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和功能研究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价值性

    刘易斯（1994）在全面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将“节约的意愿”和“工作态度”、“冒险精神”等放在了最前面。他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的态度。刘易斯将这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他认为有限的眼界影响了人们努力获取财富的意愿。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即工作态度，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同时，刘易斯还详细分析了影响人们努力愿望的习俗和禁忌，包括对家庭生活的偏见、职业偏见及对资源利用的限制等。

    冈纳˙缪尔达尔（1968）在对南亚国家考察时，他描述了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价值观与战后现代化理想之间的冲突。虽然这些传统价值观使人们丧失了许多经济机会，却从没人计算过这种高昂的代价。缪尔达尔认为，要改变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价值观，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所需要的仅仅是消除非理性信仰及有关价值观的形成基础。但是，当宗教成为这一信仰和价值观的一部分时，就需要对它进行改革。他觉得只有通过迅速和大规模的变革，才能改变拥有宗教感情基础的传统价值观的阻碍。

    劳伦斯•哈里森（1985）的著作《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他用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之后，他又在《泛美梦》一书中列举了进步文化区别停滞文化 的十点价值观。

    马里亚纳•格龙多纳（1990）概括划分了文化差异，他从20个方面来划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这些领域是：宗教、对个人的信任、道德规范、财富观、竞争观、公平观、工作价值观、教育、理性、权力、世界观、生命观、民主观等等。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

    费尔班克斯和林赛（1997）意识到，仅强调市场分析、合适定位、提高生产率和加强管理，还不足以保证经济具有成功的竞争力，他们的结论是，首要的障碍是一些植根于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无形”因素。因此，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传统的心理模式，因为它们妨碍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创造性和效率。

    马克斯•韦伯（2002）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文化，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戴维.兰德斯（1998）对韦伯的理论评价到：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在于造就一种新人---理性的、有条理的、勤奋的、讲求实效的人。新教使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间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间以它们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新教义造就了新型企业家。

    20世纪80年代，支持韦伯命题的研究重新升温，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2002），他认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而根据文化差别可以将世界分成几个主要的文明。

    马里亚纳.格隆多纳（1995）认为，有可能构建两种理想的价值观体系：一是只包括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尽量靠近该种的国家属于现代国家；二是只包括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尽量靠近该种的国家属于传统国家。

    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造、生产、流通、传播、消费等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渗透、影响，其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决定了文化产业有着广阔和深远的发展空间。

    文化产业是完善政治结构、引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容凝聚着价值观、思想、意识和意义，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具有很强的引导性，进一步说，文化产业具有一定教育性，其产品和服务能教化人民的观念、思想、意识、行为，并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文化产品和服务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国家性，并具有独立性、联系性与传承性，体现了个人、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能唤起人们强烈的和合心理，进一步上升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方向，并转化为统一行动。随着文化与政治进一步相互渗透和融合,这种积极的功能能发挥完善政治结构、引领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

文化产业是传承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形象的门户窗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迎来了知识经济、文化时代。新时代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还必须是文化、知识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文化的产业化、商业化运作机制，增加了文化创造、革新、生产、传播的途径和活力，进一步确保了公民的文化权益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且其显性和隐性的教化作用能够逐步地普及、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提高国家文化形象。

文化产业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粘合剂。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兼收并蓄的传承性、时代性和创新性，通过自由交流、互动和消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将进行思想、观念、心理、情感、社会伦理和社会行为的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有效协调群体关系，使社会价值体系得到滋养和建设。为社会关系的维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提供固化和润滑作用，为社会凝聚力提供引领和增强作用。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功能性

    文化产业是拉动文化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强力引擎。1999年10月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会议上，世界银行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将是世界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文化既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要素支持和精神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使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成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交换、分配活动，通过文化消费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带动产品生产、商品流通，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和经济财富。其次，文化产业化和文化产业发展，不仅使文化产业成为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改变国民经济结构关系和比例，并且经济、技术、文化的渗透和融合，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渗透、融合呈现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促使产业链条延伸、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素质和竞争力提高、产业下游化、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战略性调整。

约翰•奈斯比特在《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21世纪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这里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把一部分文化做成产业，另一个就是产业增加文化的含量，通过文化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的进步。

在原来的文化中，精神价值观不是产业，但经过创意的开发它是可以和产业对接的。文化的产业化就是要通过创意把文化资源转化成经营资源，并借助科技的支撑为人们提供日益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文化需求。而另外一方面，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在向传统产业不断地渗透，使文化载体的范围大大拓展。在创意经济时代，任何一个蕴涵着创意的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是文化的载体，创意产业就是通过观念、感情、品位的传达，赋予传统意义的商品某些独特的价值，提升它的文化附加值(或称为关键价值)，使得传统的商品变成文化的载体。所以，各行各业的产界和服务都可以成为一定文化的载体，并因此使其价值得到提升，这就是约翰·奈斯比特所说的产业的文化化的含义。

Jason Potts、Stuart Cunningham等提出了四种创意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福利关系模型、竞争模型、增长模型和创新模型说明创意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Taylor研究了创意产业与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指出，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为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动力。

    李雄诒、王亚鸽（2010）[1]指出，新兴的全球创意产业的发展为创意城市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如促进了城市产业升级，催生出大量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城市旅游与休闲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格和加速城市振兴。要实现产业从“三高一低”到“三低一高”的转变，需要从政府支持、法律的完善、培育好城市文化、培育与吸引大量创意人才和培育更多的产业经营主体等几个方面入手。

    花建（2010）[2]阐述了发展文创产业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创产业既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发展产业，又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国际城市功能，同时还成为中国创意能量新的爆发点之一，其实力不容小觑，因此，通过文化来撬动一个新的产业链，可以拉动更多的资源聚拢。花建逐一列举了上海世博会、上海申报迪斯尼乐园项目等实例，阐明了“文创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的观点。再分别从文化软实力与产业结构调整、现代服务业与重点产业选择、资源整合与创意城市的路径等几个方面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和路径进行了阐述，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向进行了解读。花建对如何发展文创产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二是打造产业链，效益最大化；三是产量变流量，流量变增量。

厉无畏（2009)[3]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开发人类创造力、解放文化生产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它强调创意和创新，强调把文化、技术、产品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能够为人们提供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有效地刺激内需，形成新的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其他产业的创新和结构的优化，有效地推动我们的经济转型。他强调指出，中国应当及时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并以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和发展模式，来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刘志彪等（2006）[4]在研究了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后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综合实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形成日益扩大的文化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创意产业还是新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可为服务业升级转型提供渠道。[5]

        冯子标（2006）[6]认为，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渗透机制、转换机制和提升机制，并根据文化对产业的影响力大小，把产业划分为文化主导产业、文化驱动产业、文化提升产业和文化渗透产业，进而设计出文化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为：文化主导产业的自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驱动产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提升产业的发展，带动部分第二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与城市化结合，提升地区竞争力，向文化渗透产业拓展。

    胡彬（2007）指出，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为产品注入特定的文化内涵，产品附加值增长；二是产业的跨边界融合与创新加深了产业横向联系，促进了新的价值链结构与产业组织形式的诞生；三是通过文化竞争树立国家的文化形象，进而带动一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7]

        辜胜阻（2008）指出，创意产品富有精神性、文化性和娱乐性，能改变居民消费观念，增进服务型消费，优化消费结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

        高书生（2014）指出，文化产业派生出了文化装备制造业和文化终端制造两个产业类别，在与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融合中又产生了生产性文化服务和文化内容制造，它们能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即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促进经济升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