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线”不是调和折中，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持守底线。

　　从前我以为自己是左派，结果被大陆人骂成是右派。当我被人说成是自由主义者，自由派的朋友却觉得我太左了。有些过去视为同道的左派，我今天越看越觉得他们不像左派，倒像是极右主义者。左右之争直至今天仍困扰着大家，谁都搞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派。更麻烦的是，不同派别混战一轮，死不相让。

　　中国国情跟国外稍有不同，直接拿一些外国名词套在中国身上，有时就会牛头不对马嘴。今天中国一旦接受一种外来理论，就像信仰宗教般地迷信它。如果不信奉到最极端的层次，仿佛这个理论就不够完美。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现实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从1990年代所谓新左派自由主义的争论开始，我们至今无法取得共识。不过，有没有一些问题大家都觉得很重要呢？有没有一些价值大家都信奉呢？

　　
　　“共同的底线”这个概念，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了好几年。所谓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各取其中的中庸之道，不是介于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中间派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秦晖认为，“共同的底线”不是调和折中，现在中国需要的是持守底线。不管你站在什么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有一些东西是大家都觉得必须坚守的底线。比如在婚姻与性方面，西方保守主义坚决反对堕胎，左派虽然坚持堕胎自由，但也反对强制堕胎。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无堕胎自由，而是能否不强制堕胎。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西方左右派之争的范围。

　　中国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之低，不是权利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无权利的问题。有些学者到英国访问，座谈时发现保守党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批评。且不说英国工党如何看待下岗问题，就连英国右派都无法容忍。前些年中央电视台天天播“公益广告”，说失业不要紧，“只不过从头再来”。甚至有人写文章说，下岗工人应当“感谢下岗”。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敢说出这种话，我们是不是比人家更资本主义呢？

　　然而比起农民工，下岗工人的待遇还算不错呢，起码还有点福利保障。农民工可就惨了，福利保障乃至生命保障比城里人差得多，甚至连进入劳务市场的自由都没有，很多城市还到处驱赶他们。城里下岗工人一多，就出现“腾笼换鸟”之风，大量打工者在祖国过着如同国外非法入境打黑工的无国籍苦力式的生活。中国左的时候比谁都左，右的时候比谁都右，到底是左还是右呢？

　　西方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多一点公共支出，就像北欧国家那样。右派则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将造成“大政府”，个人权利将受到贬损。在非典时期，以自由主义者自诩的王怡[1]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国家不应替非典病人买单，医疗费用应由病人自己承担。为什么一个自由主义者会有这种想法呢？这难道不是冷漠无情吗？王怡宣称政府没有负担医药费的责任，如果要求政府对此负责，就等于将政府摆在全能政府的地位，你要求它负责任，也就是大方地授予它无限的权力。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从一点可以无限生发开去，由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上升为交出权力问题。自诩左派的王绍光[2]立场恰恰相反，王怡似乎讨厌瑞典那种“福利国家”，王绍光则大力鼓吹强化国家权势，增强政府对全国财源的“汲取能力”。王绍光似乎认为统治者对人民不负责任，是因为它“汲取”民脂民膏的权力太小，只要它权大无边，放手“汲取”，人民自然就有“福利国家”。他认为政府有钱了，就会搞好百姓的福利。

　　这两位学者的问题在哪儿呢？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左还是右，而在于政府是否权力太大而责任太小，权责应该是对应的。非典病人满大街跑会传染别人，因此政府有权力把他暂时关在医院里。既然政府有权限制病人的人身自由，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责任帮他治疗，而不是让他自掏腰包呢？秦晖认为，王绍光热心于为中央财政开源，但他凭什么担保中央财政汲取的民脂民膏会用之于民呢？王怡热心于为中央财政节流，但他凭什么担保一个不肯为非典病人掏钱的政府不会大行汲取之道呢？如果政府同时采纳这两种财政主张，既大肆汲取民财，又吝于为民花钱，这是不是触碰到了底线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