战之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
总之，抗战文化的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传和推动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战线。
延安是当时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或组织的文艺团体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人才辈出，优秀作品涌现。比如诗歌像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向太阳》等，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最为激动人心，歌声悲奋激扬，激发人们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同时，延安成立抗日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克劳什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文化协会等30多个学术团体，发行《红色中华》《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报刊30多种，不但出版马、恩、列、斯著作50多种，还出版了大量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大众哲学》《中国通史简编》《孙子兵法》《战争论》《总体战》等名著。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民族化，还表现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意识，如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过春节时写对联和贴年画宣传抗战，就是敌后军民文化的真实写照。当时的对联有“群策群力抗战到底，一心一意争取胜利”“春耕夏耘努力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秋收冬藏屯积公粮增加抗战力量”等。过去每家门上贴的《麒麟送子》《老鼠娶妻》一类的年画，已被《抬伤兵送茶饭》《妻子送郎上战场》一类的年画所代替。春节文化是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和折射。
敌后抗战文化的各类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八路军广大指战员战斗行动或创建抗日根据地斗争的艺术反映和折射。其表现形式和风格以北方陕、晋、冀、鲁、豫诸省特征为主。如人们所熟悉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五台山下》、邵子南的《地雷阵》、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柯仲平的《血泪仇》秦腔剧本、孙犁的《荷花淀》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仍是红色经典。
敌后抗战文化紧紧围绕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来展开，它既是团结、教育和鼓舞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食粮，又是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比如，八路军的文艺宣传作用非常突出，如著名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1937年10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在6个多月里，行程3000余里，途经16个县（市）、60多个村庄，演出100多场，在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1月，“西战团”再次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一直至1944年4月。先后创作60多部剧本，创作和改编民歌400余首，并组织演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活跃着各种抗日文艺团体，既有从延安来的八路军总部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有第一二九师的先锋剧团，还有晋察冀边区行署下属的太行剧团。各军分区、各县都有剧团，各村则有秧歌队等。晋察冀军区的每一个军分区都有一个剧社。抗日文艺团体紧跟当时的形势任务来创作排练文艺节目，《八路军军歌》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此外，八路军各文艺团体以战斗前线作舞台，部队打到哪里，行军走到哪里，军旅文化就开展到哪里。他们既是演员，又是战斗员，经常配合部队打扫战场、看押俘虏、护理伤员等。
敌后抗战文化以其独特的吸引力，鼓舞、感召抗日军民，直接服务于抗战，成为争取友军、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瓦解敌军的重要软实力。1938年初，八路军烽火剧团奉命在陕北慰问从抗日前线撤回休整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官兵，为了鼓舞友军的抗日之举，剧团当天就赶编了赞扬赵寿山将军的活报剧，在舞台上高悬大字横幅“慰问赵寿山将军及全体官兵联欢晚会”。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 《打回老家去》等剧目，反映了日军侵占东北、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抗日豪情。之后，赵寿山还请八路军烽火剧团输送一些文艺人才帮他们成立剧团以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东北军将领看完八路军烽火剧团的演出后感慨地说：“你们的一场戏比几次政治课还管用，真是受教育啊！”
晋察冀军区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注重开办日语训练班，制发各种宣传品、标语、口号等，特别是利用经过教育的俘虏在战场上向敌人喊话，收效显著，仅1939年五六月大小龙华战斗，就生俘日军官兵14人，半数以上为自动缴枪投降过来的。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第一个日军俘虏前田光繁很快变成第一个“日本八路”，并于1939年11月7日发起组成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1942年8月，华北各地的“觉醒联盟”统一改称为“反战同盟”。据1944年统计，“反战同盟”支部有13个，成员达223人。侵华日军视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实为皇军之大患”。
