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自从两大倡议提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相关讨论如火如荼。2015年2月1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要求全国34个省区市尽快编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要求全国最晚不迟于10月前制定完成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的编制与公布①。其中，广东省第一个发布了《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并配套出台工作重点和近期优先的项目清单，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面，联手港澳台和周边省区，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②。随后，江西省、陕西省、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等多地的对接方案和行动计划也上报国务院。在已经公布的对接方案中，西部省份多强调加快加强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东部省份强调注重利用临海优势，推进与东南亚地区在海上互联互通，优化通关环境，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同时，通过大力推进“三个一批”重点项目，即大力推进一批在建重点项目，力争新开工一批重点项目，主动推进并力争签署一批新的项目合作协议，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产业合作、产能合作为重点，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建设主体的作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一带一路”正在从中国倡议的愿景转变为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行动，它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酝酿历程

进入21世纪以来，外交部欧亚司在探索上海合作组织平台的基础上，一直打算将沿线相关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议整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的想法，这一想法在中共十八大后受到中央领导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本人的高度重视。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时，外交部亚洲司在推进中国-东盟合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外交部建议基础上，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正式确立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并在多个国际场合向国际社会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和宏伟愿景。

在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一倡议后，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社会的热烈反响，“一带一路”逐渐从对外政策倡议转变为涵盖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综合性倡议。

从对内而言，“一带一路”在多个中央工作会议上被确定为国内发展的重大战略。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③。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④。到2014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作为新时期中国统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并将正式进入“十三五规划”，成为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⑤。对外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沿线60多个国家领导人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起步超出预期，丝路基金也成功设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俄罗斯跨欧亚铁路与“一带一路”的对接达成了共识⑥。2014年5月19日，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首个实体平台，中国－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用⑦。特别是在2014年11月8日，中国领导人利用召开APEC北京峰会的时机，会同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蒙古国、缅甸、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决心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深化务实合作，谋求共同发展⑧。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及“一带一路”，他认为，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⑨。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已经完成战略规划，在国内步入战略实施阶段，在国外也得到沿线6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参与，一条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的欧亚非经济大通道蓝图正式形成，成为统筹国内发展、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综合性倡议。

“一带一路”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从最初作为外交部欧亚司和亚洲司两个司局级部门关于具体对外政策的想法，经过跨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特别是经过最高领导人直接的战略决断，最终上升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并以区域合作倡议的形式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标意在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发展成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显然，这一倡议已经超出了外交部两个司局部门的设想，甚至也超出了外交部一家的设想，而是涵盖外交、发展、改革、商务、外宣、文教、安全、地方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构想。可以说，“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的一号工程，所有部委、省市和党政军各部门都要对接“一带一路”，实现了国家战略重心的转变，“一带一路”已经上升为当前和今后事关中国发展战略全局的总抓手。

在“一带一路”水涨船高的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的内容也有了一些调整，涵盖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全，影响力更大。最初，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所提出的五通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到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和行动》（以下简称《愿景和行动》）的文件中，做出了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将道路联通改为设施联通，涵盖范围更广，不仅包括道路和交通设施，更包括通信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更加明确。二是将货币流通改为资金融通，涵盖内容更全，不仅强调货币流通，而且还涵盖贷款、投资、融资、债券、信用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共同体的内涵上更加丰富⑩。此外，从三部委公布的文件来看，“五通”也实现了具体化，“一带一路”的轮廓更清晰，要点更突出，方向和任务也更明确了。随着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省区市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接方案相继出台，“一带一路”就不仅仅是口头倡议，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果了。

二、文献回顾：“一带一路”战略思维的若干视角

作为新时期中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考虑。自从这一倡议提出后，引发了各方面的热议，在这一问题上，看法也各不相同。总体来看，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倡议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希望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不过，围绕中国倡议的意图、影响乃至前景等问题，也有很深的疑虑和猜忌。比如不少国家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新时期实施对外扩张的地缘战略工具，对其他国家的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比如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多边经济合作、亚洲银行牵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欧洲—中亚交通与能源倡议等可能会形成排斥和替代效应，甚至可能会激化中国和区域内大国、区域外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还有的舆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倡议“一带一路”，与中国向外转移落后产能的国内发展需要直接相关，甚至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新霸权主义”“新门罗主义”等扩张政策的工具?。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了解还很不够，许多反应也更多是一些政治精英和媒体的报道，相关研究也不深入，还停留在众说纷纭的识别期。相比之下，在中国社会内部，尽管对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也存在分歧，但共识正在扩大。归结起来，目前在国内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一）“一带一路”是外交问题和战略问题

