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一个主要的贸易大国，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却依然较小。随着中国金融开放并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未来可期中国成为金融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在这过程中所谓对外投资会呈现非常高速的增长，这将成为下一个30年的时代大潮，这对于中国大陆金融改革以及香港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

　　个人境外投资：下一个时代大潮

　　伴随着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私人财富总额与高净值家庭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数量即高净值人群已超越日本，达240万户，居全球第二位；而超高净值家庭即私人财富在1亿美元以上的家庭数，名列全球第3位。可以预见的是，离岸财富管理的需求将日益强劲。

　　同时，中国大陆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还依然严重，资产配置及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一些有条件的个人到境外寻找保值和增值的“替代性”投资具有其微观理性，可以说中国式的金融抑制催生个人境外投资。从宏观的角度讲，有序地放开个人境外投资有利于治理流动性泛滥、缓解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被升值、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从战略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目前，中国外汇资产集中在政府手中，是一个官方债权大国，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风险大而集中，应积极向“私人债权大国”转型，而“藏汇于民”并鼓励其对外投资是金融开放和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将助推中国成为金融大国。

　　个人海外投资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账户开放过程是一个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居民和非居民持有跨净资产及从事跨净资产交易、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过程。资本账户开放如同其他任何政策的推出都是有成本的，但是也要认识到它的效益，即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产生最大的经济利益。从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来看，渐进式开放是主流模式。笔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账户开放的道路应该遵循 “主动，可控，渐进”的原则，预期收益最大、风险相对较低的应先推行，最具风险的改革应后推行；在开放的结构上，可先推进增量改革，渐进推进存量改革；在开放的方向上，可先通过香港主动加快渐进开放速度，如运行良好再逐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

　　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中国的境外投资将成倍增长。预计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对外总资产将从34150亿美元增长到166950 亿美元，占GDP 的比例从58.1%上升至87.1%。其中，民间对外资产额将从5680亿美元增长到106230 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9.7%上升至55.4%，占对外总资产的比例从16.6%上升至63.6%。据平安信托与麦肯锡咨询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也将大幅提升，可达9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若按海外投资资产占总可投资资产的30%算， 届时中国个人海外投资资产额将达到约25.2万亿元人民币，以1美元兑5元人民币的汇率算约合5万亿美元， 占中国民间对外资产的1/2和对外总资产的1/4。同时，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将成为未来十年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的最重大事件(Hooley,2013），预计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扣除官方储备）占世界GDP的比例将从2012年约5%增长至2025年的30%，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上述时代大潮中，香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香港继改革开放前的货物转运，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引资之后，将第三度再担负起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迈向金融大国的重要角色。在中央政府眼中，香港既能汇聚国际资金，国际化经验与监管水平又远远领先国内城市，加上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信任程度很高，风险相对可控，因而是一块进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理想试验田。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人民币国际化于中国，就好比“养儿子”，让人民币从体内出生、成长、慢慢走出去，在贸易、计价、投资、储备等领域为国际所用（李小加，2012），在利率、汇率和资本项下开放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应发展离岸金融中心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育儿园”，而其首选当为香港，因为这是一个“离家既近，又通达国际、且设施完善”的“育儿园”。

　　从微观层面来看，投资者选择海外投资地点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地缘优势。例如，北美和拉美地区主要选择加勒比和巴拿马作为离岸财富管理中心；西欧地区主要选择瑞士；亚太地区包括日本主要选择香港和新加坡；内地人在香港的投资则占境外资产的一半以上。按照上文的估算，到2020年中国个人海外投资资产额将达到约25.2万亿元人民币，以1美元兑5元人民币的汇率算约合5万亿美元，假设内地人在香港的投资则占境外资产的四分之一到一半， 则有6.2-12.6万亿元人民币、约1.25-2.52万亿美元投资在香港，其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

　　香港下一步：金融购物天堂

　　香港在面临着中国资本走出去、迈向金融大国的时代大潮时急需加强顶层设计。笔者认为香港应该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潮流，积极打造成一个 “金融购物天堂”。众所周知，香港是物美价廉的“购物天堂”。然而，近年来其耀眼光环正在退色。2013年，访港旅客达5430万人次，当中75%来自内地，这虽然为香港带来经济效益，但对香港居民生活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引发旅客需求管理的大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转型和升级“自由行”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笔者认为，香港应该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潮流，以金融产品为导向、以财富管理和金融服务为核心，积极打造成一个涵盖银行、证券、外汇等各个金融行业的“金融购物天堂”。