综上所述，抗战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对于动员、鼓舞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论持久战》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文化亦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个杰出符号。
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顽强，抗击时间如此漫长。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蕴藏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这不仅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永恒动力，值得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
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将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是我们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基石，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最强大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让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一个个抗日英雄就此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英雄辈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战争的胜利，与此同时，一些小的人物也将爱国主义体现的淋漓尽致。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国家的正确领导和人民团结一致的结果，抗日战争经历了非常艰苦的岁月。当这种难熬过后，我们所积累的将是中国民族自强不息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就此而诞生。而在新时代下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弘扬民族精神。让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传承下去。
没有人愿意经受苦难，但正是因为苦难锻造出我们中华民族坚强的意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艰苦朴素，厚德载物。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动力，我们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历史，同样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当我们处于安全和和平的时候，我们民族精神体现得并不是非常明显。而当发生一些灾难和大事的时候。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会体现的淋漓尽致。当地震，洪水，雪灾这些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各地人民将伸出援手。帮助灾区一起共度难关。同样，国家和我们的同胞们，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灾区人民灾后重建，我们也将成为灾后重建最快速的国家，爱国主义不是头还是行动。当疫情到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有主人翁意识。积极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在武汉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我们各个地区的医护人员。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宁愿放弃自己的小家，也在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危着想，一个个年轻的护士。也都成为了最美的逆行者。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敬业的一种体现。而困难和灾难也将诞生出许许多多的英雄。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英雄辈出的国家。我们崇尚英雄。我们也争当英雄。在中国从来不缺乏标杆和典范，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英雄和典范，我们才给青少年建立了更多的榜样，作为中国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承担自己肩上的责任。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
抗战时期，胡小石、陈寅恪、郭沫若、游国恩、俞平伯、唐圭璋、缪钺、王季思、程千帆等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无不积极参与到抗战文学活动中。还有一大批满怀报国理想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陆续进入延安，成为抗战文学中颇具活力的力量。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进攻江湾和吴淞。从浦江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与北平知识分子的抗日热情，以及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抗战活动的情形：陈寅恪欲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浦江清称“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1]；陈铭枢痛击日军，浦江清称其为梁漱溟弟子，“自是比较有思想毅力、能立得住之人。于此可见中国旧学之功，人格教育之要”（《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3页）。在北平，章太炎也在奔走呼号，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的行为，主张积极抗战；1933年，长城内外危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章太炎便放下经书，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2]。