第一种看法以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为代表，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外交问题和战略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源自国际战略原因，意在回避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压力，在“一带一路”区域赢得稳固的区域战略支点，逐步扩大中国的国际战略影响力。

王缉思在2012年10月17日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论文《“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认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在王缉思看来，“西进”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设想，是地缘经济的设想。由于中国在地理上是西高东低，从经济上是西低东高，强调西进首先是要寻求中国内部的再平衡，中国应当考虑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或者与几个国家合作，建立新的若干方向的欧亚大陆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介和桥梁”?。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反应过度，中国也不应该一直在东亚地区盘桓，倘若如此，中国在战略上就被套住了。不难看出，王缉思的“西进”战略构想与后来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基本精神上高度类似。

与王缉思看法类似，阎学通更是强调，“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战略关系而非交通设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取代不了战略关系。在阎学通看来，“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是战略关系先行，“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可靠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建设交通设施网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研究，要使“一带一路”得到参与国的长期支持且不受政权变更影响，必要前提是我国与它们在安全战略上有深厚的合作?。与王缉思和阎学通的看法一致，更多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特别是现实主义学者更倾向于把“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的一项地缘战略，王缉思等更多看作是一种地缘经济战略，阎学通更多将其看作是地缘政治战略，其共同点是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战略再平衡的产物，核心是避免进一步激化在东亚与美国的竞争和对抗，逆转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的战略被动态势，提升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不过，此种观点显然更多关注了国际战略层面的根源，对于国内发展战略层面没有太多涉及，没有看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根源。

（二）“一带一路”是国内发展战略问题

第二种看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蕴岭教授、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等为代表，在这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主要源自国内发展原因，是中国向国外转移国内落后产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发展战略问题。

2012年9月，林毅夫教授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提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投资来拉动，但是新一轮投资要更多依靠财政支出，而非信贷。为此，他建议中国可以吸取美国“马歇尔计划”搞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以自己雄厚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出口国内过剩的产能?。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仍存在很多基础设施瓶颈，如果我们形成一个全球整体计划，有助于帮助出口和就业恢复。”?与林毅夫看法类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于靠投资拉动国内增长几乎没有出路，只有通过向国外投资，才能避免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房价高企、地方债等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还能增加外汇储备?。张蕴岭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无外乎有两条：一条是跟着美国走，全面开放，服从西方规则，但我们与西方的目标不完全一样，美国也会努力拖延我们的崛起，这未必是最理想的路。另一条就是创一条新路，和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在张蕴岭看来，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古代中央王国模式的复活，也不是要刻意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不是要改变西方的游戏规则，不抢存量做增量。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大战略，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平崛起，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找到了西部往外走的大通道，有助于帮助沿海企业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为中国制造业打通海陆经济大通道。

胡鞍钢认为，“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经济全球一体化?。在胡鞍钢看来，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就会达到三个重塑，即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大趋同；进一步推动和重塑“一带一路”的经济地理，互联互通，实现欧亚大陆一体化和共同发展；进一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提高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一体化，促进南北国家发展大趋同。

不难看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更多从国内发展角度观察和思考“一带一路”，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一种新思考，着力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瓶颈性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强调中国经济要走出去，不要局限于在国内搞投资建设，要强调创造新市场，寻找新动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诚然，经济原因是“一带一路”之所以确立必然要考虑的重要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决定性原因，但经济原因并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部原因，至少从三部委发布的文件及其所涉及的问题来看，“一带一路”不是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所能涵盖的，必然会涉及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改革战略等众多考虑。

（三）“一带一路”是一项国家大战略

第三种看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向阳研究员、国务院参事汤敏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等为代表，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既是一项国内发展战略，又是一项对外开放战略，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推动建立区域合作框架的战略构想，本质上是一项国家大战略。

