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与张维迎、杨小凯之争及其它
——一个无名小卒的忧国忧民
今年是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逝世10周年，7月初，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组织了一场纪念研讨会，很多杨小凯教授生前好友应邀参加。其中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是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的对话，由于所讨论的话题重要，林毅夫教授认为张维迎教授及其他一些学者对自己的观点有误会，便写了长文做回应，顺带也提到了十多年前他与杨小凯教授的争论。在林毅夫教授的文章中主要谈到了三个话题，第一个是回忆了他跟张维迎教授在九十年代中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辩论，并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二个是谈了他与杨小凯教授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第三则谈到了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的评价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等等。
作为后学，我对这几位前辈都很尊重。还记得自己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所谓的内需不足，当时很多的经济学家非常热烈的讨论怎么办，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林毅夫教授提出要刺激内需，政府的钱应该花在刀刃上，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的是要把农村的内需给刺激起来，提出了他的“新农村运动”。当时觉得非常佩服林教授这个洞察力，能想到这么牛的点子。林教授的建议也成了后来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当然，实践层面的跟林的建议还是有不少的差异。因为林教授在经济学界大名鼎鼎，所以原来我也看了一些林教授的著作，由于我自己的兴趣在纯理论，而林的很多文章都在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或者一些政策建议，慢慢的就比较少读林的论著了。杨小凯教授生前的一些文章，我现在对其中一些都印象深刻，因为它们冲击了我。并且以我自己有限的知识存量，我觉得杨的很多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在大家都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欢呼的时候，杨能提醒我们注意别只顾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政治改革，将来落后的政治制度会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张维迎教授是文章我也比较喜欢阅读，最近几年张潜心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是我的阅读兴趣之一，我自己认为奥派是非常深邃的，该派的好几个经济学家都是我特别推崇的，因此，张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可。
就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他们的争论点，我再做一些评论。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议题上，张维迎教授主张国有企业改革要符合产权理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该对称，只有民营企业符合这样的标准，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在于民营化或者说私有化。林毅夫教授则认为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用他的术语叫政策性负担），他在这篇再解释的文章中指出：“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林毅夫教授指出了一个客观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处在一个不对等的竞争状态。但是林教授没有分析完，他没有提到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没有给予私人企业，天则经济研究所前两年出了国有企业的研究报告指出了这些政策，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考。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很多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是不对私营企业开放的，即是说这些国有企业靠着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经营。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议题，一方面是国企本身的改革，一方面是让私营企业能够进入更多的领域，即打破政策性垄断。
林毅夫教授和杨小凯教授生前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当年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看到林毅夫教授十多年后再评价那场争论我不知如何做评论，毕竟杨教授已不在世，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他会怎么来回应林。如果要讨论这块，我想将林毅夫教授文章最后一部分一起来谈。
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为经济学给出了后来经济学家比较认可的概念，即经济学是研究“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后来在教科书中又演变成“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的配置”，或者说“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这些对经济学的定义算得上是很主流的，可以说林毅夫教授研究的范式是非常主流的，他所研究的议题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试图最大化。这里所说的约束条件所指很多，资源、制度等等方面。制度经济学家们曾经将制度的变迁作为研究议题，林毅夫教授早年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当然现在回头看，林教授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是比较一贯的。他早年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算得上是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也强调了政府的作用，现在他研究发展经济学或者他自己新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都强调政府的角色。林毅夫教授说自己被认为是强调经济改革而忽略制度改变是没有全懂他的意思，他自己也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我怀着非常善意的理解就是林教授希望即使在大的制度没有改变这个约束条件下，尽可能的让经济更快的发展，增加人们的福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呼吁做出制度上的调整，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要求。但这恰恰是杨小凯教授等人所担心的，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会使执政者误以为即使不做制度的改革，也能取得。这会使制度变得更加的僵化，在这样的制度下，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根本没有积极性去改革甚至会阻碍改革，将来会拖经济继续发展的后腿，这就是杨所讲的“后发劣势”。杨小凯和张维迎等学者的主张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这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做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杨强调需要进行宪政改革，才能更好的约束政府，防止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看法。林毅夫的文章和著作中，几乎没有看到他主张宪政这个词，并且他还指出和杨小凯合作的萨克斯教授改变了自己原来主张休克疗法的观点，高度赞扬中国的经济成就，同时林还指出，那些实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很多经济上的表现不如中国，也存在着诸如腐败等很严重的问题。他这样的表述免不了会被别人以为他只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是不是萨克斯教授观点变了（我没有读到他的原文）就意味着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需要做宪政转轨就错了？是不是民主国家也存在着腐败（林还引用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显示19、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的普遍化程度比现在的中国还严重，我想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自会感受。）就意味着中国就不需要改革或者就可以经济优先制度改革不放在重要的位置呢？林教授举出了大量的实行了民主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没法和中国比较的例子，当然也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杨原来指出要比较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哪个更加成功还为时尚早。现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如黄亚生教授等）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的表现都是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的。但经济绩效的评价应该有多项指标，不能只看到了数值上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是在强大的政府主导下部分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学经济学都知道机会成本这个概念，任何成绩的取得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我们将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开采、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人每天远超过别国的工作时间等等这些都考虑在内（希望各位不会觉得我这里的表述太情绪化），我们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成绩并不值得骄傲。政治宣传总喜欢说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毫无疑问，当时没有丰富的物质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经济水平低下，但那时还有蓝天白云、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丰富的自然资源。用这些来换高增长是否值得，每个人的评价是不同的。
