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日到访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谈，为习近平10月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打前站。他们彼此应和，前者表示，双方应共同启动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访问圆满成功，引领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后者则说今年是英中关系发展的“黄金年”，强调英方热切期待习近平10月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所谓“黄金时代”，集中体现在中国对中英关系的新定位上。王毅将习近平此访称为“具有历史意义”，“两国关系发展的里程碑”，明确表示希望英方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能走在西方国家前列。这就意味着，中英关系将超越中法关系，成为中西关系新的“领头羊”——了解情况的知道，在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作为西方国家首脑率先访华并缔结法中大使级外交关系后，自冷战时期以来中法关系一直具有特殊战略性，而在习近平访英后，这一格局将发生逆转，英国将取代法国，成为西方国家中为中国所优先看重的国家。

王毅用三个词具体描述了中英关系的这一新定位、新前景，即保持和增强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引领性和全球性，并敦促双方积极探索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增长点，重点在国际产能合作、全球金融合作、增长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和发展等方面开辟新领域，增添新动力。这就可以看出中英合作的主导方向是经贸、创新和国际协作等三个方面，中国政府对两国在这三大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合作点寄予了很高的期待。而它们也正是全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战略目标。

中英关系的新突破始自英国不顾传统盟国美国的实质上的反对，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呼应中国，公开宣布成为中国倡议成立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从而打破了僵局，促使更多处在动摇中的西方国家及其盟友转变态度，纷纷申请作为这一新的国际多边经济组织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为它的全面推进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也等于是给予中国战略上的关键支持。

中国提升习近平访英规格，注入其更多的战略内涵，无疑是要趁热打铁，顺势推动中英关系朝着更高标准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实施连横战略，分化西方同盟，营造更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由此亦可看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战略更重视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

从英国方面来说，它也是认真对待英中关系的新发展的。卡梅伦在与王毅会见时说，英国坚定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愿成为中方最开放的合作伙伴，并针对习近平访问表示，英方各部门已全面启动，希望与中方密切协作，积极筹备，向世界展示英中合作的积极成果和美好前景。

驱动卡梅伦政府对中国采取更积极主动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保持了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的地位，拥有庞大的市场、巨额外汇储备和强大的投资能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设立更为增添了参与国际投资的多边金融工具，在全球经济动荡局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在经贸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理性选择。除了美日加之外的西方国家几乎都对中国持开放性态度正是基于这一理由。

不过，在这里需要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是，卡梅伦政府领导的英国是否真如标题所称的那样“投入中国怀抱”了？他是否已经抛弃了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在习近平访问后，中英关系会不会朝着接近结盟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是否会因此发生重大改变？

需要明确指出，不管中英关系如何发展，英国都不会抛弃基于跨大西洋同盟的英美特殊关系，转而“投向中国怀抱”；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不名副其实，即令习近平访问后，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英国身在其中的当代国际秩序也不会由此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变化。

这是因为中英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经贸和投资合作以及与此相应的国际协作。除了中方设定了以经济为主的议题外，卡梅伦也对王毅说，英方愿积极推进双边贸易，大力鼓励两国企业双向投资，欢迎中方扩大在高铁、民用核能、航空、电信等领域对英投资，积极推进欧中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支持开展欧中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它们都没有脱离上述议题的窠臼。

与此同时，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面性”内涵不足。卡梅伦和王毅都没有提到中英在安全、防务、军事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合作，而它们正是在国际秩序中真正具有战略性的合作内容。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英国双向的第一贸易大国，而且它们在双边和多边领域都保持了紧密的安全、防务、军事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紧密合作，是全面的战略同盟。其性质不会因为中英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次会见中提到的一个词汇，“最开放的合作伙伴”。这个词汇的潜在意蕴是，英国愿意暂时搁置在双方安全、防务以及价值观领域与中国存在的根本分歧，抱着开放性态度，在可合作的领域，在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上，与中国进行密切合作，但英中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发展为英美那样的同盟关系，双边重大分歧不会变化。

由此而言，说英国“投入中国怀抱”，显然言过其实。虽然中国很可能有以经促政，潜移默化地改变国际关系局面考虑，但能否实现则并不是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