“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戕害。他们炸毁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总厂，致使当地多种期刊濒临停刊、许多善本古籍化为灰烬。“八一三”淞沪大战后，日军攻入上海，许多中国善本古籍被付之一炬。据郑振铎回忆，他当时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里的古书，被烧掉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他在上海的寓所则被日军扫荡，失书十余箱，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说唱本被洗劫一空。这激发起郑振铎“遇书必救”、保护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他自觉担负起保存中华民族文献的重任，誓言“要把这保存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在他身上，“爱书、爱学问与爱祖国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3]。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抗日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邹韬奋、章太炎等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1936年10月，林徽因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中签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海外学者，纷纷回国参加抗战救亡工作。1937年7月，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不忍故国涂炭，生民倒悬，慨然踏上归国的旅程，并作《归国杂吟》，表现出献身民族解放神圣事业、甘愿毁家纾难的牺牲精神。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各高校迅速联合起来，呼吁抗日。俞平伯在日记中记下日军进城时让人不寒而栗的场面，以及他对这次事变触目惊心的感受，并“在朱自清劝导下拒不入世，以免有失节之虞”；“也就是那时候，文人生活发生了逆转。比如胡适、沈兼士走上抗战之路，周作人变成了附逆之人，老舍由中立作家一下子担起文坛重任”[4]。
上海文化界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1937年7月10日，一百多名知识分子成立抗日救亡筹备委员会；之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著名人士蔡元培、郑振铎、茅盾、巴金、欧阳予倩等83人被推举为理事。当时上海的《文汇年刊》，既是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又是刊发纯学术作品的专门刊物，其中文学部分由郑振铎负责编写。这个时期，郑振铎潜心学术，编成《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其书生报国之情，跃然纸上”（《西谛书话的启迪》）。
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文史哲研究专家积极投身学术研究，通过丰硕的研究成果表达他们热爱传统文化和书生报国的赤诚之心。朱自清《经典常谈》、《语文零拾》等，完成于此时；1940年以后，朱自清又与叶圣陶合作编著《精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书，与浦江清创办《国文月刊》；王力出版“语法三书”；许维遹纂集《管子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国语校诂》等；陈寅恪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雷海宗与林同济合著《文化形态史观》；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陆续完成；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出版。
西南联大空前的学术繁荣，一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战争阴霾，为全国抗战输入了丰富的精神营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大多也是站在服务抗战的立场。例如，冯友兰《新事论》即结合抗战形势指出，中国在这场不平等的战争中，将依赖自商周以来的“一贯底一种国风”（即“在中国社会里，道德底价值，高于一切”）“支持下去”，并“在这种国风里得救”；而中国人的组织力、道德力，将使中国永远保持“虽退而不溃”、“虽败而不破”的态势[5]。可以说，大后方的学者们潜心研究，做出了领先时代的一流学术，为支持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些书斋学者，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闻一多，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以《诗经》、《楚辞》、乐府、神话等上古文学为主。他的《伏羲考》、《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端午节的历史教育》等，对读者了解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与文化渊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闻一多在1946年2月给闻家騄的书信中写道：
曩岁耽于典籍，专心著述，又误于文人积习，不事生产，羞谈政治，自视清高。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6]
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自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境界。
疏散至长沙、重庆等处的商务印书馆，也在这一特殊时期，推出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冯友兰《新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于1939年版）、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等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处在抗日第一线的爱国学者，仍然不忘学术职责。即使在非常艰苦、非常危险的抗战前线，他们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张煦侯的《通鉴学》，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淮北苏皖边区洪泽湖东岸，距敌人前哨不过十二华里的一个村子里”[7]写成的。还有一些学者，直接投身到抗日前线战场。1942年6月，日军侵扰浙江金华与江西上饶，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姚名达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团长身份带领团员奔赴抗日前线；7月，姚名达遭遇日军袭击，英勇牺牲，时年37岁。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为学术研究做出的又一特殊贡献。