与很多经济学家的看法类似，张宇燕研究员也认为“一带一路”最基本的经济学含义就在于拓展市场规模，并以此提升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促进合作与竞争。所以，“一带一路”首先是解决“新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瓶颈的一个重要途径21。但是，张宇燕认为，不能仅仅把“一带一路”看作是某一个层面的问题，应该看到它是涵盖器物、制度、货币金融和理念四个层面的战略构想。从器物层面来看，涵盖了互联网和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和技术合作等内容。从制度层面来看，包括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协调各国法律法规，谈判建立不同领域不同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协定，以求降低交易成本。在货币金融层面，特别是通过各国经济合作的加深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在理念层面，比如增进国际理解与信任，让自由贸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22。因此，在张宇燕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形势进行思考后提出的战略构想，也涉及责任问题，大家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李向阳质疑了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看法，认为这是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因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其西欧盟国的经济对外援助，而“一带一路”不是那样。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是要打造成一个经济外交的新平台。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23。李向阳认为，互联互通将成为联结“一带一路”的纽带。沿途国家地缘上的相近、经济上合作空间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大需求决定了互联互通有条件充当“一带一路”的联系纽带。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而制度层面的互联互通则以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为核心。在李向阳主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提供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选择24。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上，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提出，“一带一路”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下提出的战略构想。从国际而言，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分工重组，需要开拓新市场；从国内而言，我国过去30多年主要实行“引进来”战略，随着形势变化，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汤敏认为，“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是打造中国与相关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繁荣大构想25。同时，它也是带动中国西部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的大战略。因此，在汤敏看来，“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与汤敏看法类似，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则直接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的“第三次对外开放”。他说，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建立特区，第二次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此次“对外开放”是建立在前两次基础上，层次、水平、质量、规模更高的一次大开放26。与之前的对外开放相比，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更侧重东北、西北和西南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侧重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最后做到民心相通。一定要强调‘国之交、民相亲、利相融、心相通’。”27

相比国际战略论和国内发展论，大战略论或区域合作框架论兼顾了国际原因和国内原因，强调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提供一个包容性发展平台，串联起亚太、欧洲等经济圈，其整合不仅将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而且其辐射作用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故而可以将其看作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推动的大战略，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和对外等各领域，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构想。然而，这一解释的缺点是过于宏观，并没有明确不同领域在整个战略构想中的先后次序，容易造成四面出击、统筹不力乃至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要想真正积极稳妥地把握“一带一路”，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一带一路”尚需进行扎实的科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靠得住、求实效的战略咨询和对策建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然而，要想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并不容易，需要从方法论上确立可靠的路径和科学的方法。在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一带一路”究竟是一项外交战略，还是国内发展战略？事实上，一带一路既是外交战略，又是发展战略，外交和发展都是具体内容，并不是战略意图本身。很多研究过多关注在具体问题上，缺乏顶层思维。迄今为止，“一带一路”仍处于方案规划、论证和商讨的阶段，各方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尽管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各部委和各省区市的对接方案仍然没有完全到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明确了最终的路线图和实施方案。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自上而下倡议的议题，在判断其战略意图时，需要考察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级的最高领导人群体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论述。同时，“一带一路”需要相关部委和各省市区共同努力。一些部委负责人和省区市主要负责人（包括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参与了“一带一路”的规划论证，且他们代表各自的部门和地区，这一群体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表态和发言也体现着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可能是“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最高领导人、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区市主要负责人对“一带一路”的论述结合起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战略意图就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理解。因此，要想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需要分析中国最高领导人、各部委和各省区市主要负责人在谈及“一带一路”时关注什么问题，强调哪些领域，以及在什么场合中提及等，这些都是判断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从战略内涵来看，需要从环境、目标、资源和方法四个指标来衡量。

三、“一带一路”的环境分析

环境分析是战略分析的前提，任何战略都是在特定环境下所作出的战略规划，是着眼于解决某一战略问题的行动路线。尽管此前可能经过较长一段实践的调研论证，但作为一个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下半年先后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来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构想，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一道被称为新常态下中国三大发展战略。要想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需要首先考察2013年国际国内环境的性质和特点。

