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运用实体发展主义的历史形态观来考证与解读中国社会的部分历史。我们在探索历史问题时，首先就要区分出历史与历史资料，这个区分在理论上并不困难。对于历史资料是否符合真实，这个是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大部分是非常繁重和困难的。而有些所谓的历史资料，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是虚妄的。

实体发展主义的历史形态观，在这里需要简洁地解释一下。它是一个历史观，重在形态观念。我们在探索历史时，常常忽略社会的形态，容易简单地用一条或两条线来解释历史的变迁。然而事实上，社会是所有人组成的，它没有这么简单，它不像小说那样具有主角。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不会是少数人的历史，更不是一些王侯将相们的历史，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马克思学说提出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我觉得它的观点依然片面，它的“劳动人民”并不是所有人。诚然，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一样，但一个都不能少。尽管一些普通人在推动历史的变迁中没有精英阶层作用大，但他们是推动历史变迁的基本力量，历史是所有人的故事。

在比较抽象的方面，形态观念强调了社会形态本身决定了历史的变迁，而不是社会形态的某个方面决定了历史的变迁。在这点上，马克思学说强调社会经济决定了历史的变迁，这是不妥的。经济无疑是社会形态的重要方面，关乎所有人的生活，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经济的发展冲击了社会形态的变迁，是推动社会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但不是决定性力量。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形态的整体发展，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同样是重要的，比如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文明的发展等。相比较而言，社会组织的发展更为核心。在社会形态中，社会组织居于核心位置。这一点，孔丘哲学很是切中要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约束家庭组织，仁政约束社会形态。孔丘哲学是非常不重视经济的，对经济发展，它根本不关心。但孔丘哲学却非常成功。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史。已经逝去的历史是我们今天社会形态的来源。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理解历史，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指引方向呢？李世民说：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指引今天社会的发展，当然，这里的历史一定要是“真实”的。我们研究历史是需要一个历史观的。为什么呢？这有两点简洁的原因：一个是已经形成的历史观充满在历史研究中。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资料，而这些历史资料都是人创造的，已经形成的历史观影响着人们对历史资料的创造与解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以“求实精神”为根本的历史观来掀开错误的盖子，还历史资料其本来面目。

二是，历史是复杂的，我们研究历史需要一个统领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历史观。你站在什么立场，这个就是历史观。还有，已经形成的历史观中有一些并不是刻意建立的，比如老聃哲学的历史观，它们是在朴素的探求中形成的。但有一些是刻意建立的，比如孔丘哲学的历史观，它们被赋予了人为的功利目的。对于后一种历史观，我们需要把它们清晰地指出来。在对历史资料的考证与解读中尽可能地剔除被人为赋予其中的功利主义目的，把真实还给历史资料，这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历史记载或者说历史资料都是历史影像，都是影象存在的东西。我们研究历史需要这些历史影像，通过它们来了解已经逝去的社会形态。由于社会形态是复杂的，历史的记录者也不可能把历史记载详细到每个人、每个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的每个方面。历史记录者在记载的时候是有所选择的，这就导致了历史资料的残缺不全，很不全面。而选择哪些内容记载，哪些内容不记载，这里有历史记录者的历史观。信仰某种历史观，它会影响记录者的选择，以及记录语词的偏向。

因此，一个以求实精神为根本的历史观是多么重要，它可以尽可能地保证历史记录者真实记录历史，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资料。对于历史研究，这个不是珍宝吗？我们今天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严重的分歧，一个关键的因素不就是历史资料的片面吗？如果我们的历史认识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资料上，我们的分歧一定会小得多。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就会多一份共识，多一份融合，少一份分歧，少一份冲突。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份历史责任，拒绝虚妄的历史资料，揭露历史资料中的虚妄，还历史资料以真实面目。

