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城市史上的反面典型是古代罗马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但与此同时，城市在社会人文等方面则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滑坡和危机。在注意到城市形象、识别度等在聚集人气、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之后，很多城市开始竞相追求和实施品牌战略，以改变其物质发达而文化简陋的现状。 

　　

　　 

　　

　　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城市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由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

　　

　　　　标志性建筑是城市品牌的重要代表。但正如身体长得过快而心理、情感和思想明显滞后的青少年一样，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在空间、人口与经济规模上的迅速扩张，只是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物质躯壳。特别是由于这个过程本身严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资源、恶性损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态，因而表面上繁华和强大的城市躯壳包裹的却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中国城市由此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上日益陷入焦虑与危机中。

　　

　　　　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和困境，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但问题在于，由于在心态上过于焦虑、在情感上过于单纯、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力，很多品牌战略千篇一律地成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以及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以为这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对西方设计的崇拜已成中国城市的通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近年来新建的标志性建筑大都出自国外设计师之手，尽管其中也有成功之作，但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多的则是日益严重地“妖化”着中国宝贵的城市空间和形象。因为这种城市品牌战略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与一个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并无本质差别。

　　

　　　　与之相类的还有城市品牌营销。品牌营销既需要有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更需要有现代的文化创意与设计能力。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前者基本上不成问题，城市品牌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后者。和粗放增长的中国经济一样，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上也普遍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是粗制滥造，缺乏创意。媒体曾将之归纳为四种基本模式：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使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三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主题的山水类口号。四是给做成“东方版”。如以“东方日内瓦”自居的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其二是“低俗雷人”的营销术。其中以山东的西门庆文化旅游规划和江西宜春的城市口号为代表。如果说城市口号缺乏创意和平庸化是由于文化和美学素质偏低，那么，像这种以色相为主题的品牌营销和形象传播，则表明一些城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已丧失最基本的文化底线与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无论是任人打扮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还是以色相诱的城市品牌营销，它们折射出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灵魂孱弱、文化发展热情很高但先进文化素质匮乏的中国城市的现实困境与深层矛盾。

　　

　　　　文化品牌需要长期经营和积淀，因而多半与老字号联系在一起，如文明古国、千年传承、一代代生命的薪火相传。文化建设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当下出现的这些问题，都可追溯到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现代国民性。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传统上没有时间概念的中国人已变成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如上网最爱快进、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出行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和直航、网购要能“秒杀”、创业最好一夜暴富、结婚要有现房现车……这种深层的心理问题自然也蔓延到文化品牌建设上。无论是在地标性建筑设计中的崇洋媚外，还是在城市品牌营销中不择手段地玩弄噱头，都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的成功，以最小的付出赚取最大的利润。但由于这从最根本上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因而最终使文化品牌成为没有文化的文化品牌，使文化营销沦为赤裸裸的物质与欲望狂欢。正如古人说“积德百年而可以言礼乐”，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也将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及早准备并要有足够耐心的。