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在当今时代大力推动楚辞研究的积极意义
郭向阳 文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
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离骚》是屈原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全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二是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关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三是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其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其三，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其四，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其五，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地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重章迭句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地社会生活。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开创者，他的诗歌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由民间集体创作向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的真正到来。他强烈的爱国思想、高洁的品格和为追求理想而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千百年来，在反抗强暴、伸张正义、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斗争中，人们总以他为榜样，从他的为人、品格中获得鼓舞和进取的力量。他的精神品格熔铸成的动人魂魄的诗篇，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的作家。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文天祥、龚自珍、鲁迅等人，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鞭挞，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无不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他开创的重幻想的浪漫诗歌传统，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表现力。《离骚》问世以后，“风”、“骚”并称，被视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和论诗的最高准则。他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之与主体融合，情景交融，形成一系列独立的意象，在诗中起着象征、寄寓的作用。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水平，为后世作家广泛继承。楚辞参差的句式，冲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为五、七言诗的创制铺平了道路。他创造的楚辞体这一文学样式还直接催生了赋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对《楚辞》进行全面探讨的是东汉末王逸，他著有<楚辞章句>17卷，内容包括训诂、校勘、释义、考史、评文等各个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辞》研究专著。
这一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刘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意见有分歧，而其中针锋相对的是刘安与班固。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评论屈原则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也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观点衡量屈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魏晋至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楚辞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在研究方面却处于低潮，专著寥寥无几,但注释、音读、文论等个别论著，从质量上看,仍然有所发展。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晋代郭璞有《楚辞注》3 卷。郭氏乃训诂学大家，曾注过《尔雅》、《方言》，又博极群书,广搜异闻,注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他的《楚辞注》已佚，但从诸书所引或互见于郭氏其他书注中的部分看,其训诂名物方面,足资参考处颇多，对王逸旧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赋》以为“任石”义同“怀沙”，《山海经·中山经》注以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与王逸注不同。另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南朝刘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参解楚辞》7卷，今皆亡佚。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楚声研究的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晋代徐邈有《楚辞音》1卷。刘宋诸葛民有《楚辞音》1卷，孟奥有《楚辞音》1卷，隋代释道骞有《楚辞音》1卷，阙名氏《楚辞音》1卷。音读著述的繁多，反映了当时对《楚辞》讽诵吟咏的盛况。但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发现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据《隋书·经籍志》称,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从残卷考察，道骞音切多异，而用楚方音读韵脚以取得叶韵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关于屈原评价问题，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折中诸家，独标己见，明确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在艺术上则达到了“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的高度，有意纠正评论家“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弊病。