1940年1月，范文澜到达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与中册陆续完成并出版；1942年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出版。此外，翦伯赞《中国史纲》、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都先后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完成。这些历史著作，从宏观上阐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抗战时期，旧体诗词与其他曲艺形式，成为当时文人抒发爱国情怀、宣传抗战的重要文艺形式。他们组织诗社，积极参与活动，以旧体诗词为武器，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吴宓参加椒花社与击钵吟社，杨树达参加五溪诗社，朱德、吴玉章、陶铸、吕振羽等参加怀安诗社（1941年9月成立于延安），李一氓、范长江、阿英等参加湖海诗文社（1942年10月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聂荣臻、成仿吾、田间、沙可夫等参加燕赵诗社（1943年2月由邓拓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起成立）[8]。大后方重庆的抗日爱国诗社如饮河诗社等非常活跃，其中有很多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如俞平伯、朱自清、缪钺、郭绍虞、吴宓、王季思、程千帆、沈祖棻、萧涤非、曹聚仁、陈寅恪、游国恩、谢无量、夏承焘、浦江清等，都是诗社的重要成员[9]。
1938年，卢冀野在武汉创办《民族诗坛》，专门发表旧体诗词，其宗旨是“‘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作品多以控诉日本侵略，表达国土遭受蹂躏的愤怒、憎恨、厌恶、悲哀之情为题目”[10]。郭沫若、胡小石、马一浮、董必武、汪辟疆、李根源、黄炎培、章士钊、沈钧儒、古直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诗文。1939年，老舍在洛阳，赋诗《过天津桥》，以“桑麻未异丰年景，刀火偏多报国心”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1942年，他又撰写了纪念“七七事变”的旧体诗歌《七七纪念》，以“多情最是芦沟月，犹照英雄肝胆鲜”讴歌抗战英雄。缪钺曾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撰写古风《京阙篇》“哀北平之沦陷”；1939年日军轰炸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后，他写诗“赋此志愤”；1944年12月日寇侵犯贵州，他又写诗表达对日军侵略的痛恨之情（《缪钺全集》，第8卷，第26、30、44页）。
抗战时期，沈祖棻创作了大量爱国诗词，这与她对词的独特认识有关。她在为其弟子合刊之《风雨同声集》序中说：“在昔南宋群贤，觏逢多故，陆沈天醉之悲，一寄诸词，斯道以之益尊。今者，岛夷乱华，舟覆栋倾，函夏衣冠，沦胥是恫，是戋戋者，乌足以攀跻曩哲。然其缅怀家国，兴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几万一合乎温柔敦厚之教······”[11]可知沈祖棻将古典诗词作为抗战时期保存中华道统与诗教、缅怀家国的重要形式。这为其赢得了“当代李易安”的赞誉。沈祖棻旧体诗词的代表作是《涉江词》，大多反映了真实的抗战情景：《菩萨蛮》称“丁丑之秋，倭祸既作，南京震动”，词人反复申说流离之苦与怀念故园之情：“仓皇临间道，茅店愁昏晓。归梦趁寒潮，转怜京国遥。”“徘徊鸾镜下，愁极眉难画。何日得还乡？倚楼空断肠。”“长安一夜西风近，玳梁双燕栖难稳。愁忆旧帘钩，夕阳何处楼？”（《沈祖棻诗词集》，第53—54页）1939年，沈祖棻撰作《霜叶飞》，记录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感受：
岁次己卯，余卧疾巴县界石场，由春历秋。时千帆方于役西陲，间关来视，因共西上，过渝州止宿。寇机肆虐，一夕数惊。久病之躯不任步履，艰苦备尝，幸免于难，词以纪之。
晚云收雨。关心事，愁听霜角凄楚。望中灯火暗千家，一例扃朱户。任翠袖、凉沾夜露。相扶还向荒江去。算唳鹤惊乌，顾影正、仓皇咫尺，又催笳鼓。 重到古洞桃源，轻雷乍起，隐隐天外何许？乱飞过鹢拂寒星，陨石如红雨。看劫火、残灰自舞。琼楼珠馆成尘土。况有客、生离恨，泪眼凄迷，断肠归路。（《沈祖棻诗词集》，第61页）
这些创作，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用血泪凝成的书，是抗日战争时期形象的历史”[12]。唐圭璋的《兰陵王·成都遭敌机空袭》，则记录了成都遭日机轰炸的情景：
晚烟幂。云里残阳渐匿。千家院、消受好风，隔沼临花卧瑶席。哀音恨警急。赢得。仓皇四逸。通衢上、争走竞趋，一霎黄尘乱南北。 郊行长叹息。奈犬吠篱根，鹃诉林隙。畏堤分水新秧碧。嗟忽溜珠钿，骤遗鸳履，排空机阵似雁翼。但潜避茔侧。 悲恻。弹雨密。料血染游魂，楼化瓦砾。城阃火炬连天赤。记曲岸酬酒，翠帘飞笛。伤心今夜，冷露里，万户泣。[13]
日军的暴虐、民众的恐慌、诗人对敌人的痛恨，皆在词中有所表现。
郭沫若在抗战剧改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41年，他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宣扬舍身报国的牺牲精神、揭露并挞伐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赵景深则采用传统文艺形式，创作出《平型关》鼓词,讴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英勇事迹。
台湾的抗日运动，始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终于1945年抗战胜利。在日本对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殖民占领期间，台湾涌现出大批描述日军在台湾残酷统治、台湾人民奋起抗争的旧体诗作。丘逢甲、洪弃生、连横、许南英、赖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旧体诗人[14]。
1945年9月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签订投降书，陈寅恪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15]王季思“倭奴百万终低首，地下英灵省否？樽前一局兴亡，眼底八年抵抗。与君举酒对斜阳，别有豪情万丈”（《小令•醉高歌八首，抗战胜利日作（其四）》）表达了同样的心境。
二 国难文学：唤醒民族意识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文学”的编纂活动逐渐成为学术出版界的热点。这个命题的提出，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讴歌民族英雄与爱国志士，宣扬民族正气，号召人们重温爱国诗词，增强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鼓舞人民奋起抗争。