米塞斯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这跟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仅只听经济学家说经济增长了多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听社会学家说社会是否进步了、听听法律人说社会是否更加公正了、听听道德学者说社会道德是否进步了、听听政治学者说政治制度是否进步百姓的权利是否得到了更大的捍卫、听听医生说百姓的身体是否更加健康了……？本来社会科学应该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议题，经济学家将其它的应该涉及的议题排除了，这是一种偷懒的表现。米塞斯指出经济学要研究达至行为主体预设的目的的手段，即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所预设的目标，他们会选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经济学要研究这些手段是否会达到这些预设的目标。
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有一个大的约束条件就是所谓的“中国国情”，我很长时间都不理解什么是“中国国情”，为什么很多东西世界都通行的我们这里会认为跟国情不符。我想把话说得清楚一点，所谓的中国国情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不容挑战”，只有这一条才是与世界不一致的特殊国情，围绕这个核心，统治者和御用学者创造了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装饰这个特殊状态并与此捆绑在一起，统治者和他们的学者相信，触动了他们要坚持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挑战了共产党的统治。共产党将自己的理论来源归为马克思，将自己头上套上了“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很难下一个好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邓不是搞理论研究的，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这个界定是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我们只需要问资本主义是不是就没有这些目标呢？真正能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就是看是否尊重和捍卫个人的财产权利。也就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研究中国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在所有制这个约束条件下来分析问题，他们不分析为了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怎么去改变这个约束条件，林毅夫教授就是这样的。而杨小凯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要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改变这个约束条件。
共产党宣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最终目标，我姑且相信有这么一个不知道多少代后代时能出现的社会，经济学者可以分析通过什么路径能达到这个终极目标。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共有制都不是通向那个终极目标的正确路径。公有制宣称他们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达到最大的社会利益，那我们得追问，这个最大的利益是不是由这个国家的公民来分享的？还是前面说过的，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的人们最有体会，不管学者们如何解释。
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中，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发展是否符合正义。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属于政治哲学或伦理学的议题，他们轻易的将这个议题放到了自己研究范围之外。公有制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他们会为了“社会利益最大化”侵犯个人的财产权利（我在此特别想谴责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评价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绩效是，往往只关注GDP这个数字，而不看其它东西。如果一个经济的增长不是正义的，那么，这个GDP可能就伴随着汗、血、泪）。这里所涉及的东西非常多，我稍微缩小一点范围。国内学者比较熟悉的罗尔斯《正义论》，虽然罗尔斯的理论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还是以这个国内学者较认可的罗尔斯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准则（概括的说）：一是基本的人权（各项每个人都具有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不可侵犯，二是机会均等的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即与前两个相一致的基础上，经济政策要改善最差条件者的利益。在公有制下，基本的人权是否得到了捍卫呢？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否满足了促进最小受惠者的利益呢？我想任何客观的分析者都不会得出肯定的结论。由于这个大的制度本身不具有正义性，整个社会就免不了很多不公的现象。
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长期在专制统治下，从未有一个统治者是将人民的福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皇权时代，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保自己的朝代不变，现在呢，是要保证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变。习总书记就任时多次强调了人民的期望、人民的利益等等，我怀着良好的心愿去揣测他是将人民的福祉作为执政的目标。同样，作为分析者，我们得看他们制定的政策是否能达至这个目标。如果还是坚守那些僵固的意识和制度，虽然目标好听，但这个路径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邓小平曾经说“后辈的人比我们有智慧”，是不是应该抛弃那些过时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不管什么主义，选择一条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道路才是最根本的。将那个早该抛进历史垃圾箱里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扔掉，那我们还能坚持什么呢？我们可以坚持共产党给人民的承诺，坚持我们是人民共和国，不用在这个头上加什么主义。
最后，我还想写一点情感上面的东西。习李等现在的执政者，从年龄上跟我的父母差不多，是长辈，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我们的祖宗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子孙也会生活在这里。我多么希望这个国家是一个自由平等、每个人都平安幸福有尊严的国度，我们的子孙在这里能幸福的生活。人的一生，短短的几十年，我们所做的能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引以为傲，能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希望的国家，有时可能就在一念之间。习现在是大权在握，完全可能成就为这个民族的福祉永载史册的功绩，也可能会建立起一个特别糟糕的制度，这也是在他的一念之间。如果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后世建起一个好的制度，当然是彪炳史册。如果他继续将现在的制度进行巩固，从善意的揣测他自己是一个开明的执政者，但谁能保证将来就不会有一个独裁者上位呢？为了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但愿执政者们能做一些顾及身后名的伟大决策。同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政策对的时候为他们鼓掌，在政策错的时候，勇敢的指出来，促使他们改正。即使是那些贪念权和财的，如果在一个坏的制度下，今天你位高权重，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倾家荡产，还落得个遗臭万年的骂名。所以，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值得每一个人为之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