但刘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经义”为评价屈原作品的标准，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时期这是《楚辞》研究的空前兴盛时期，校勘、训诂、韵读、文论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训诂，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校勘方面,自刘向的校雠,王逸的正误之后，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出现过专著。宋代洪兴祖始撰《楚辞考异》一书。此书所参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当时诸名家校本,尽行收录,考其异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洪兴祖所参校的,有苏轼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欧阳修、孙觉、姚廷辉诸家本。尤其可贵的是，现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辞释文》，在洪兴祖《考异》中被引用70余条，其中异文最多，足资考证。《楚辞考异》一书原为单行，后人将它分窜于洪氏的<楚辞补注>中，单行本已失传。清末的刘师培,又于古本《楚辞》之外，参以诸书所引,撰《楚辞考异》17卷，为研究《楚辞》者所必读。
训诂方面，洪兴祖《楚辞补注》，是为了补王逸注的不足。实则既有补缺,也有纠误。明训诂，考名物,援引赅博，取证详审，颇为学术界所推重。至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则以精审谨严见称。又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亦颇精于训诂。但戴书以训诂明大义见长,朱书则重训诂并及语例,各有特点。至于清儒的零笺散札,也有很精当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馀编·楚辞》、俞樾的《俞楼杂纂·读楚辞》等，在训诂名物上发前人所未发。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此外，如马其昶的<屈赋微>，对前人注解，采撷极广，又能抒以己见，为清代研治《楚辞》的后劲。
屈原作品有文内之意,又有言外之旨。历代学者,在探索上曾下过不少工夫，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辞章句》，除训诂名物外，微言大义，亦时有解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训诂名物补充较多，而微言大义方面，则发挥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辞集注>，对屈原作品不仅释其词，而且发其微。在这方面，他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但也有不少迂曲附会之处。明人通释大义之作颇多，却往往陷于空疏。即使一些较有价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黄文焕《楚辞听直》8卷,对屈赋作时作地多有考订，颇有创见。但此书所述义理，也多以己意为转移。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略于训诂而详于阐义，其成就与朱熹相近。
音韵方面，由前一时期以便于吟咏为目的的音读派，逐渐发展为这一时期科学的古韵学。本来道骞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叶韵,其态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滥无归，如朱熹注《楚辞》，随句改读，“一字数叶”。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出，始主张“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屈宋古音义·凡例》）。清代古韵学大盛，其中以江有诰的《楚辞韵读》较精，他分屈宋韵部为21部，跟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的分部之说最相近。江氏的结论，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评论方面，向无专著，汉魏以来多以单编散简出现，所以这一时期的辑录之书渐多。首先是宋黄伯思的《翼骚》,上自《史记·屈原列传》,下至宋代陈说之《序》，录为1卷,其书已佚。明代归有光的《玉虚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辑录诸家评语为特色。蒋之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搜罗更广。但其中明人多以评点时文的手法来评说,可取的较少。清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述及楚辞,虽篇幅不多,而语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为文论方面的佳作。
史实考证,盛于清代,但对屈原生平的考证，多散见于专著之中。在这方面，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很有代表性。书中首先据《屈原列传》、《楚世家》，详考事迹经历；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点来探究放流涉足的远近，并对屈辞的写作时地有所论列。虽有附会之处，但翔实的居多。此外如邹汉勋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陈瑒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五四”以后“五四”以后，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楚辞》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除了继承清代朴学在考证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而外，更重要的收获，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屈原及其诗篇作出新的评价。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闻一多《楚辞校补》、《楚辞新义》，游国恩《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以及他所主编的《楚辞注疏长编》（已出《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屈赋通笺》、《笺屈余义》等。
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准的选题，极具影响力、挑战性。郭沫若说过：“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屈原研究》)研究楚辞、研究屈原，既是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又是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风格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模式研究。