吴贯因的《国难文学》[16]，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选录历代具有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的诗、词、戏曲等一百余篇。当时作者“痛国人之不竞，因辑《国难文学》若干篇，于《北平晨报》发表，期作国人之兴奋剂”，并希望“海内同胞，倘读之而有同感焉，则闻鸡舞剑，勿忘复楚之心；尝胆卧薪，必有沼吴之日”。王卓然认为“是书足以培植国民爱国心理，医治要人好为空言不负责任大病”[17]。《国难文学》问世后，热河沦陷，国势急转直下，吴贯因续编《国难文学》，续选诗、词、曲、赋等六十余篇，“冀以哀痛之音，保同胞之自省，国人之天良未汩没者，得此兴奋剂，或能淬励品性，以求自拯而并以拯国”[18]。与“国难文学”相关的其他作品，如孙俍工与孙怒潮《中华诗选》（中华书局1933年版）、邵元冲《军国民诗歌选》（建国月刊社1933年版）、李宗邺《注释中国民族诗选》（1—6集）（中华书局1935—1936年版）、等，也相继出版发行。
“国魂”是“国难文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提振全国人民的士气，激发全国人民坚持抗战、英勇抗战的斗志。此类作品有王家棫《国魂诗选》[19]、叶长青《国魂集》[20]等。陈衍在《国魂集》序中提倡国民应重视“国家”之“国魂”与“国性”之关系，希望“读是集者，由知国之有魂，庶几渐复其性，而成有性之国”（《国魂集》陈衍序）；刘通也发出了“一人之心死，则其人亡；若一国多数人之心死，其克保乎”的叩问（《国魂集》刘通序）。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鞭笞战争罪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非战”文学，如朱炳煦编《唐代非战诗选》（《欣赏丛书》，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选录诗歌五十余首，前有介绍唐代非战思想的产生、非战诗的历史和评价等文字。
1936年1—3月，为唤醒民族意识、提高国民抗战士气，邵元冲编选《民族正气文钞》，“拟就宋、明各代之忠烈文字，精选数十篇，略加解说，汇刊二编，以作时人衰萧之气”。该书收录宋代以下抗击外族入侵英雄如李纲、岳飞、文天祥、俞大猷、戚继光、史可法、张煌言、顾炎武、黄宗羲、秋瑾、林觉民、黄兴等63篇文章，认为“民族之精神，必以民族文学表现之，民族文学之中心，必存于古今来忠烈志士之文字”[21]。1936年，范文澜撰写的《大丈夫：范文澜说英雄》由开明出版社出版，选取张骞、苏武、班超、岳飞、陆秀夫、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黄道周等25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物，同时也揭露、批判了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和民族败类。袁清平编《四大民族英雄岳文戚史集》（军事新闻社1935年版），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四部分，收岳飞75篇、文天祥54篇、戚继光33篇、史可法49篇。袁清平在《弁言》中说：“四公为民族奋斗之精神，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百世之下，犹有生气。其视野、其文章，诚足以感奋后人，唤醒民族者也。”其他还有李剑翁与袁清平《民族浩气诗文选》[22]、宁调元《民族诗话》[23]、胡怀琛《五忠集》[24]等。抗倭名将戚继光与俞大猷的诗文，更能切合当时“抗日”主题，因此邵元冲《俞大猷戚继光诗文钞》（建国月刊社1936年版）便应运而生。该书包括俞大猷《正气堂诗文钞》和戚继光《止止堂诗文钞》两部分，共收诗文一百余篇，末附王扶生《俞大猷戚继光合传》（《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第213页）邵元冲在序中盛赞二人为救国之才，认为此书“不仅专为治兵者而言，即国人积愤于国耻，而欲以雪耻自任，力求所以报国者，亦宜诵习二公之书而服膺其言行”[25]。
“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族抗战开始，“国难文学”的表现主题更加丰富，呈现出积极抗战、不畏牺牲、乐观自信的文学风貌。首先，强调“民族正气”和“民族意识”、宣扬民族英雄的选集大量出现。突出“民族正气”的著作，有陈其昌等编《民族正气诗钞》（上海经纬书局1936年版）、张长弓《先民浩气诗选注》[26]、火光波《民族正气文选》（上海经纬书局1940年版）、猎人编《正气诗钞》[27]、吴召宣选注《两浙正气集》[28]等。突出“民族意识”之作，有卢前（即卢冀野）《民族诗选》（黄埔出版社1940年版）、李才采《民族诗文选》（1941年自刊本）、缪钺《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青年出版社1943年版）、赵景深《民族词选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当时诗选较多，缪钺与赵景深的词选就显得意义非凡。缪钺《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有“南宋初之民族词人”、“辛弃疾”、“辛派词人”、“南宋末传之民族词人”几个部分，“是先生在抗战期间，为激励青年爱国精神而写就的一部普及读物”[29]。赵景深《民族词选注》收历代歌颂民族气节之词，自五代至民国，共收词人73家、词128首，其中选录南宋辛派词人最多[30]。另外，还有宣传民族英雄的作品，如黄源澄《抗建文鉴类纂》（东南书局1943年版），选录历代反映抵抗外患的文章44篇、诗词52首（《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第211页）；以然编《关中民族英雄抗敌歌》（一名《十二个御侮故事》[31]，辑录张骞、班超、苏武、马援、李靖等12人编写的抗敌歌（十个字一句的韵文）。
其次，鼓励从军抗战、宣传爱国和革命精神的诗歌选集不断涌现。章桢《非常时期之诗歌》[32]、刘万章《木兰歌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罗锡岸《从军诗选》[33]、许永璋《从军乐古诗选》[34]等，主要宣传从军抗战主题。爱国诗文选集如李宗邺《满江红爱国词百首》（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汪静之、符竹因选注《爱国文选》（1-3册）（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版），选录先秦至明清历代爱国将领及文人学士撰述的文章二百余篇，作者包括司马迁、左丘明、墨子、班固、岳飞、文天祥、梁启超等数十人，书前有汪静之《爱国文学是国家的维他命》代序。
