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解放与金融发展

 

                         禹钟华

 

内容提要：仅从金融角度考察，通过横向的中西对比和纵向的历史分析，都能凸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无比辉煌的金融成就，既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金融奴役，也为人类开创了至公、至善、和谐、高效的金融模式，这一模式的优越性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其理论意义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推出更是中国先进金融体制的必然结果，将为构建服务于未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金融体制做出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互助合作金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 数字货币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金融解放和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其所开创的金融模式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都十分巨大而深远。无论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化视域下，还是聚焦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其都属金融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金融体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历经近百年，其基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制度”的重要组成，也必然是中国“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组成。

 

一、中西金融发展轨迹与模式

 

人类社会的金融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勾勒出中西两条金融发展轨迹，总结出两种主要金融模式。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中国的金融体制始终是以政府主导的，在庞大的、体系化的行政机构中蕴含着相应的金融体系，负责货币的发行及货币渠道的建设，并首先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税收以及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的调运，这种政府主导的体系化的状态才使得中国金融最早地进入到了始于北宋、止于明中期的纸币时代；私人金融只于政府金融留下的区间内运行，分散地、颗粒式地从事放贷、存储及兑换等业务。直至晚清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都是如此，形成了中国金融极其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

由于西方并不存在着一个连贯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只能按照其接力式的发展来总结其金融演化脉络，其源头可追溯至古代两河流域的货币、金融实践，经希腊、罗马，进而延展至整个欧洲。其整个演化过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私有化。整个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金融始终都是由私人资本掌控的，政府金融微乎其微。私人金融集团作为金权与神权、君权并列为社会主导权力之一，且其地位逐渐上升。其可以给君王、教廷、城市、行省贷款，并长期资助战争。既然金权成为了全社会的债权人，也就成为了全社会的控制者，当君权为了应对财政窘境而典当了关税、盐税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且由于持续的入不敷出而使这些典当品成为“死当”，那么金权按照市场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就变现典当品，即夺取了君主的权力，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就是金权解构了曾为竞争对手的君权和神权，构建了自己的实质统治，在形式上以西式民主体制加以伪饰，而其自身则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幕后终极统治者。简而言之，西方的金融始终是私人性质的，而且，西方的私人金融集团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西方政治是其操控的前台木偶剧。时至今日，人们也都会普遍认为是华尔街统治白宫而不是相反。笔者把这种以私人金融集团对社会实施终极控制的体制称之为金本主义。[1]

整体考察，金融是覆盖在经济运行之上的、运行抽象价值的信息网络。其重要功能是把经济体中的闲置资金集中调动再用于经济体之中，相当于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其于整体角度而言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于个体角度而言其本质逻辑是合作的、互助的。

中西金融，一公一私，从理论到实践操作都是截然相反。比较而言，显然是中国的模式更符合金融的内在逻辑本质，更符合人类共命运体的生存、发展诉求，更符合人类公正、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观。而西方的金融模式形成少数人对社会大众的控制和盘剥，成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是非优劣，高下立见。

 

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金融压迫

 

中西两种金融模式的正式碰撞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军事上具有绝对优势的西方殖民实力，中国必然在双方的碰撞中居于下风，而西方金融作为西方殖民势力的一个重要组成开始向中国不断扩张。中国对此的反应，无论是主动的“全盘西化”，还是被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都是向西方学习，中国金融模式也开始向西方金融模式转轨，伴随着西方银行、银元、金融市场等因素的进入，中国自己的银行、银元、金融市场也在摹习中建立，当然这些都是表象，最本质的变化在于以银行为代表的私人金融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以政府金融为核心特征的中国金融模式则逐渐衰败。这种趋势始于清末，其后愈演愈烈，经北洋政府时期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达到最高程度，形成了官僚资本对社会的绝对统治。