毫无疑义，楚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但是这个源头隐在云雾之中，既令人心生敬仰，又让人望而却步。楚辞，承载了中原文化遥远而博大的传统，又以惊才绝艳的南楚情调风格展现，令人思接千载，又乐观楚风。关于屈原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加上楚辞文句的艰难深奥，词旨的委婉曲折，导致了楚辞研究疑义纷纭，很多观点莫衷一是。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留下了空间。
楚辞研究虽然已历经两千余年，但空白点和疑难点仍然很多，当今仍然可以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甚至可能出系列新成果。姜亮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学者一生的学术选题，必须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做出系列成果的。事实上，有些选题是很有意味很有价值的，但其深广性、影响力不够，写完一两篇论文就无话可说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曾经指导一名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做毕业论文，他自选的是唐代贺知章的诗歌研究。尽管作者很努力，多年都不放弃这个题目，但限于选题的涵盖面有限(不到20首诗)，就很难继续下去，不要说有所突破了。因此，学术研究找准选题，对学者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假如志向高远，一生托付，不懈追求，就应该选一个大的有生命力的课题。而楚辞就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大宗。用《四库全书总目》里的话来讲，是“总集之祖”。它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重点问题与热点问题之一，历来是一门显学。到目前为止，楚辞研究著作已超过1200种，论文已逾5500篇。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索引》1990-1999年的古典文学论文统计，关于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位诗人的研究，位居“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排行榜”前十名：其中屈原，871篇，名列第三；陶渊明，512篇，名列第九；杜甫，835篇，名列第四；苏轼，657篇，名列第五。而在这四位诗人之中，屈原研究遥遥领先。
不仅如此，楚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经典，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因此，楚辞研究在项目申请、成果评奖、宣传推广方面，在传统学科中往往有一定优势。笔者在申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过程中，均深感这一选题惠我良多。楚辞是楚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兼及宫廷风格与民歌情调，也涉及众多学科，需要作多方面考察。1990年，笔者撰文提出，楚辞学已形成9个分支学科：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包括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楚辞语言学、楚辞心理学、楚辞神话学、楚辞考古学、楚辞历史学、楚辞地理学、楚辞哲学、楚辞文化学、楚辞民族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天文学等)、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这一观点被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楚辞学”条目。笔者的初步目标是，完成楚辞研究系列著作10种，目前已出版7种。
楚辞研究是奠定国学、传统学问的基础。做国学研究有哪些经典是必读的？无论是马一浮先生还是黄侃先生开的书目，其中集部第一种就是《楚辞》，这是研究国学乃至一切传统学问的基础。范曾先生在《国学开讲》中说：“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经典是文化的源头，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他的都是干支流，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因为国学离不开先秦之学，我们讲四书五经，以至后来的十三经，其根子都在先秦，都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4世纪之间。任继愈先生曾经提出先秦文化的4个区域：鲁文化(孔子、孟子、子思、曾子)、齐文化(管仲、荀子、邹衍、淳于髡)、关中文化(商鞅、韩非、李斯)、楚文化(老子、庄子、屈原)。中国历史主要有4个来源，4个区域文化互为补充，构成中华民族灿烂的大文化，主流文化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于古人的研究，我们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他们的成绩，正是我们能够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他们的不足，正是我们能够发挥的巨大的空间，在学术异常需要新见的今天，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文字训诂虽为通读原作扫清了文字障碍，但对原 作中涉及的历史、民俗、宗教诸问题，显然无法解决。而以郭璞为代表的考证家们虽然已注意引用《山海经》等材料来印证楚辞，拓宽了研究道路；但由于此术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精神相牴牾，致使未能发扬光大，仅解决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神话问题，更多的疑难则仍付阙如。至于**类著作，其本意在于揭发屈赋精神。然而，或因其受儒家思想束缚、评文论人多有偏颇，或因从个人不幸遭际出发，致使楚辞**成了 自我情感之注脚。当然，凡此均为时代所致，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这毕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楚辞研究必须拓宽思路、调整视角、摆脱束缚，引进方法。”
根据近百年的考古学、文献学、简帛学研究，学术界认为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鶡冠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不在表层的“四言”与“骚体”，更多地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近百年的出土文献也揭示了楚文化儒道同源及互补的发展轨迹。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的丰富性、郭店楚简儒家著作对子思到孟子发展链环的补充，楚国青铜器及其铭文对周礼的认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本是荆楚文化的本源，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自觉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