最后，开始出现直接反映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国难文学”选集。阿英对“国难文学”的贡献甚大，他创作或编纂的以晚明题材为主的戏剧、揭露近代外来侵略的小说，都是“国难文学”中的精品。在抗战的艰难环境中，阿英曾不遗余力搜集小说孤本、残本，特别注重与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庚子事变等国难题材有关的小说。1938年，阿英写成《国难小说丛话》（收入阿英《小说三谈》），其目的是以“国难小说”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其中《台战实记》、《梦平倭奴记》、《旅顺落难记》、《救劫传》、《庚辛剑腥录》、《旅顺实战记》、《日中露》等，都是与“国难文学”有关的作品。《旅顺落难记》以目击者身份描写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杀劫掠，真实痛切。阿英评论说：“日人今番侵略中国,其凶残自不让于甲午时期。平民妇孺，被奸被杀被轰炸之惨，稍有人性者，无不奋起。”[35]在评价《旅顺实战记》时阿英说：“盖中国已非四十年前之中国，已不复能任人宰割，任人在自己领土上作战矣。”1937年，阿英编就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36]，是抗战时期的“国难文学”作品总集，对宣传抗战、鼓舞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阿英《中日战争文学集》（成书于1937年底，北新书局1948年版），分奏疏、论著、诗词、杂文、小说5编，书前有阿英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论》，书末附《甲午中日战争书录》（《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第210页）。阿英认为，甲午战争文学中的诗词作品既多且精，当时官民反对和议的奏疏和杂文也非常犀利。同时，阿英还指出了该书的时代意义：“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唯攻足以代守，唯长期战足以胜日，此50年前之主张，固吾人今日所采取之战略也。甲午战争之教训，其有关于今日之抗战，岂浅显哉。”（《中日战争文学集》叙例）此欲从甲午战争中汲取历史教训，以有益于当时的抗战。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始编纂于1938年，北新书局1948年版），分奏论、论著、战纪、小说等5编，收诗文五十余篇，书前有《中法战争文学论》，末附《中法战争书录》，目的是“当时朝庭清醒之士，及一般民众，固未尝不愤慨填膺，竭力主战，并见此役在文艺上作如何之反映也”。在奏疏部分，专收主战派代表人物彭玉麟、张之洞的奏疏以及抗法名将刘永福的战斗檄文，体现了编者对主战派和民族英雄的敬意。但当时的战争后果却是：“越南之战，法以不胜而胜，我以不败而败，奇耻大辱，伊谁之咎？煎雪前仇，亦唯吾人任之矣！”（《中法战争文学集》叙例）可见阿英编纂此书，也是想从中法战争中吸取历史教训，为抗战服务。
三 民族文学：追寻民族灵魂
20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提出了“民族文学”的命题，但由于最初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因而受到鲁迅、瞿秋白以及其他“左翼”文人的猛烈批判。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文学”再次被提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为抗战文学起到了积极作用[37]。沦陷区与抗日根据地的文学，也因此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38]。
从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民族文学”这一命题，至少有两个积极意义：一个是颂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抗日精神和爱国思想的有机结合，号召国民摒弃人性鄙陋、发扬优良传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增强民族复兴的信心；另外一个是揭露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重新提振“民族精神”。陈遵统《中国民族文学讲话》，提出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三点前提：一是标本兼顾，既要主张激昂慷慨的抗战文学，又要关注忠、孝、仁、爱的传统思想；二是消积并采，既要推崇意气风发的文学，又不忽视那些悲凉抑郁的作品；三是言行互重，既要诵读名人嘉言，又要效仿先贤懿行。作者在《结论》中还认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包括仁、爱、忠、孝、礼、义、廉、耻等美德）是优秀的，即便有坏处，也是后天性的，易于克服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建国出版社1943年版，第216页）。作者选取作品，本着“略于古而详于近，略于平世而详于变时”的原则，明清及现代的数量接近一半，又以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为特多。最可贵者，“民族文学”蕴含着“民族复兴”的信心，郑贞文即称：
稽之于古，《书》之《盘诰》，《三百篇》中之《国风》，及楚辞，南北朝之歌，晚唐之诗，宋元之词曲，于抒写性情中，复寓当时之史迹，风尚；其尤著者值播迁变乱之际，往往以文字寄其忠变之思；即使易代亡身，千载后读其遗著，亦复淬砺奋发不能自已，如宋岳武穆之《满江红》词，文文山之《正气歌》，郑所南之《心史》等，虽无裨于当时，而潜蕴默化足以树民族复兴之基，厥功甚大。
易代之际体现出来的“忠变之思”，能使读者“淬砺奋发”，且“潜蕴默化足以树民族复兴之基”。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需要向国人讲述与宣传的重要思想。抗战中的卖国投敌者，就是因为“民族精神之坠落，民族思想之衰薄”，因此，“灌输民族精神、民族思想，实为当今之急务”（《中国民族文学讲话》梁孝瀚跋）。陈遵统在《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一书写成之后，还“就前所编《中国民族文学讲话》中，取宋明两代之爱国文学裒成一册，另付剞劂，盖以宋明两代为爱国文学之全盛时期，而卷帙既简，易于浏览”；其目的就在于倡导“寄托于爱国文学”之“国民精神”（《宋明爱国文学》梁孝瀚序，第2页）。
“民族文学”的主题，就是揭示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学存在的传统，并从中总结历代民族英雄的反抗经验、揭露外族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赵景深《民族文学小史》（上海世界书局1940年版），重点考察宋、元、明、清的民族文学史，书末附《杜甫逃难》、《戚继光精忠传》、《明末遗恨》、《江阴义民别传》、《嘉定义民别传》等，通过“破家亡国之痛”激发人民的抗争斗志。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重庆三友书店1943年版），包括《宋辽夏金元种族战争中的民族文学》、《明代边患倭祸反映中的民族文学》、《明清剧烈的种族战争中民族文学运动的展开》、《由对外战争到最后的国内种族战争间之民族文学》四个部分，论述了宋代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文学发展史，重在揭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边患”、“倭祸”、“种族战争”、“对外战争”等问题。
职是之故，探寻中华民族在异族入侵过程中的历史教训和复兴之路，为国民指出一个光明的抗战前景，便成为“民族文学”的一项主要任务。梁乙真《民族英雄诗话》[39]，分别论述“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近世中华民族萎弱的原因及其复兴之路”、“历史上外族侵入中国后的统治政策”、“历史上汉民族反抗异族统治运动的策略”、“民族战争的历史教训”，并论述宋、元、明、清100位民族英雄的事迹。
