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在国内“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银行资产质量问题加速浮现。刚刚披露的2014年报中，中行、农行的不良贷款分别同比增加37%和42%。资产质量压力再次成为悬在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历史上，中国银行业最严重的不良贷款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之工业企业利润下滑，在市场化进程中，由于不适应市场竞争而破产以及银行管理水平低下等原因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从1995年的21.4%上升到2000年的29.2%。从2003到2008年，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及财政部联合吸纳了五大行1.97万亿元的不良贷款(相当于GDP的15%，此前五大行不良贷款率13%-24%，负权益1.2万亿元)。

目前来看，本轮不良贷款与上述不良贷款产生的内外部环境与体制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一，本轮不良贷款有明显经济周期特点。主要是在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受到经济下行与市场流动性双重压力的影响，商业银行前期大投放与高利润背后隐藏的风险逐渐暴露。其二，银行仍有较强的能力抵御潜在风险。从年报数据看，即使在银行大幅度提取拨备的情况下，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依然达到5%以上，显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进一步提升拨备水平的资金保障能力。其三，中国银行业业务复杂程度也已今非昔比。为了免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硬约束，银行业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派生出“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体系一样，将全社会的储蓄者和借款人联系起来，但方式不同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机制，而是以与现代金融市场联系非常紧密的各种金融工具形式出现，打破了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改变了单纯的刚性兑付逻辑，形成了多元化的风险承担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与以往行政式接盘的处置方式不同，当前中国处在金融发展的大时代，金融混业步伐加快，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机构投资者大量涌现，为本轮不良资产处置带来更多市场化机遇。

与之相适应，未来中国银行体系治理不良资产应更具差异化，更有针对性，应涌现出更具时代特色的新思路和方法。比如，投行技术处置不良资产。通过旗下投行子公司重组不良贷款，以减少贷款损失。再如，探索创新结构性风险资产转化模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手段。通过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或许会极大地提高银行不良贷款的“双控”效果，并能为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开展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改革提供新产品。还有，运用资产管理模式推动不良资产处置。2013年以来，泛资管时代加速来临，资产管理行业已率先成为混业经营的试验田和主战场，以及互联网技术正将各类金融功能加速耦合，为不良处置开拓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