西方金融全面入侵的核心后果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了对中国的金融压迫、贪婪吸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巨额的战争赔款相应地形成了巨额而高息的对外债务，长期而沉重的债务负担使中国几无财富积累的可能而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其二，西方的银行大举侵入，西方银元与纸币在中国自由使用，从货币发行到货币渠道等层面对中国的金融主权大举侵蚀。其三，对一些金融市场和汇兑渠道的掌控。其四，利用银元与银两及不同种类钞票之间的价差大举投机，直接获利。其五，利用自身的金融实力，刻意制造金融波动，通过相应的金融操作牟利。其六，利用其主导国际金融制度，构造国际金融体系的垂直分层结构，西方列强实行金本位制，使白银持续贬值，进而使中国的整体财富大幅缩水。其七，对中国货币体制的直接染指。总之，西方殖民势力努力使这种金融输血机制制度化进而长久化。这些就如同在中国庞大的躯体上插满了向外输血的管子，贪婪地榨取着中国的财富。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对中国货币主导权的侵夺是其金融压迫的核心，晚清开始，在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对中国进行强取豪夺的同时，西方“专家”长期不懈地诱导中国政府实行“金汇兑本位制”，[2]一种发源于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把金银等货币发行准备存储于宗主国、以宗主国货币为基准的体系化的货币制度，这一制度使该体系中的底端国家几乎完全丧失金融主权而成为主导国的金融附庸。晚晴与北洋政府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抵制了这一制度的实行。然而，这一丧权辱国的制度却在国民党政府掌权初期得以实质性的落实。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在本质上就是实行的“金汇兑本位制”，把大量白银和黄金存放在美国、或者卖给美国购买美元作为其货币的信用保证。此举把始自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金融侵略和压迫主动地推到了极致，正式实现了制度化的输血机制，金融主权彻底沦丧。可见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甘为美帝的附庸，在金融方面则走的更远。同时，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向西方金融模式转轨的过程也基本完成，私人金融机构已占中国金融的主体，而且，当时的经济体制具有买办经济的特征，那么其金融也不例外。国民党的金融体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个集中体现。

 

三、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金融体制的特征：合作、互助、服务大众

 

中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银行就是依托农会建立的互助金融组织。例如，澎湃在广东倡导建立农民借贷组织，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等文章中都专门论述过向农民借贷的问题，并在湖南亲自参与、指导农民银行、平民银行的创立。这些金融组织天然就带有互助、合作、服务平民大众的普惠色彩，体现着金融的原初逻辑，这一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的合作金融模式与国民党所实行的、以官僚资本为主导的西式金融从发生的角度就呈鲜明对照，其开创性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银行，其资本要么是剥夺土豪劣绅的、要么是百姓合资、合股的，其原始资本的形成就带有合作金融的特征，而且其业务主要是针对贫苦大众，极富社会服务精神，而且还体现着社会平等、公正等终极价值观，用现在的词汇来行描述，则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一出世就是政府主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普惠金融、平民金融。其中不乏对中国传统的金融模式的继承，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体制则更能体现“天下为公”的整体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服务精神，公正、平等、和谐、高效，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传统体制作为政府主导的整体体制，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保证了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长期稳定的存续与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则是整体主义的天下观——以天下众生为共命运体。但是，无论如何最高权力——皇权是家族垄断的，名义上“替天行道”的君王的公共角色与君权的家族垄断所形成的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始终纠缠着，虽受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道德约束，但终究不能从制度层面根本性地保证社会运行的至公、至善、至优。

中国共产党产的所构造的是一个追求终极公正、合理的社会主义体制，其体制设计充分体现整体利益和整体理性，完全是服务整体、造福大众的，既面向人类命运整体，又关注个体的自由、福祉，而完全没有“唯私”的因素。在其金融体制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创建的金融机构一经诞生就是公共产品，绝无为私牟利的色彩。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体制具有创制的意义，首先是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私人牟利金融体制。其次，是对中国传统金融的高度升华和扬弃，实现了最具合理性、效率性以及最具道德性的金融飞跃，剔除一切私有因素，成为纯粹的公共服务体系。再次，与苏联没收并改造了西式银行所形成的高度计划的金融体系也有所不同，突出了互助、合作和普惠的色彩，显得更具有灵活性、更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皆充分发挥金融的功效。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而且这一创制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期来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新中国的金融——金融解放与金融发展

 

单独考察新中国建立的金融意义，答案是多方面的。其一，新中国建立的彻底拔掉了所有西方金融资本插在中国躯体上的向外输血管，尽雪百年耻辱，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重掌金融主权。其二，是使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金融体制发扬光大，成为国家体制，进而根本性地禁绝了私人金融模式在中国的存在，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建并提升了公共产品式的集中统一的金融模式，使中国的金融体系摆脱了外国资本的控制、清除了官僚资本的因素，彻底还原为上行结构。[4]