关于“民族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沈薇有详细的阐述：
民族文学之所以别于一般所谓“纯文学”者，不在它的形式而在它的内容。关于内容，可分为两项，一是质素，二是题材。所谓质素者，简言之就是爱国家爱民族的情绪。至于题材，也可分为三方面：一是自然界（包括自然现象），二是动的社会现象（包括过去的与现在的两种），三是超自然社会的意识精神。[40]
这就对抗战时期“民族文学”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服务于抗战需要的同时，也从内容与形式上推动了自身的发展。直到今天，抗战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仍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四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凝聚民族意志
1940年底，由于日机对大后方的狂轰滥炸，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家迁徙到四川宜宾李庄。抗战胜利后，其子梁从诫曾经问过林徽因：“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林徽因表现出来的效仿屈原的“投江”之志，正是梁从诫评价的“中国汉族读书人的那种传统的‘气节’心理”[41]。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我们民族面临着深重灾难的岁月里，很多知识分子首先想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更加坚定了宁死不屈的斗志。
郭沫若高度重视屈原研究在抗战文学中的学术价值，他说：“正当屈原的纪念在民间逐渐失掉它的本意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局面又处到了二千多年前楚国所遭过的境遇，外有比虎狼之秦更残暴的日寇，内有比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楚怀王和郑袖等等更坏的卖国君臣，因此屈原的影像又特别放大了镜头。”[42]1935年，郭沫若完成专著《屈原》（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论述屈原的生平、作品与思想。他从此一发不可收，相继完成《蒲剑集》（重庆文学书店1942年版）、《屈原研究》（重庆群益出版社1943年版）等专著，还创作了话剧《屈原》。他在《关于屈原》中盛赞屈原：“他是为殉国而死，并非为失意而死。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多造些角黍，多挂些蒲剑和藤萝，这正是抗战建国的绝好的象征。”[43]在《蒲剑·龙船·鲤帜》中说：“抗战以来，因为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要使日本民众知道端午节的意义是在整饬自己乃至牺牲自己以拯救正义，在东亚才能有和平出现的一天。”[44]
屈原与楚辞研究，之所以在抗战时期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主要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与屈原相同的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政治环境。而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又给抗战时期的爱国学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对普通百姓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闻一多、游国恩、苏雪林、姜亮夫、刘永济等人，都是屈原与楚辞研究的杰出代表。如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收录《屈赋考源》、《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论九歌山川之神》、《楚辞讲疏长编序》等9篇楚辞研究论文（《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第158页）。闻一多的屈原与楚辞研究主要有：《天问释天》（《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4期）、《读骚杂记》（《益世报》1935年第5期）、《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4期）、《离骚解诂》（《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1期）、《楚辞校补》（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等[45]。苏雪林先后出版了《<九歌>中的人神恋爱问题》、《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楚骚新诂》、《屈赋论丛》五种著作[46]，其《蠹鱼集》（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亦收有屈原研究的文章。苏雪林将《天问》等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大大拓展了楚辞研究的世界视野[47]，体现了“二战”时期中国学术与世界文化的密切联系。
与楚辞、屈原研究一样，《诗经》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也非常关注抗战精神与民族精神问题，如林柏华《<诗经·国风>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说：“我们研究民族文学，固然一方面给我们以莫大的策励，但一方面却给我们对先民生活的充分了解。”（《河南政治月刊》1934年第4卷第7期）蒋天枢《汉赋之双轨》（《志林》第1940年第1期）、彭仲铎《汉赋探源》（《国文月刊》1943年第22期）、冯沅君《汉赋与古优》（《中原月刊》1943年第1卷第2期）等，则力图通过揭示古代中国历史上辉煌时期的文学盛况，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另外，汉魏六朝乐府的研究，也与抗战现实联系起来，如朱濬《乐府诗中所见之民族精神》（《斯文》1942年4月第2卷第11期）等，重在发明乐府诗歌中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思想”。