从研究价值上讲，楚辞研究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自上而下的追踪与探索。“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对红卫兵的种种要求尽量迁就，但是红卫兵提出中国文学史时间太长、内容太多，要求由近及远，从后向前学习，被深谙旧学的毛泽东主席严词拒绝。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学史比作河流的话，那么读先秦典籍就是从源头开始，再读唐宋以后的书就是顺流而下。蓄积既久，自然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省力多多；相反，要是从后世之书入手，慢慢上溯到先秦，这样就形成“仰攻”之势。“仰攻”就是居于低谷向高峰攀升，显然包袱太重，局限太多，往往捉襟见肘，吃力不讨好，像郭沫若、鲁迅、闻一多这样的天才、大师毕竟有限，大部分人是可望不可即的。笔者关注过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如赵园、杨义、王富仁，很敬佩他们从现代文学研究回溯到明清文学文化研究，甚至到宋代士大夫生活方式研究，进而追溯到楚辞研究。杨义有《楚辞诗学》专著，王富仁在《名作欣赏》分三期连载关于《离骚》的诠释。他们的思维模式、逼人才气的确名不虚传，既是高手，涉足之处必有高见。这是我们专门做楚辞研究的人应该虚心学习、借鉴的，尤其是方法论、切入角度、理论引进与试用等，值得好好品味、比较、体会。但他们对楚辞原文的解读与引用、对屈原个性与思想境界的抽象，既有老一代楚辞专家某些观点的影响，又有诠释过度六经注我的痕迹。
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与出土文献的丰富多彩相比，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研究楚辞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了解与掌握考古信息还不够全面。据陈桐生《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列出海内外学者著作论文，仅61种，其中还包括部分楚墓、楚简、汉墓、汉简、帛画的原始资料。但是，大量的出土文献（主要是简牍帛书）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而整理出版比较滞后，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2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出土，至今才出版壹、叁、肆三册，专业研究成果的出版又在其后，比如《马王堆简帛文字编》，至2001年才出版。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老一辈学者未能看到及运用近30年来的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这是历史造成的学术遗憾。而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往往理论上认为重要，而难以突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显得功力不足。因为出土文献涉及到多个学科，面广量大，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一些敢于尝试的楚辞学者，基本上是利用考古学界现成的结论，而缺乏评判鉴别的学科能力。当然，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亦熟悉楚辞，他们也注意到出土文献与楚辞的关系、作用，但他们往往居高临下，点到为止，有时仅仅是一种怀疑与推测，比如，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报告，涉及“唐勒赋”残简仅云：“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32。
三 楚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困惑：楚辞与楚文化互证将获得突破
（一）“楚文化”概念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分析评判
我们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此仅以“楚文化”概念的研究为例，作一分析评判。
第一阶段：侧重于“精神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对楚的了解，是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精神文化开始的，“精神文化”主要的载体就是楚国传统、民族精神、老庄思想与楚辞。第二阶段：侧重于“物质文化”。在20世纪20、30年代，安徽、湖南等地的楚墓陆续出土了艺术风格迥异于中原的铜器、漆器和丝织品，开始使人意识到先秦的南方，在物质文化形态上与中原有异。
俞伟超认为，考古学中的楚文化，“就是一种主要由楚人创造的、有自身特征的、延续了一千年左右而分布范围不断有所变化的考古学文化”。
苏秉琦指出，“楚文化就是‘楚'的文化。这个‘楚'有四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概念：第一，是地域概念；第二，是国家概念；第三，是民族概念；第四，是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楚文化的内容和特征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楚地、楚国、楚族的文化就是楚文化。因为前边三者是因时而异的”。第三阶段：探讨两种文化的关系。张正明认为，“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第四阶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研究高度繁荣，历史学上的楚文化研究相对沉寂。主要围绕考古发掘的新成就展开研究，建立了西周晚期以后的楚墓年代学。第五阶段：注意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又比较侧重于“精神文化”研究。夏鼐先生提出，早期楚文化的探索应当遵循早期楚人活动的时间、空间范围，即“楚文化既属于历史时代，则一定要结合历史文献，将考古遗迹和遗物，与文献上的‘楚'联系起来”33。通过以上五个阶段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正处在学科的探讨与建设阶段。在惊人的考古发现面前，由于多学科的广泛参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逐步形成了改写历史、改写学术史的共识。学者们逐步冷静下来，理智地看待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清醒地把握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这在考古学界、历史研究界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与进步。
笔者长期处于将楚辞研究融入生活、融入生命的状态，在楚辞领域有做不完的题目，有研究不完的难题，既无精力他顾，亦不敢跨界他求。因为对楚辞有所体会，所以读《文选》时就能看出李善注引用楚辞的问题和错误；也对影响传播的课题做过探索，如贺铸词、元代散曲、白雨斋词话与楚辞的关系，如对元代楚辞学的首次整理与抽象，均能开拓新域，有所弋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