（一）国际环境

从国际环境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调整，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国内场合追问，下一轮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早在2012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强调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28。在当选国家主席后，习近平在2013年3月出访俄罗斯期间，强调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29。显然，在习近平看来，“一带一路”就是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通过改革、调整和创新来释放下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提出的世界和平发展方案，意在寻求构建一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启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二）国内环境

从国内环境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对此，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发展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30。为此，在经济政策上确立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针，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31。因此，适应新常态，中国越来越强调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顺势规划“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它们都是新常态下发展战略的构想，以解决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寻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平稳发展。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五个充分估计，五个不会改变”的判断，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32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产物，这一点也在李克强、张高丽等其他高层领导人和众多部委与省市区领导人谈话中多次得到印证。比如张高丽主持召开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反复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更是一种着眼于中国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重大构想。

四、“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分析

任何战略都有明确目标，“一带一路”也不例外。在习近平看来，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变化的。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要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33。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34。显然，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更多从对外政策角度考量，强调要建立区域合作框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后来，随着国内外反响日益热烈，“一带一路”开始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35。不难看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已经要求将“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求制定战略规划，但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框架上还没有完全清晰。随后，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办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强调用新丝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表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36。在2014年6月5日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时，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与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其战略目标和愿景越来越清晰37。

真正确立“一带一路”的明确战略目标还是在2015年博鳌论坛前后，标志是习近平主席2015年3月18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和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愿景和行动》文件。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38。在《愿景和行动》文件中，更是明确提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在习近平主席论述指导下，李克强总理和张高丽副总理及其他中国政府官员也在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的目标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互联互通、打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等39。2015年2月1日，张高丽副总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把握重点方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畅安全高效运输通道40。2015年5月28日，张高丽副总理出席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开幕式，提出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41。

2015年3月5日，外交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张业遂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演讲，对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了三个解释，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着眼于打造“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实现对外开放和改革发展的良性互动。同时，“一带一路”也是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一带一路”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可以为古丝绸之路精神注入时代内涵，实现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同受益42。从中国角度来说，张业遂认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寻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张业遂还特别指出，“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无意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43。显然，张业遂对“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解释是非常明确的，它首先是国内发展的战略构想，更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倡议，意在提供更多区域公共产品，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从战略目标上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对外开放和统筹国内发展的总体构想，它着眼弘扬古丝绸之路互学互鉴、和睦共处的精神，拓展我国同欧亚大陆方向国家各领域互利合作，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对外合作的总体构想，其出发点是希望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的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致力于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至此为止，“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已经明确，战略轮廓已经成型。

五、“一带一路”的战略资源分析

201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加强组织指导，统筹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地方、部门和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充分发挥沿线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形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合力44。很明显，当“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大战略之后，就不再是最初仅仅作为对外政策所能容纳的了，它涵盖了外交、国防、发展、改革、社会、文化、环境、能源等各个领域，要求社会各界和各条战线都要与之对接，将相关资源整合起来，服从和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同时，不仅国内资源需要整合，而且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也要互联互通，共同汇聚成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力量。

“一带一路”是发展资源的优化配置，一切发展资源都应该是“一带一路”所着力调集的资源。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由张高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这意味着他所分管的部门和领域都应在资源统筹的范围之内。除了张高丽之外，领导小组还有四位副组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王沪宁，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商务、金融、市场经济、旅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作为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杨晶以及作为国务委员、分管外事、侨务工作的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显然，这是一个高规格的豪华团队，能够统筹调动发展、改革、政策、商务、金融、外事等众多领域的资源。在这一领导小组之下，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作为国家最重要宏观调控部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有助于统筹国际与国内资源，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央要求各部委、各省市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抓住机遇，搞好规划，扎实推进。从中央部委来看，都要求科学确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职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据明确分管“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何立峰于2015年2月12日在福建泉州参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峰论坛时介绍，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各国八大方面的合作，不断丰富“一带一路”内涵，将其打造成为沿线国家和谐共处的和平之路、稳定畅通的安全之路、情感相依的友谊之路、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持续繁荣的发展之路45。何立峰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的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同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内容，具体体现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产业投资合作、深化能源资源合作、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加强生态环境合作以及积极推进海上合作等八个方面46。何立峰的这一介绍与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欧晓理的介绍完全一致，只不过欧晓理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2015年4月10日举行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上的发言更为详细而已。可以看出，发改委已经突破了单独考虑国内发展规划的传统模式，将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为制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一带一路”已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发改委的发展资源类似，外交部更强调围绕“一带一路”配置外交外事资源，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不断扩大彼此利益契合点。2014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外交部部长王毅共同主持召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推进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的一些问题，推动早期收获，形成示范效应，实现滚动发展47。在2014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王毅更是明确指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把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认为“一带一路绝非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合作共赢才是“一带一路”想要达到的目标48。2015年5月，张业遂在《求是》杂志发表了《共建“一带一路”，谋求合作共赢》一文，强调“一带一路”正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事业，通过推动互联互通，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对接，包括项目和企业的对接，也包括合作机制的对接，将会不断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49。从王毅外长的表态和张业遂副外长的文章来看，中国的外交外事资源已经确定对接“一带一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

