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而言，中国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美好愿望都难再实现。相反，在WTO的框架内，当前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开放超前于改革”的危险；而TPP的旗帜上则写着：先改革才有入场券。因此，当前的牛鼻子是改革，中国只有依靠自我驱动进行世界普遍认同的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赢得继续开放并融入世界的机会，才能带来经济的继续繁荣。如果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开放所带来的外力，在当前的形势下，收获的很可能不只是失望，还可能有国民财富的流失，改革压力的消解，甚至是金融危机。

　　历史上中国的改革派确实曾借助开放之力大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政府与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美国的里根政府几乎同步举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实施了解放农村生产力、允许乡镇私有企业发展的改革政策，中国经济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在改革陷入平台期难以继续推进之际，时任总理的朱镕基采取以开放推动改革的策略，主导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其后，中国的改革派以WTO对外开放时间表为依据，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企业，扩大私有经济发展并促使政府简政放权。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并为中国带来了多年经济繁荣。

　　但世易时移，当年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的中国犹如一片亟待开发的热土，从农村到城市，到处涌动着解除束缚后渴望勤劳致富的激情，中国政府急切要求加入WTO的开放的姿态和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改革也给国际资本创造了中国未来将进一步解除市场枷锁，迎来经济繁荣的预期，而对人民币币值的长期压制所带来的升值预期以及各种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则相当于给外国投资上了一道盈利保险。在那种情况下，采取开放的政策就意味着外部资金的大举涌入以及海外市场对中国骤然打开。（尽管后来证明不计成本地过度吸引外部资金和过度出口导向会带来严重后患，但是当时呈现繁荣景象。）

　　目前的局面可以用以下三点概括：第一，中国经济放缓，土地、环境、人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出口趋降，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经济回暖，过去20多年中国通过双顺差政策吸纳的巨量外国投资图谋抽身撤退；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法制建设不及预期，这可能带来世界对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走向的悲观预期。根据FT报道，代表1800家欧盟企业的欧盟商会表示，由于中国实施市场化改革方面进展缓慢，欧洲企业已经对此产生“信任危机”（见《中国欧盟商会认为中国“改革不开放”》）；三，TPP在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之际应运而生，给国际资本开辟了另一个投资场，这不但可能形成一个地缘上接近中国的“低气压中心”，迅速吸走在中国的国际资本，并可能由于欧美把其全球化的重心转向TPP、TIPP而带走中国曾经占据的海外市场。尽管正式加入TPP还需各国国会批准，但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有报道称，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已经向TPP成员国，如越南迁厂。

　　以上三重因素叠加，中国过去20年吸纳的资本正如热锅之蚁，急切寻求全身而退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金融开放超前于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比如，在国企改革不到位、市场信心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放开资本项目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可能助推巨量资本外流，其结果是既可能威胁中国经济稳定，也可能消解倒逼改革的部分压力。如果再辅以抛售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的政策，中国无异于既赔夫人又折兵。当然，人为地一次性大幅贬值人民币也非上策，这只是在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推进的情况下为保住民族财富可以采取的极端做法，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种可以弱化国际争议的选择是----尽早让市场决定汇率。

　　但是，当前形势下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将改革置于根本性的位置，以比金融开放更快的步伐、更大的力度真正改革国企，最大限度地后撤政府的边界，让市场配置资源，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大的舞台，以共同发展的真诚和掷地有声的信用留住资本、留住工商精英。同等重要的是，要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治国。只有这样，才能给资本吃定心丸，才能制造长期繁荣的预期，才能迎来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这是可取得主动权，绝处逢生的上上策。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改革必须依靠中国的自我驱动，WTO的外力是靠不住的。尽管按照入世协议条款，2016年，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期，中国目前正在寻求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并将为此和四大主要贸易伙伴谈判，但这比并不意味着会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形成倒逼的压力，尤其是在占世界经济产出40%的国家另起炉灶TPP的背景下。9月20日访华的英国财相奥斯本的表现就是一个信号。9月13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出台，因国有企业改革攸关中国整个市场化改革前景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引发国内、外强烈关注和评论，但英国保守党大员奥斯本在访华的一周里俨然大观园里的薛宝钗，完全是“不干己事不开口”。

　　了解英国经济史的人都知道英国保守党对于国有企业的态度，也知道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1980年代为重新私有化英国国有企业付出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二战后，获得执政地位的英国工党开始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大兴国有化运动，先后将矿山、铁路、汽车、钢铁、航空、电力及部分银行国有化，到1970年代，英国公共部门膨胀，社会生产效率下降、物价上涨，经济状况难以为继。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受命于危难，上台不久即公布预算案，宣布实行包括国企私有化、鼓励自由市场、控制货币发行、节俭财政等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久即着手实施国企改革，掀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一些老的、效率低下的老工业基地被关闭，工人失业，困难重重。情况最糟糕的是煤矿，当时的国有煤矿在石油及核能的挤压下，早已是夕阳产业，靠政府补贴过活（有点像中国目前的僵尸企业），但工人坚决反对裁员和倒闭，矿业工会在1984年3月发动了矿工大罢工，获得运输、铁路、码头装卸、汽车制造、教师、海员的声援，社会骚乱频仍，撒切尔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铁娘子坚持国企改革、缩减财政开支的政策不动摇，她公开回应希望她顶不住压力掉头转向的意见：“你们想转头你们转，本娘子绝不回头”。矿工罢工拉锯战持续了将近一年，终于以改革派胜利而告终。撒切尔夫人铁腕扭转了英国的方向，至今的卡梅伦政府依然沿着撒切尔夫人的方向推进经济改革，私有化剩余的国有企业，2015年卡梅伦政府大部分完成了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银行的私有化，近期全部完成了皇家邮政的私有化，英国的皇家邮政此前已国营499年。

　　奥斯本在中国的“君子缄默”有为本国利益盘算的实用主义考量，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西方对WTO态度的一种倾向：他们并不想纠缠恋战，只想全身而退，另起炉灶。这也说明，中国改革派靠WTO的外力倒逼改革的愿望难成现实。

　　那么TPP呢？个人认为，TPP是在总结和反思第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践的基础上，对全球化的重新规范和定义。如果说第一阶段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有承诺、有愿望就可以加入，第二阶段，则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加入。TPP成员国被要求要有统一的经济规范：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限制国企垄断优势，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保护信息自由。TPP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对劳工权利、环境资源保护最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也是第一个明文规定保护中小企业的协定。

　　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先进行相应的经济、政治改革，达到这些入门条件才能够获得成员国资格。换句话说，就TPP而言，没有改革，就不再有开放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WTO、TPP，还是将来的TIPP都无法再对中国的改革形成外在压力，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中国实施的30多年里，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大量吸引外资，依靠外资和海外市场的策略，这使得中国民族资本力量薄弱，无法对进一步改革形成足够的内生性压力。

　　在改革相对预期滞后、资本急切突围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盲目追求人民币加入SDR，过快开放资本项目是危险之举，而抛售外汇储备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让市场决定汇率更是自我损害的不智之举，其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中国的财富流失，而潜在的影响则在于，这可能形成对改革压力的测漏式释放，减弱可能倒逼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