　　首先，金融购物“天堂”中应该有极大丰富、适合不同层次需求、特别是适合国内金融消费者的金融产品。近年来，由于香港金融市场投资管道更广、投资收益更高，内地居民到香港购买金融产品的趋势在越来越明显，以保险产品为例，在2013年内，向内地游客发出的新造保单超过10万份，由此所带来的保单保费达148.64亿元，占个人人寿业务新增总额的16.1%。人民币离岸产品在香港“金融购物天堂”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利于内地客户规避汇率风险。香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推出一些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境内外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逐渐增加, 至2014年5月底余额达4000多亿，人民币贷款和也不断发展，其余额至2014年3月底接近1,200亿元，“沪港通”使可投资人民币资产的类别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香港应该深入拓展债券、外汇、商品等领域，以提供全方位、适合金融消费者的金融产品。同时大力发展“金融旅游”，即以购买金融产品为主题的新型旅游服务，这一概念类似于以就医、护理、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医疗旅游”， 两者都具有高、专、精的特点，所不同的是香港金融业作为支柱产业，其深度和广度远胜于比医疗业，不容易出现内地游客挤占港人医疗资源的问题。

　　其次，金融购物“天堂”应该提供高质量的财富管理和金融服务，成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数据显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共同持有全球16%的离岸资产，并会随该地区新增财富的不断增长而扩大规模，将会对瑞士的中心地位形成挑战。而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如何推动香港成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呢？香港2013年的财政预算案特别关注基金及资产管理业务，把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提上日程，并提议推出税务优惠，发展本地信托服务员及私人银行财务管理业务等。笔者认为，应有效拓展经济腹地，包括大中华经济圈乃至东南亚诸国，特别是继续扩大RQFII和QDII的安排,加强与内地的合作，通过CEPA及其他先行先试计划与内地城市探讨新的发展机会，推进与内地有关监管部门达成基金互相认可的协议，并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给予资产管理业务提供进一步税务优惠政策和基金在性质及业务方面的免税资格，吸引更多基金于香港注册及经营业务，将香港打造成基金注册与业务中心，确实有效地解决香港私人银行面对的主要挑战以提高香港作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吸引力，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金融购物“天堂”应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实行全面而充分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教育。为了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可以得到全面而充分的保护，香港应该进一步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和监管，通过一系列详细的规定来切实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如设立“香港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专门对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的金融机构等服务实体进行监管，并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而稳健的应对机制，来及时处理雷曼“迷你债”等类似事件。此外，香港和内地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不少差异，如买香港保险产品必须要到香港签单，否则在大陆签单属“地下保单”，将不受法律保障，而且医疗责任认定和投资者赔偿方面两地也有很大不同，这些问题和所引起的纠纷应该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两地协调机制来解决，特别是通过“香港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和内地“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对接合作，来处理跨境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

　　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东方之珠”

　　香港被誉为“东方之珠”，因为得天独厚的维多利亚港雄居世界东方, 在世界航运版图中举足轻重、像珍珠般贵重。如今，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全球的经济金融格局都面临着转型升级，世界经济中心明显东移，改革以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香港的战略地位和全局影响将同样重要。笔者认为，香港有望成为未来全球可能出现的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东方之珠”，与纽约、伦敦等世界级金融中心相媲美、相竞争，改变只有西方亮、而东方不亮的旧格局，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均衡发展。

　　香港与伦敦在成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上有着极其类似的形成条件和模式特点。20世纪60年代，伦敦通过发展欧洲美元市场，不仅促进了本国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因纽约崛起而没落，继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还为全球金融带来了新的面貌，使得国际金融进入了新的阶段。因此，借鉴伦敦发展的欧洲美元市场的经验，有利于思考和启发香港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向深层次发展。

　　要成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东方之珠”，香港应该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力争离岸人民币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定价权。2013年4月，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CNH HIBOR）定盘，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后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以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新交易产品。在力争离岸人民拆息定价权之余香港应该继续发展人民币国债离岸市场，以期在离岸人民币国债收益率的定价权上也保持领先地位。近年来，财政部开始尝试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并逐年稳步增加，从2009到2014年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及国外中央银行累计发行的规模超过千亿元，期限品种日益丰富。

　　应该指出的是，上海锐意于2020年前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于2013年成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沪、港两地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金融战略布局绕不过去的大问题。夏斌认为，在资本管制完全放开之前，上海不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需借助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桥头堡”和风险“缓冲区”的作用。香港也需与上海积极交流和密切合作，连接内地广阔腹地、畅通回流离岸人民币、提供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和强劲的金融服务和财富管理需求，助推香港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沪港通”正是沪、港两地加强合作、互利双赢的例证。

　　同时，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倒逼在岸市场改革。伦敦离岸美元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美元的国际化，这一事实说明离岸中心对于本币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后，香港还应利用其离岸的枢纽位置促进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利率、汇率及国际资产价格一体化，利用香港交易所收购的伦敦金属交易所增强在金融商品定价权上的核心竞争力，并凭借自身的特有优势协调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对话，增进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为国际金融新秩序“东方之珠”增添新的亮点。

　　另一方面，要正面看待多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的竞争。根据人民币最终将成为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大趋势，香港、伦敦和新加坡等地在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立场上也并不互相冲突。香港可继续发挥“先行者”的优势，同其他新兴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积极交流和密切合作，提升现有平台的效率，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纵观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格局，往往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为龙头的圈层发展模式。香港作为最主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应承担人民币离岸市场中的“批发功能”，成为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聚集地、融资中心、定价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