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有实战意义的曹操兵法战略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 472000）
“乱世惟能，盛世惟忠”。这反映了延续数千年的集权专制文化的特色：在动乱时期放松压制或者执政者自身都难以自保，于是各色人才辈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草民百姓、尤其是绻缩在某个角落的精明智慧之士开始走向舞台中央，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朝代的执政者或者参与者；社会稳定时期执政者集中权力，强化专制，执政者只需要听话的阿谀奉承之徒，行走在政治舞台上的，多是善于观言察色的随机应变的人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原本出身官宦之家（其父曹嵩在东汉灵帝时期曾经担任太尉）的曹操，二十岁之前是个纨绔子弟，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但是为人却机智警敏，有极为高超的随机权衡应变能力。一直到他遇到几位相面高人之后。第一位高人是在睢阳（今商丘）遇到乔玄（曾担任大鸿胪、司空、司徒等职），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另一个是曹操的朋友对曹说：南阳善于观人的何颙曾经对别人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许劭是东汉末期著名社会评论家，喜欢评论人物，每月月初更换评论一人，当时被称为“月旦评”。许劭评论曹操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来被东晋史学家孙盛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被人看好的曹操准备承担起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于是毁家应变：博览群书，习兵练武；变卖家产，招贤纳士，欲匡扶社稷。然而，世事不济，朝政日益腐败，奸邪之徒满朝，而忠良之人却得不到重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曹操曾担任济南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他秉承一贯做法，整治官场，撤换了大约80%的官员，济南官场地震山摇，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这可以说是曹操小试牛刀。然而只手难擎社稷。眼看着天下一天天乱下去，于是曹操起兵陈留，开始逐鹿中原。
在传统小说和戏曲里，曹操奸诈的形象活灵活现——大白脸、三角眼，一出场便抽搐着面颊，带着奸笑。事实上，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和军事家。他在汉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实行了抑制豪强兼并及用人唯才等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壮大自己的力量，统一北方。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和建安文学的开创者。
真实的曹操生性节俭，不好华丽，衣服被子十多年不换，破了便清洗缝补。他患有头痛病，要用东西盛水垫在头下，曾用铜器盛水，因气味难闻，于是改为银器。旁人不太理解，以为曹操喜欢银器，曹操便下令改作木器。
曹操不仅自己很节俭，对后宫和家人也要求如此。他规定不能穿锦绣做的衣服，不能在室内熏香。曹植的妻妾中的一个曾穿锦绣做的衣服，不巧被曹操看见，曹操认定她违反了规定，于是将她遣送回家赐死。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反映了曹操的本性。
曹操通过“唯才是举”，笼络了大批有才之士。他很善于听取臣下的建议，曾多次下《求言令》、《求贤令》，以鼓励臣下上言得失，还常常提供纸张信封，要他们将建议写好后交上来。
曹操的许多政治策略，都得之于臣下的出谋划策，如“挟天子而令诸侯”是听从荀彧的建议，屯田许下是听从枣袛的建议，至于在立嗣的问题上，曹操更是广泛征询了大臣的意见，如卫臻、桓阶、邢颙、贾诩、毛玠、崔琰等。曹操善于采纳臣下的建议，是他能够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
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诸家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曹操能消灭各个割据势力，统一北方，与他善于用兵是分不开的。他小时候不爱读书，却爱好兵法，曾将各家兵法抄为一书，称为《接要》，又对《孙子》十三篇详细作注（即《孙子注》，但也有人怀疑这并不是曹操的作品），还写有《军令》、《败军令》、《船战令》、《步战令》等。在实际的征战中，他将书本知识灵活运用，变化如神。将领征伐必须依令而行，临战之时又亲自指挥，从令者一般都会取胜，违令者常遭失败。每当与敌人对陈，曹操安闲自在，好像不想作战，而一到胜负关头，便勇猛直前，势不可挡。
对于战争的看法，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像春秋战国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似周朝诸侯徐偃王（嬴姓徐氏，名诞。西周时徐国国君。徐国统辖今淮、泗一带，建都徐城(今宿迁市泗洪县)。周穆王末年，徐君偃好行仁义，前来归顺的东夷国家有四十多个。周穆王巡视各国，听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国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三国志·武帝纪》），“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治军方面，曹操在《孙子注》中说到，“礼不可治兵”，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陋习，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政失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他以法家之术，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保证法规的实行，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不罚罪，非国典也”。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为贯彻依法治军的思想，他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慎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执法三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选择那些通晓军法、规章制度者、责任心强的人担任宪兵。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认为“将贤则国安”，“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因此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唯才是举。他拔于禁、乐进等于行阵之间，提拔张辽、张合、徐晃等于俘虏营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对有过失的“贤”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智慧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之战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伐柳城乌桓得胜回师后，还是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军事谋略上，曹操说：“欲攻敌，必先谋。”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显示出求实、尚变两大特点。他特别推崇《孙子》一书，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新书指挥作战。视善变为用兵的核心，其行军用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故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己知彼，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他尤其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至实击至虚”。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吴、蜀作战，或东攻西守，皆依实际情况，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致其“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华夏军事史上，他以“诡诈”著称。
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学最高境界，曹操也是深谙其道。他在《孙子注》中说：“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人之用兵，蕺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三国志》作者评价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也有深远影响。
当然，任何人都难免犯错，比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就以非常优势的兵力却败给了弱势的孙刘联军。在下分析有三：一是一贯谨慎的曹操忽略了隆冬季节可能刮东南风这个细节；二是被周瑜、黄盖的苦肉计所蒙蔽；三是被前期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脑。但是，瑕不掩瑜，曹操的兵法战略还是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
2014年2月14日初稿，
2016年7月28日星期四修改，
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