唐宋以后的文学研究，亦多集中讨论民族精神和抗战意志。陈灼如编著《晚宋民族诗研究》（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版），论述了南宋七大民族诗人文天祥、谢翱、汪元量、谢枋得、郑思肖、林景熙、真山民的诗歌在宋诗坛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人的影响（《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第164页）。陈安仁《宋代的抗战文学》（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主要论述了宋代的政治社会背景、宋代文学的主流、主战派的抗战文学、晚宋诗人的战斗诗篇以及脱离现实逃避战争的作品等。易君左《杜甫今论》，讨论的是杜甫的“国家至上主义”的思想及诗歌创作[48]。蒋守一辑注《文文山正气歌释历代壮烈诗文选合刊》（1937年铅印本）、梁中铭编绘《正气歌》（福建阵中出版社1942年版）、刘国瑞编《文信国公史略•正气歌句解•诗词》（西安拔提书店1941年版）等，则重点发掘文天祥《正气歌》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抗争精神。这些著作，对从历史与文学中寻找抗战经验、宣传抗战精神、凝聚抗战意志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明清文学研究，尤其会给读者带来沉重的感受。这是因为，明清以来，中国曾多次遭受日本的侵略。明代倭寇之患不说，近代的甲午之耻，最能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49]。
五 历史的启示
抗 日战争的胜利，一洗百年国耻，强烈地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在那场生死攸关的伟大战争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抗战、参与抗战，或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或严词拒绝与日本人的学术合作、积极组织并参与抗战活动，或积极撰写传统文艺作品。即便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其选题也大多与那个特定的时代相关联。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真正与时代、与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出了自己的时代强音，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迪。
首先，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关注现实的责任感。文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关于社会的研究，关于人的研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要反映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喜怒哀乐。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想深入理解作品，就必须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这是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走出书斋，关注抗战，关心时局，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研究，深深地镌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的精神。相比较而言，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似乎有点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私人化。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文学研究的精神特质。当我们深情地纪念前辈学者的时候，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今天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50]。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传承文明的历史使命感。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是个性化很强的工作，但不应成为躲避现实、孤芳自赏的借口。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通过对古代文学经典的解读和普及，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起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可以这样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胜利。大家都说，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如果说物质文化是民族的肢体和骨架，那么精神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一个民族离开了根，它的物质再发达也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一个空洞的躯壳。在这里，精神文化其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血脉作用。进一步说，这个作用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归根结底，这种“软实力”，要比通常所说的“硬实力”更强大、更耐久。文学研究工作者，理应在这方面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当然，要想完成这样一个历史的重托，仅有良好的意愿远远不够，除深厚的知识储备与精湛的学术研究外，更重要的，是提升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在《文学遗产》“新世纪十年”论坛及其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个问题。刘跃进先生也多次谈到爱国思想对前辈艺术家与学者的创作和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抗战时期，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从而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此后，历经众多学者的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使得他们能够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就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了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最深刻的精神启迪[5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以天下为己任，将古代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依然要倡导这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和人民的理想联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参阅文献：《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