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者与理工精英的矛盾（4月16日）
出于偶然，春宝迷恋上了喜马拉雅，并每天如婴儿一般，吸允着各方学者们的思想和内容精华。
不同的人听喜马拉雅听的内容也不同，春宝开始关注的是商业模式和资本运作，心理疏导和人性研究。进入2020年之后，回到自己最喜欢的历史主题。听的主题有很大的随意性，听了西周听春秋，听了中国通史听十字军东征，听了二战之后听西方的民主溯源，感觉这些主题都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历史，让历史成为照见现实的一面镜子，其中尤其以易中天的《中华史》最为典型。
春宝在2016年之前，曾经连续十年每期不落下地收看CCTV的《百家讲坛》，也曾经提出过自己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而且把历史观当成人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人的历史观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称为“四观”，但这段时间却有新的见解。
在十余年前，春宝从CCTV《百家讲坛》中受到易中天先生的影响，逐渐养成了从另一个视角看中国历史的习惯。在2019年4月16日的文章“浅谈易中天《中华史》中的精英心态”中，春宝提出，在古稀之年还要提出非主流的观点，甚至与官方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呢？原因就在于：
虽然易中天先生学的是文学，但研究的是历史，语言风格更是朝史圣司马迁看，同样是历史学家，司马迁摊上了个汉武帝，虽然一直在写，但却是受了宫刑，当然，现在的舆论环境与政府宽容度，相比于西汉初期宽松得多，当今的执政团队相比于汉武帝领导下的官宦也更开明得多，相信易先生也不会因为研究历史而留下的“独到言论”而遭遇“宫刑”，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在喜马拉雅版的音频《中华史》中，虽然不是易中天先生亲口朗读的，但从脑补的结果，依然可以看到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中所特有的语言风格。易中天先生用极富文学感的文字梳理古今中外的历史和文明，从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逻辑。只不过这部著作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洒脱不羁的士人与贵族之气。
春宝不想再对这种气息作更多评价，而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易中天先生的文字所具有的代入感和主要文明符号之间的关联，让人感觉到的更多的一个词就是“宿命”。
易中天先生的文字中，表达的观点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宿命论”，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是被设计好了的，人类的命运是早就注定并由历史人物执行的，所谓历史人物的出现，与其具有偶然性，更多地是具有必然性，即使换了一个人，同样会成为历史中的明星，但所有人都无法改变已经形成宿命的历史，每个人都是历史上的棋子，只不过只有很少的人成为举足轻重的棋子，绝大部分人都是无关痛痒的尘土。
易中天先生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那么显然易中天先生对当前的状况是相当不满的，未来只会越来越糟糕，其脉络就如孔子说，人类追求的层次，从道到德，再退而求其次，从仁到义，再从礼到智再到信，而现在是信的得与失之间。其总体倾向也是感觉逐渐恶化的。
也不单纯孔子和易中天这俩人，再看古代的朝代更迭更有一种追溯古人的脉络。
比如，商对神秘的占卜的推崇，周对天的崇拜，后世对土地的崇拜，再后世对权利和金钱的崇拜，也是在逐渐具象，而大家都在向上倒，找到历史长河中可以给自己提供背书的东西，比如周王姓姬，楚王姓熊，都试图跟黄帝拉上关系；宋朝传承的是殷商后裔所被封的宋国，唐朝传承的是周朝册封的“唐叔虞”，而武则天的大周则更是与距她1700多年前的周朝扯上渊源，而大清的朝代名，也会让人联想到跟宋同时代的“金”。
从这种角度，春宝推论印第安人的古人来自中国似乎也能扯上关联，因为“印”的音与“殷”类似，而“印第安”或许就是“殷人在战乱之后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之意，有谁能否认这种胡扯的合理性呢？
确实，关于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中国人的说法越来越甚嚣尘上，理由是印第安文化与中华古文化相似乃至相同之处很多：如灵台文化，丘墩文化，玉石陪殓下葬风俗，还有关于天狗吃月亮的传说，相似的洪水故事，共同的龙文化和羽蛇文化，共同的太极图和饕餮纹饰和云雷纹饰，相似的乘轿出行和击鞠游戏，相同的草药和骨针治病方式，相同的七孔笛子和音乐上的五声音阶，甚至连喝童尿养生、吃蝌蚪以败火的民间偏方也都相同。
而当今，对科学技术、生命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甚至区块链等等的发展，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已经不单纯是IT界的“摩尔定论”所能涵盖的节奏了，我们在展望武器中的战斗机的更新迭代，展望通讯技术的更新迭代。我们甚至都等不及要站在未来，督促科技进步更快一些，而自己可以站在进步的潮头，享受资本的盛宴合聚光灯下的荣耀了，至少都在避免被过早淘汰的命运。
当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代说“你们out啦”的时候，我们也在被下一代（甚至同时代“装嫩”的那些人）嘲笑“你out啦”。我们潜意识认为“out”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孤独寂寞冷”，被别人抢占C位，不再被聚光灯追随的状况，是可悲的loser才会有的待遇，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更多地享受“高光时刻”。
文史科的人和理工科的人有着本质的差异，其分道扬镳是骨子里的。
文人都有艺术气质，都认为人心不古，总是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后人永远赶不上先人，所以敬老孝道就成为做人的基本要求；而理工科的人则刚好相反，他们认为永远的下一代才是永远的希望，在这方面不矛盾，因为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孩子，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都有本能的“隔辈儿亲”，因为孙子能让自己对未来抱有希望，能看到自己的东西被传承。
那帮“孙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理工科的思维方式认为，科技在进步，旧有的东西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故纸堆中，即使有必要也无法再回去。既然无法再回头，那么就无须伤感，而必须坦然并欣然接受，所以他们享受其中，乐于在科技进步之中，享受比老辈人更娴熟的操作与便捷。老辈人在这方面只能甘拜下风。
但人总是要长大的，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逐渐地，理工科的人也会变得感性，变得伤感，变得保守并念旧。道理很简单，即使枯燥的数字，即使冰冷的设备，即使没有任何生命力的标本，相处的时间长了，都会对其产生感情，更何况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中，总是有很多不被人认可，又不甘心被误解与埋没的东西，只有“敝帚自珍”并收藏在自己的记忆深处。
或许那不是感情，而仅仅是为了科研成果而不得不用到的工具，是为了得到资本的“青睐与表彰”而不得不关注的要素。更深层次的目标，不过是让自己所作的事情能被人记得并认可，留存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能在某个领域标名史册，如此一来，即使自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也会让别人因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记得自己，或许这就是他们之所图。
每个人都必将成为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连转瞬即逝的浪花都做不到，甚至连有些色彩的泡沫都做不到，而充其量可以成为一滴随时会被蒸发的水。研究人文的人群，总是在已经过往的历史长河中采集浪花或者别人留下的贝壳，从事理工的人想成为自己这个时代的浪花或者贝壳，能被后世的史学家偶尔提起。
从某种意义上，不管是文史科还是理工科，不管关注的是人文还是技术，内心都有焦虑与恐慌，当那些焦虑与恐慌聚集起来，都会变得感性甚至伤感。每个人都在凭借自己的一点资源而有所图，而最终所得到的或者是笑柄，或者是被鄙夷，悲情是成长之后的主旋律。
贾春宝
2020年4月16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