其三，统一币制。众所周知，晚晴以来货币秩序衰败和混乱的主要表现在币制紊乱、币种繁杂，不仅有锭块状金银、银元、铜圆，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纸币，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执政时期。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实现了货币统一。独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的推出，同历史上的数次货币统一一样，具有着无限重大的历史意义，单一、同质、全覆盖的人民币体系意味着中国货币至高的权力和效率。同时，人民币属纯粹意义上的政府纸币，相较由规定了与黄金的兑换率来保证信用的、即“兑换券”性质的美元、英镑等西方货币，居于更高的货币发展阶段。

新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面对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合作互助型金融服务模式的全局化。在这一时期，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体制多少有些向苏联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靠拢，偏于宏观，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资金调拨系统和会计系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微观层面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体系，努力保证下行的金融需求，这既是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更具有社会主义下的互助合作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经验和做法，把单一的银行体系划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上下两个范畴，并相应建立了一些金融市场，这些改革措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和西方金融体系相对接，进而走向世界，同时也扩大了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范围，激发了经济活力。

不论是前三十年的高度计划经济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化运行，中国金融都始终牢牢把握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始终由代表整体利益和整体理性的政府主导，综合全面掌控上行机制，兼顾上行的管控和下行的效率。所谓金融自由化、市场化，不过是在下行层面给予一些个体和局部从事金融运营的自由度。而中国金融的基本原则、基本机制、基本框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也正是由于中国金融在任何历史风浪下始终没有改变其根本原则，才表现出超级的稳定性和强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虽然世界各国金融危机接连爆发，但中国始终安若泰山，从容不迫，风景这边独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金融的社会主义或言整体主义的核心特征，整体性金融具有着主权般的信用和全局化的风险承担机制，因此，安全系数极高。

与以资本为主的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社会的、整体的视角是一个基本的考察角度，其同时强调社会整体的协调、管理和个体的自由、幸福，而反对个体资本对社会整体的僭越而形成的控制和压迫。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性”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而被反复提及，社会性和个体性就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两行结构，马克思也始终是以这样的视角来进行社会经济的分析。就金融领域而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 为改变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马克思的给出的诸项建议措施中有：“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5]这几项措施在我们看来是把土地、金融、运输等具有全局性质的、网络性质的上行机制集中在国家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可见，金融模式是决定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上行色彩显著。西方的绝对私有制体制恰恰是以私人金融资本集团的僭越为社会的终极控制端为核心特征，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金融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进而也注定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

 

五、数字货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十年前我们在讨论中国金融的先进性的时候可能给出的一个证据是：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大国。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则我们会说：以数字货币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技术会带来最高的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目前，中国的抗疫成果再一次在世人面前证明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那么具体到金融层面，数字货币的推出则证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先进与发达，只有中国的体制才能真正实现数字货币。因为，数字货币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原因，更主要取决于体制的原因。

整体性、社会性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基本原因，更是数字金融发展的基础性前提。因为中国的网络不仅是全局性的、统一的，而且是公共的。这几方面因素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是局部网络，那么不能建立统一的数字货币；如果是被私人集团控制的全局性网络，那么就不能建立公共产品式的数字货币体系，反而构建的却是反人类的金融盘剥体系。

信息网络技术的提高所带来的信息效率，引发了整个社会运行的透明化、直接化、扁平化，客观上驱使着现代社会不断向更高水平的公正、合理方向策进，这是技术角度产生的使社会体制向社会主义演化的动力。这一点在中国以数字货币、网络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实践中体现的十分明显，信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充分水平的提高使得超额垄断利润难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存在着技术性地趋向更加公平的趋势。同时，由这一土壤催生的数字货币所蕴含的金融原初逻辑与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联系，只有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才能成功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才能使数字货币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货币的内在逻辑也天然地体现着“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有崇高的理念、先进文化、优越制度为基础才能实现。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中的整体主义相契合，是一个集中类人类智慧共识的、追求至公至善的理想社会构造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理政治国经验的总结，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与此密切相契、内在相连的中国的数字货币体系建设也充分体现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必然肩负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共命运的发展设计、探索、构筑金融蓝图的光荣使命，不断迈向历史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