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有一个本质的趋向，这就是发展主义历史观。我们要肯定人类社会是变迁的，这就需要一个包含变化的观念。老聃哲学就肯定了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所以老聃指责孔丘的食古不化，把哪些早已一堆枯骨的人的观点奉为圭臬。我们在这里要区分出老聃与孔丘的分歧，并不是所有古人的观点会随着一堆枯骨而失去价值，但也不是所有古人的观点能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问题的根本不是以人去划分言论的价值，而是要以符合真实为根本。老聃在指责孔丘的时候，一定厌恶孔丘的观点，他要驳斥的是孔丘的言论，而不是这个言论出自何人之口。正好，孔丘借那些早已枯骨的人的口说出自己的观点，老聃的指责有了多重的含义，也委婉些。

肯定一个本质的方向并不能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况且，这个本质的方向在历史阶段里千回百转，它不是一条笔直的箭头。社会形态在一些阶段异常复杂，我们始终要以人的平等与尊重为基本原则，火候需要拿捏。即使一个错误的方向，如果绝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它，你只能呼吁，而不能强制他们。这是一个成长的苦痛，一个成长的历练。犹如一个少年，选择错误是难免的，父母的强制往往会造成更大的错误；父母可以规劝，但不可以过度强制。

因此，肯定一个本质的方向并不会减弱历史成就。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选择的，每个社会组织都是有他们的奋斗价值的。不是肯定了一个必然，就失去了努力、奋斗、选择的价值。世界不荒诞，人同样是有选择的。当然，我们无法神话选择，没有绝对的选择，没有绝对的自由。人的选择、自由在社会形态的约束之下，也在自身形态的约束之下，人与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本质的趋向。

我们要批判一种历史情感，这种历史情感是有害的。历史是厚重的，一些今天留存下来的东西可能牵引出许多已经逝去的人的鲜血，一份极其厚重的历史情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已经逝去，她不能绑架现今的社会，要对未来负责，而不是反过来，对历史负责。所以，那些“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完全是颠倒了的情感。列祖列宗早已一堆枯骨，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情感。不存在对不对得起列祖列宗，只存在对不对得起子孙。对于历史，她只是我们现今的来源，她只对现今负责，但她的责任已经失效；只有活着的人才能负责，死了的人是无法负责的。历史的不可逆方向也反映在责任上。

我们为什么要批判这种历史情感呢？这是一种对死人的过度情感。这种情感拉扯社会形态的变迁发展，拉扯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当然，缅怀先人是合适的，我们尊重历史。我们并不否定历史，但不能祸害未来。在这里，不存在伤害先人的问题，这是一种病态的情感。先人已经逝去，你无法伤害先人。再者，先人若在，他不会不变。肯定变化是根本。先人的一生心血是在变化中建立的，也会在变化中留存在历史里。我们对历史保持一份虔诚的尊重，对先人只能如此；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面向未来，担起对未来的一份责任。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情感。

历史观统领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它牵连着社会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构成部分；错误的历史观有多大害处我们可想而知。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真实，把某个阶段的社会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变迁中去认知，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历史研究。

研究历史难免要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应该怎样去评判呢？我们应该持什么立场呢？我们很清楚，评判是价值观的东西，评判好坏意在引导社会。所以，评判是务实的。评判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之上。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既要看当时的实际社会形态，又要看它在整个人类社会变迁中的意义与价值。从长远看，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是盖棺定论，务实精神依然以求实精神为根本。

评判必须以理解为基础，如果没有理解，那么评判就会流于主观，失去评判的价值。理解是尊重的前提，没有理解也就没有尊重。我们要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理解社会是怎么变迁的。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给出中肯的评判。没有理解，一切都谈不上。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地理区域较为封闭。西面是地球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北面是广阔而极寒的西伯利亚，东面和南面都是汪洋大海；与中东、欧洲、非洲等交通不便。尽管在这个地理区域里并不止一个中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但在这个东亚社会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以中国社会创造的文明为主流，其它国家的文明与中国社会文明比较起来不在一个级别。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自称天朝，中央之国，一直提供着该区域的国际社会秩序，即朝贡体系。然而这一切到近代被彻底颠覆。这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人心中的苦痛与疑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劫难早已注定，今天阿拉伯社会的劫难也是注定的。我们需要回顾历史去寻找前因。

                                苏红青于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