商务部在对接“一带一路”上也形成了明确的认识，认为“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对外开放之路，有利于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认为，“一带一路”的规划基点是我国西部继续开发开放、东部转型走出去的现实需要，是我国沿边、内陆持续开放的新战略50。高虎城认为，纵观历史，强国盛世必走变革开放之路。近代以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崛起，一个共同原因是善于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实现自身发展。在新时期，发达国家竞相推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场竞争的关键是规则之争，话语权之争，更是发展主动权之争。因此，高虎城认为，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通过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提高贸易投资水平，使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潜力充分释放51。在三部委发布的文件中，“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也被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支撑。

除了三部委外，包括外宣、文化、旅游、民族、宗教等部门也都应该积极对接“一带一路”，通过整合各领域的资源，塑造竞争优势。同时，各省市区也要立足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定位，把中央战略规划与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好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决不能一哄而起低水平竞争。此外，各省区市也积极制定对接方案，发挥本地区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比如广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广东打造成“一带一路”战略枢纽，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方案》。上海强调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技创新先行者，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重庆强调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加快重庆发展。甘肃省委提出努力把甘肃省建设成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经贸物流的区域中心、产业合作的示范基地、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宁夏、陕西、云南等省区强调通过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积极合作，利用区位优势，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成为西部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最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在统筹协调各部委、各省区市以及各种合作机制和平台、调集各方面资源的同时，还要注意切实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发挥好政府的示范、引导、服务作用，确保真正将好钢用在刀刃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六、“一带一路”的战略路径分析

关于“一带一路”的路径和方法，习近平主席从一开始就作了明确的界定，提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重点是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五通”，是一个区域大合作的格局。在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公布的《愿景和行动》文件中，除了“五通”之外，还提出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互利共赢四项原则，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从上述提到的“一带一路”推进路径来看，“一带一路”既没有冷战和集团对抗背景，也不是援助方和受援方的关系，更不是任何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完全是一种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愿景和行动规划，是一种强调开放、合作、包容的新战略路径，是对传统霸权战略和殖民战略的超越和革新。

在具体途径上，“一带一路”倡议尽管致力于推动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但并不排斥任何一方，强调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可以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与“马歇尔计划”完全不同，也与西方发达国家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不同，而是强调对接发展战略，在发展规划上相向而行。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开展产能合作和投资贸易时，也完全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尊重各国意愿，强调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和商业运作的方针，鼓励各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不管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不区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均为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共同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因此，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搞霸权主义，也不是推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寻求合作共赢的区域合作大战略，其特点：政府是引导，企业是主体，市场需求是关键，共赢是目标。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是统筹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的产物，它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模糊了内政和外交的界限，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已经模糊不清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众多关键工程、关键节点和关键项目，都已经无法分清究竟是外交事务还是内政事务了。为了防止众多社会行为体卷入对外事务后扰乱外交全局，张高丽副总理明确指出，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搞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规划，明确重点方向，有力有序稳妥推进52。因此，各部委、各省市区和众多企业和社会行为体，都必须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既不要抢跑，也不要懈怠，坚持以利益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协商为解决问题的主渠道，共同走出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这是“一带一路”精神的核心所在。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