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将是对欧洲温和政治传统的一次重大考验，也可能是全球政治生态走向的一块试金石。自从欧债危机，以民粹主义为基本特色的极端政见在欧洲各国纷纷崛起，极端政党一度有横扫欧洲政权的气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政治生态变化，传统的政治精英被扫地出门，名不见经传的政客和成立未几的政党站到了各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然而，欧洲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巨大的改变。部分极端政党并未攀上权力的顶峰，部分极端政党执政后政策与诉求变得比较温和，除了意大利执政联盟作出一些超乎常理的举动，由其它极端政党掌控的政府大致上行为并不算太乖张。意大利执政联盟一度向欧盟的财政纪律作出挑战，触发该国国债市场的动荡，但是最终还是向布鲁塞尔的意志和纪律屈服，极端政治浪潮没有掀起大规模的区域性市场恐慌，更没有触发全球系统风险。

　　笔者认为，欧洲这一轮极端政治浪潮已经见顶。极端政党几年前一度占据约30%的民意，不过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他们的支持率已经下降，起码上升的势头基本消失。触发欧洲选民摒弃传统政治理念和政党的三大原因，一是债务危机带来的经济、民生困境；二是南欧各国大力收缩财政支出伤及民生；最后是移民危机掀起的民怨、民愤。这三个因素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用选票来惩罚传统政党的激情也就不再了。极端政党上台后并没有兑现竞选诺言，其极端政纲也受到体制的制约，选民对他们的期待和热情已经大不如前。

　　随着经济不安全感的消退，笔者认为选民的求变激情也就消退了。欧洲经济已经走出了欧债危机的阴影，虽然复苏力度不强，前瞻性指标指向增长的下行压力，不过大量失业人士重新找到工作，失业率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工资亦有2.5%左右的增长，也接近危机前的水平。至于触犯众怒的移民危机（2012年底开始），现在的移民流入数量是四年来最低，远远小过2015年的峰值。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及比利时、希腊、葡萄牙选举，将是对笔者预言的测验。

　　极端政治崛起的结构性源头却没有消失。1）就业市场已经并继续发生着结构性变化，生产线外移和网上购物的兴起，令部分就业机会永久消失，中产阶层尤其受到打击。2）量化宽松导致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快过工资的上涨速度，贫富悬殊愈来愈显性化，仇富心态、愤怒公民常态化，社会分化与对立常态化。3）人口结构老化导致选民诉求偏向老人的福利，这却触发年轻人的对立与抗争。4）欧盟本身并非主权组织，各国政府心向选票制造出国家与欧盟政策目标上的错位。

　　因此笔者判断欧洲的极端政治浪潮，由急性发作期转向慢性发病期，病还是有的。战后欧洲各国的权力中心基本上偏向中性，中间偏左政党与中间偏右政党轮流坐庄，政治精英主导了政策走势，也维持了政策的相对连续性。近几年，中间偏左和偏右政党同时遭到选民唾弃，政治势力分布由中间凸出的“钟形”变为两头凸起的“哑铃形”，政策起伏颠簸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持续下去。

　　极端势力的崛起，明显受益于新媒体。媒体的集合力、渲染力和传播力十分震撼，将没有传统支部、选民桩脚的新生政党很快推入议会大堂。法国黄背心运动，全靠Facebook等新媒体来集合、运作，法国政府希望与之谈判时候，居然找不到谈判对手。运动只有基因没有器官更没有大脑，这种趋势值得政治学家研究，更可能成为未来政治社会衍变的新趋势。

　　无独有偶，美国的政治生态在几乎同一个时间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选民的求变意识，将极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特朗普送进了白宫。特朗普强烈的个人色彩，为美国的政策抹上了一片片夸张的色彩，但是他的政策推出却受到体制的制约。随着共和党输掉国会半壁江山，美国极端势力崛起恐怕也过了急性发作期。

　　但是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显示，传统政治精英、共和党和民主党温和派议员的影响力下降，有些甚至失去了议席，特朗普为中心的右翼极端势力进一步壮大。同时，与之对抗的民主党也转向激进，迄今为止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初选的候选人中，大多数都拥有激进的左派立场。美国政治生态同样由“钟形”转向“哑铃形”。新媒体环境下，各有各的群、各说各的话，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基本听不到群外的意见，于是产生出巨大的判断错位。政治立场、敏感议题上的对立，更容易导致社会的撕裂。2020年总统选举，将是美国政治社会生态衍变的投影仪。

　　政治生态如同经济运作，也有其自身的周期。极端政治势力往往在经济危机后出现爆炸性的增长，他们往往披着民粹主义的外衣，挑逗和利用选民的愤怒情绪，最好的例子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崛起。笔者认为，极端势力上升的外表动力已经放缓，但是内在成因尚未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